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社会科学CHONGQINGSOCIALSCIENCES

2013年第9期总第226期

全球视野中国个性

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态势：一个文献综述＊

ResearchTrendofChineseJournalismHistory：ALiteratureReview

刘宗义内容提要近年来新闻史学界不断反思对于新闻史的研究，提出新闻史的研究必须突破“革命史”、“政治史”的束缚，继而转向政治传播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视野、多维度发展的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更加倾向于深挖史料，注重对媒介史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诸如文化学分析的方法、叙事学方法以及量化分析的方法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从研究的范围和角度而言，其研究范围之广、角度之新颖堪称空前。此外，对于专门史、个案和专题、新闻学教育以及新闻人物的研究也比之前更加兴盛。关键词新闻史新闻传播新闻研究作者单位山东政法学院新闻传播系山东济南250014

LiuZongyiAbstract：Studyonjournalismhistoryhasbeenreflectedcontinuouslyinrecentyears.Theresearchofjournalism

historymustbreakthroughthe“revolutionaryhistory”,“thehistoryofpolitics”manacle,andturntopolitical

communicationhistory,ideologicalhistory,culturalhistory,socialhistorythataremulti-viewandmulti-dimensionofthedevelopment.Fromtheprospectofresearchpoint,scholarstendtodigginghistoricalmaterialsandfocusingonthestudyofmediahistory.Fromtheprospectofresearchmethod,suchastheculturalmethod,narrativemethodandquantitativeanalysismethodbecomethefocusofattentionofmanyscholars.Fromtheprospectofresearchscopeandperspective,theextensionofresearchscopeandthenoveltyoftheresearchangleareunprecedented.Inaddition,forthestudyofspecialhistory,casestudiesandspecialtopics,journalismeducationandjournalismfiguresarealsomoreprosperousthanbefore.Keywords：journalism

history,journalismcommunication,journalismresearch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中国新闻传播史发

展现状及趋势》。

新闻学术界对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之势，其研究的范围之广、视角之新颖、史料之丰富堪称空前。但是，纵观这些年新闻史研究的成果不难发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总是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国革命史，新闻史的研究缺乏本位的概念。2007年以来，众多新闻史研究学者都逐渐

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从本体论的角度反思新闻史研究的方法。

一、从总体而言，史学界对新闻史研究的反思程度不断加深2007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

新闻出版与传播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５４重庆社会科学CHONGQINGSOCIAL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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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闻史有关专家的笔谈，相关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等各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新闻史研究与反思的热潮。第一，新闻史学科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的缺乏。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于新闻史的研究通常都是照搬革命史的分期法，这样就混淆了革命史和新闻史的界限，造成了新闻史研究中本体意识的缺乏。针对此问题，黄瑚（2007）提出了重新划分新闻史历史分期的新方法。他指出，新闻史应该按照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发展阶段（1815~1895年），第二阶段为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1927年），第三阶段为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1949年），第四阶段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丁淦林（2007）认为，应将民国初期、“五四”时期我们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6个时期改为两个特殊时期：1912~1927年为建立全国新闻制度的选择时期，1928~1949年为两种新闻制度的形成与角逐时期。后者20多年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渡过的，所以也可以称为战争中新闻传播业的艰难发展与巨大变革时期。第二，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转变视角，重新调整新闻史的研究框架成为当前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丁淦林根据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明确提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两范式”的观点。吴廷俊进一步将其细化，认为这两种范式就是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在梳理两范式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应该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这包括将媒介作为有机生命的有机体来看待，而不是为实现使用者目的而可任意支配和使用的工具，媒介这个主体的生存历程就是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所谓新闻史就是研究媒介生存的科学，即媒介之间的竞合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不断调整、不断平衡、协调发展的科学。李斌（2007）认为，新闻史研究应当借鉴“新史学”的路径，探求一种“新闻史”的写法，以社会史的范式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将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融合，采用叙事学方法，增加新闻史中的叙事成分，突出新闻史中鲜活的任务、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

二、从研究走向来看，由“革命史”、“政治史”的研究范式向政治传播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多视野、多维度发展，由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方向发展，其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研究视角更加开拓

