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战后美国对日占领问题从1945年9月日本签订投降书到1952年4月美国完成对日媾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长达7年之久。

在这段时期里，美国从自身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又顾及到日本的具体情况，不断调整对日占领政策。

本文将以时间为纵线，分以下三个阶段加以阐述。

文中不当之处，请老师给予批评指正。

（一）美军单独占领与美军对日占领体制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

日本的投降与德国不同，它是在美军占领冲绳等日本周围岛屿的情况下投降的，因而出现了美军占领日本的问题。

早在5月23日，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向联合计划参谋会议提出了占领日本的两个计划。

该计划提出，用23个师80万兵力，分两个阶段占领日本。

这一计划是美军用流血的方法在占领日本的同时，让苏联进驻北海道和本土的东北地区，英军进驻九州和中国（指日本关西的山口、冈山、岛根、岛取、广岛五县）地方，中国军队进驻四国。

首都东京由美苏英中四国共同占领。

①这一计划是同德国一样，分割占领日本的，体现了盟国协调的精神。

与此同时，1945年6月1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指令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麦克阿瑟制定占领日本的计划。

麦克阿瑟的计划是用15个师的兵力先占领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下关海峡，然后用23个师的兵力占领全日本，对盟国参加对日占领抱消极的态度。

②随着美、苏在欧洲的矛盾扩大，美国对日军事占领计划，由分割占领逐渐转变到单独占领。

7月25日，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

杜鲁门也表示同意，说“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

我不想分割管制占领区。

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象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

”③8月30日，麦克阿瑟乘巴丹号军用飞机抵达日本，开始时候实施对日占领，到10日初大致完成。

占领军主要由美国太平洋第6军、第8军，第3、第5舰队和太平洋空军组成，总兵力约40万。

1946年1月起，少数英联邦军队也参加了中国、四国等地区的占领。

但当时英国面对东南亚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局面，无暇过多顾及日本；中国国民党忙于准备内战，仅派象征性军队一度参与对日占领；苏联当然更不愿将自己的军队置于美军指挥之下。

因此盟军的占领实际上是美军的单独占领。

美国为什么在日本能实行间接统治？首先，美军和日军在日本本土上没有交战，日本的政府机构和其统治体制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美军有可能利用它。

其次，可利用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天皇来统治日本。

再次，如实行军政，庞大的军人和文职官员较长时间驻扎日本，这既违背美国士兵早日复员归国的愿望，又增加美国的经济负担。

因此，实行间接统治可减轻美国的负担，而且更有效地达到预期的占领目的。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支持日本政府。

根据美国国务院和陆海军部共同拟订的《战后初期对日政策》规定，这仅仅“是利用日本现有政治形态，而不是加以支持”，“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权限……从属于最高司令官”，“如在天皇或其他日本国的掌权者执行投降条款上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时，最高司令官得要求更换政府机构或人事，或者依据直接行动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④。

美军在占领日本的同时，建立了占领体制。

日本的领土，除了冲绳和其北方部分是分别由美苏直接占领之外，本土的大部分是置于美军的单独、间接占领之下。

美国政府不希望其他盟国插手太深，所以在日本刚投降后的8月22日，向苏中英三国建议在华盛顿成立“远东咨询委员会”，遭到强烈反对。

按照《波斯坦公告》，战后日本应置于盟军占领之下，而盟军总司令部是最高统治机构；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指令，是凌驾于日本现行法律和日本政府的命令之上的。

虽然实现了单独占领的美军也曾经设想过对日本实行军事管制，即直接统治，但在进驻日本的过程中，占领军未遇到任何抵抗，而且，日本的战败投降与德意不同，日本政府未曾中断，投降交涉也是以日本政府为主体，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盟国也承认日本政府的存在。

考虑到日本的国民心理，在日本政府的一再要求下，麦克阿瑟决定放弃军管，将对日本的占领统治形式，最终确定为“盟总”指导日本政府的间接统治。

8月28日，美国不顾中苏等国的反对成立了盟国占领军司令部（简称“盟总”，GHQ）。

“盟总”具有两重性，它既是盟国驻日总司令部，又是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部，从最高司令员到工作人员都是美国军人，麦克阿瑟身兼两职。

“盟总”和麦克阿瑟对日本实行间接统治的方法是以指令、一般命令、备忘录、书信和口头指示等形式，通过日方的终战联络委员会或者直接向日本政府下达指令和命令。

“盟总”“虽然在形式上是代表联合国实行占领，但实际上，其军事上的上级机关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政治上则直接对美国总统负责，并不对其他盟国负责。

9月6日，驻日盟军总部从横滨迁至东京，从此开始了战后日本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时期。

10月30日，在华盛顿召开远东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但苏联拒绝出席，坚持主张在东京设置四国管理理事会。

后来经过双方妥协、调整，在12月召开的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决定，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设置“远东委员会”（FEC）和对日理事会（ACJ）。

