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杨敏2012-7-16 16:03:48 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11年2期第124～130页【作者简介】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北京100081杨敏（1955—），女，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

【内容提要】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

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

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

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

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pariso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ociety and democracy as well asstate-society into one, which is called the Chinese idea of “state-society”. Now we have a new tendency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As a unique inheritance, this idea has its own wisdom that can give us enlightenment and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This process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China experience”in which “state-society”is the core. In the dimension of “government-enterprises-society”, social resources should be optimized as well as public service and social treatment can be innovated.【关键词】“国家—社会”/社会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社会治理“state-society”/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public service/social treatment［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2－0124－07在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表达了“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的政治理想，也蕴涵了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

“中国经验”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为“中国经验”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养分。

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有一个贯穿性的核心内容，即对构建“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的实践与探索。

一、“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三十余年的快速转型和变迁过程，一个个奇特轨迹、一幅幅亮丽篇章的不断滚动和凝结汇成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图景。

对于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而言，“中国经验”的确是未能预见和想象的陌生经验，可能引发了一些不安和排异的反应，同时也激起了各种新鲜感受和浓厚兴趣。

所谓“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

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及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与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

在这里，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与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1]。

近年来，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使我们受益良多，同时也促使我们着力把握这些经验中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的意义。

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有一个贯穿性的核心问题，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众多从西方舶来的学术话语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向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相关成果。

然而，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对于“国家—社会”问题有着明显不同的思考和回答。

在西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国家—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的常态，也是一种现实的困境。

对于中国而言，“国家—社会”是怎样的关系？或者说，在中国自身的文化和社会中，“国家—社会”的关系有着怎样的理念、历史和现实？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启示我们，对于这一范式和工具本身仍有进行检视及反思的必要。

我们倡导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国家—社会”关系给予更为合理的研究、分析和解释，以把握“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

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

以直接民主、法治方式调解群体生活中的分歧，促成社会基本利益的一致性，进而使社会共同体的底线认同得以维系，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留下的一笔人文遗产。

然而，“希腊人这种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试验，固然是硕果累累，却终于未能全胜”[2](P9)。

事实上，当每个群体都意欲将自我利益凌驾于其他各方之上，围绕着立法权和法律标准的难以协调的纷争，不同利益各方不可能找到和谐共存的现实途径。

同时，在政治上各自为政、彼此分离的地方性政权也很难为权力和权威提供具有更高整合力的合法性资源。

因此，“冲突纷争永无宁日，直到希腊彻底崩溃”[2](P10)。

对于走向“现代”的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的巨大张力似乎有增无减，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势同水火。

这种实际情势成为“国家—社会”二分模型和“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模型的现实资源。

在社会学理论中，哈贝马斯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关系所作的分析是对“国家—市场—社会”的冲突和对立关系的理论表达。

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亲属内部与非亲属内部的活动领域，正直、诚实、相互支持的责任行动得到确立，形成了社会成员的交往与沟通，因而和睦必然是普遍的。

伴随着生活世界的分化，产生了系统（市场、国家），系统进而与生活世界脱节，并对其进行侵夺和殖民化，致使生活世界日渐萎缩。

他认为，这导致了“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整合与平衡问题。

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难题与危机”[3](P247—27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快速分化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社会生活进一步多样化、多元化和分散化，社会状态也更呈动态性和流变性，社会自身的张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一点在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强调社会自身的差异性、多元性、裂变性以及无序、冲突和对抗，认为国家以全面性制度生产出强大的行政力量，对社会实施严密的监控、干预和训诫，对社会生活、公共领域及个人事务不断进行侵入和压抑，造成了社会领域的销蚀和颓败，并认为这激发了社会的对抗性行动。

他们主张，社会应当采取动员、抗争、博弈等各种能动性的行动诉求。

上述观点蕴涵着解释的排斥性：国家、市场为一边，社会则为另一边。

因而行动的选择也是排斥性的：要么为市场化张目，为国家立言，对社会侵夺；要么成为创立、保卫、解放社会的斗士。

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国家—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国学的大量相关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分析和刻画。

如钱穆认为，对于“社会”的重视是中国的一个悠久传统：“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

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

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

”[4](P38—39)他以“四民社会”来表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

”他认为，如果要为中国社会定名，则可称之为“四民社会”[4](P43—44)。

在他看来，在“四民社会”之中，又以“士”最为特别，“士之一民最为特色。

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也正因如此，对于理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士”这一社会阶层至为关键：“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

中国向称耕读传家。

农村子弟，勤习经书。

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

”他进而从中国历史的大传统来提取“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模式：“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

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

”因为“士”正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4](P44)。

钱穆不仅指出了中国传统“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独特性，而且解释了这一模式的独特构成及其核心和机制所在。

钱穆所持的“国家—社会”上下联通的观点，并非独此一家。

费孝通认为，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在中国已有极长的历史，从表面上看，中国以往的政治只有自上而下的一个方向，人民似乎完全是被动的，但这种统治不太可能维持，任何政治决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的、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

他论述了中国的“双轨政治”，指出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非政府的事务是由人民自理的。

他将在地方社区中人民因公共需要而自动组成的团体称为“自治单位”，其中，地方代表——乡绅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他们代表民间与官方协商，这一过程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另一条政治轨道[5](P149—155)。

当代中外人类学家也通过中国政治权力机制的研究，指出了地方精英在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双向作用，认为在对中国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研究中，将两者对立起来的二分法思维方式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6]。

在关于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方面，当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强调：“在中国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

”并认为，乡村庙宇、民间信仰等揭示了“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