2007年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全新的新闻

史学的研究方法。有研究者提出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还有学者建议把口述史作为新闻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也有人认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既要注重史料的考察，又要侧重学理的阐述。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为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广度的拓展提供学术机缘。还有论者提出：伴随中国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的变革及史学研究中的范式转型，中国新闻史要回归新闻本体，在传播学的视野中以“5W”框架展开研究，还原

事实真相。[1]不少研究者从新的视角开拓了研究领域。有学者探讨了报纸作为大众媒介在推广戏剧消费方面所起的作用。有人对晚清群体政治心态与政论报刊的关系作了分析：群体政治心态为晚清政论报刊市场的产生、发展和分化整合提供了一条分析思路。研究者还从政治文化视角讨论了清末政论报人的组织离合：门户意识、省界意识等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自主、权利、民主等现代政治价值都影响着清末政论报人的组织离合。[2]

三、从研究内容来看，新闻史的研究更加突出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发展史的研究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媒介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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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基于此，很多学者在新闻史的研究中更加倾向于对不同媒介发展历史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实证研究和新材料的发掘，或纠正以往的错误意识，或着力媒介的考察工作。方汉奇对邸报为什么会有许多异称，邸报中是否有报刊发报人自采的社会新闻，清朝民间报房出现的时间等作了详尽的考察。有学者纠正了教科书中关于“苏报案”的陈述，指出在租界的法庭上，革命派并没有如教科书上所说的“把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坛”。更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背景下发生的言论案中，却没有提到关于“言论自由”的观点。对于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需要辨正。同时，也应客观地看到，革命派报刊在重视革命宣传、重视宣传效果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报业理论的漠视，以及近代报业强烈的政治工具性取向。“苏报案”开了近代革命派报刊的一种为唤起舆论而无所顾忌、放言激烈的办报风气，却没有留下那种可以让后世新闻事业生生不息的建立制度的传统。[3]在现有的电视史研究中，都是以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成立为中国电视史的起点，在此之前国人对电视的认知如何还是个盲点。有学者试图跨过这道时间之界，考察民国时期国人关于电视的认知状况，以期把对电视的认识和研究推进一步，使广播电视学科建设更加完整。从总体上观照民国时期国人对电视的认知从三个方面展开：即科学技术方面、电影方面和新闻传播方面。有关电视认知还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处在初级阶段，传播范围有限；二是有关文献多为转述，以一般性介绍及译文为主。[4]第二，关于中国新闻媒介的研究。有学者指

出，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是抗日烽火的产物，是我们党的领导的结晶、革命传统的继承，是中国人民抗日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创造性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正确主张，讴歌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丰功伟绩，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们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

报”的方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艰苦创业和贴近生活的鲜明特色和经验，为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5]武志勇（2006）认真考

察了《晋察冀日报》的发行工作以期展示抗战时期根据地报纸发行工作者的坚韧顽强和机智勇敢，探查他们所开辟的独具特色的报刊发行之路。王晓梅（2006）深度挖掘“1956年《人民日

报》改版”的相关资料，结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主导社会发展的逻辑由“革命”变为“建设”的历史情境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历史需要，描述并分析了酝酿改版的进程；体现了以邓拓为代表的党报工作者顺应时代变化、人民的要求和新闻规律的呼唤，将对改革规律的把握贯穿于整个改版的酝酿和实践中，尝试着探索一条党报变革的新途径。改革者从“版面内容”出发，力图回归新闻本位，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人民日报》改版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并通过呈送中共中央的改版报告得以完整体现。第三，关于小报的研究。有人考察了《晶报》在报界中的地位和自我定位、话语策略的选择及其原因，认为：嬉笑怒骂、制造流言等其实也是小报的一种话语策略，包含着小报希望改变自身地位的认真努力，从而揭示了小报容易被人忽略、更生动复杂的面相。更多文学研究者对小报与文学、小说的关系表现浓厚的兴趣：中国近现代小报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主阵地和通俗文学的文化实体，登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可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小报，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缺憾。第四，关于近代民营报刊的研究。民营报纸长期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重点。有人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时务报》的内讧事件。[6]有人将目光投向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