两会主席均由美国人出任。

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在对日占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内部存在对立和分歧，尤其美苏的对立，因而这两个机构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总之，在对日的军事占领、占领机构以及占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美国和美军占有主导地位。

这与美国和美军对日作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战后美国推行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关系。

（二）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战后不久，美苏之间便出现“冷战”状态。

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的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冷战体制”正式形成。

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的重点是扶植西德和日本。

1947年3月12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布美国将实施援助欧洲计划（即所谓“马歇尔计划”）。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部长、前驻苏大使凯南预言：美国对压制中国的革命形势已无能为力，在东方除扶植日本之外将别无选择。

⑤在战后初期的几年里，日本工人运动日益高涨，1946年“十月斗争”由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

“二•一大罢工”的流产，成为日本战后工人运动的转机，从此工人运动走向低潮，同时也预示着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

鉴于亚洲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也把远东尤其是日本纳入其对外政策的重点。

在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于1947年11和1948年2月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可以信赖的唯一国家，是美国的桥头堡阵地。

为遏止苏联及共产主义国家，应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他认为，现行的对日政策，在解除军国主义方面颇有成效，但对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方面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因此应该重新研究对日政策。

凯南与1948年2月26日抵达日本，和麦克阿瑟商谈转变对日占领问题。

他回国后，于3月25日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一份报告。

报告认为：日本有共产主义化的危险，因此应采取遏制政策，在国际上抗衡苏联，在国内防止共产主义化。

为此，报告提出了11条建议。

凯南这个报告，后来成为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主导性意见。

为早日决定对日政策的转变，政策设计委员会以凯南的3月25日报告为蓝本，起草《美国对日政策的劝告》即NSC13文件，并于5月26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

此时，美国陆军部和国务院就削减赔偿和远东委员会的问题上有分歧，他们于9月29日分别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各自的报告，即NSC13/1号文件。

但中国革命战争形势使他们消除了分歧。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以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把日本问题和中国问题一并研究。

10月9日终于通过了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NSC13/3号文件。

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大致与凯南的3月25号的报告相同。

美国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目的是，在军事上企图把日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前哨基地。

1948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SC13/2号文件写道：停止非军事化和民主政策；如有可能重建日本军队；加强日本的警察力量；开发冲绳的美国第一线基地；暂时延缓对日媾和条约的缔结；美国继续驻扎日本。

⑥这样，日本北与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南与菲律宾联结成为美国在太平洋西岸的前哨基地。

在政治上，美国把日本变成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共堡垒”。

1948年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的日益强大，明显改变了亚洲的力量对比。

于是，麦克阿瑟更认为日本是“拦住共产主义东进和阻止其南进的防壁”⑦，妄图把日本变成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据点。

1947年以后，在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中，开始关注日本的经济复兴问题。

而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的长篇对日政策演说，罗亚尔在演说中认为，必须鼓励日本发展工业，把日本纳入美国经济的轨道，发挥“远东工厂”的作用。

此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本政策转变的基本完成。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转变体现在经济政策方面。

第一，改变了要求日本赔偿的方针。

冷战开始后，本来积极主张赔偿的美国陆军部一反常态，开始重新研究赔偿计划。

1947年1月“斯特莱克报告书”，大大缩小了鲍莱方案的赔偿规模。

但由于美国改变了对日方针，美国对斯特莱克方案仍不满意，遂又于1948年3月20日派遣约翰斯顿赔偿调查团，制定的“约翰斯顿报告书”建议将赔偿规模削减到“第二次斯特莱克报告书”的三分之一。

1949年，美国政府决定大幅度放宽对日本的赔偿要求，1950年又解放了RTAC（盟国赔偿技术咨询委员会），至此，日本被占领时期的战争赔偿问题基本告一段落。

第二，缓和了“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政策。

“集排”政策的缓和意味着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转变已经全面展开。

对日赔偿政策只涉及产业设施这一“资本的物质形态”，而“集排”政策则是限制“资本的结合形态”的政策。

《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是美国占领当局最后出台的一项经济改革措施。

所以该“集排法”实施不久的1948年3月，麦克阿瑟便收到美国国务院单方面撤回“FEC230号决议”的通知（即停止支持远东委员会于1947年5月作出的《排除日本经济力量过度集中计划案》）。

随后，“约翰斯顿报告书”也提出了缓和“集排”政策的劝告。

1948年4月19日，美国占领当局宣布，银行不作为“集中排除”的对象，“集排对象”公司最多不超过20家。

5月，美国政府又派遣一个“五人委员会”，到日本具体贯彻执行缓和集排政策。

8月28日，该委员会向麦克阿瑟提出一个《关于集中排除计划诸问题的劝告》。

这样，本来属于排除的对象接连被解除，到1950年1月“排除集中”结束时，根据“集排法”而解散的只有18家公司，实际上实行企业分割的只有11家。

⑧第三，修改禁止垄断法与加强对日援助。

日本政府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指示下，拟订了“禁止垄断法”，并于1947年3月31日由国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