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理论发展的两大线索摘要：本文立足制度创新理论的基本线索，提出制度创新理论发展的思路。

已有的制度创新理论大致沿着需求线索与供给线索平行发展，而需求与供给二者综合的线索可以说是该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思路。

关键词：制度创新;交易成本;制度变迁;有界理性正文：“创新”的概念和创新理论是由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和阐述的，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继承并创造了制度创新理论。

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是为了改善经济绩效，相对节约交易成本，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

新制度经济学家围绕交易成本，悉心探讨了企业起源、产业组织和外部性等问题，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使我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之决定性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

[1]其基本分析框架如下：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进行制度创新；当新制度所能提供的边际收益等于旧制度进行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时，制度创新就会暂时停止，制度结构就达到了某种“均衡”；分析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力；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更新制度的需求或供给。

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发展规律，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大致遵循两大线索，即需求线索与供给线索。

具体情况如下：一、制度创新理论的需求线索：（一）科斯的制度创新观。

科斯对制度创新的论述是开拓性的。

此后许多关于制度创新需求方面的论著基本上是遵循科斯的观点，即认为制度创新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变迁所需成本时才会发生。

科斯提醒我们，制度创新的效果在结构上并非全部都是帕累托效率的，因为导致某些决策改善的现行制度也会导致其它决策的恶化。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科斯确认了交易成本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与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着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强度，决定着制度创新能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2]（二）安德森、舒尔茨和希尔等人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分析。

安德森、舒尔茨和希尔等人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需求诱致变迁的观点。

他们认为，特定的制度至关重要，并且经常处于变化中，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安排作出社会选择。

舒尔茨还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里一个变量，而且这些变量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

他引入了两个关键的概念，即一种制度所执行的功能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均衡的概念。

建立起分析框架：假设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这些特殊服务可能是一种便利，如货币，也可能是一种用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如租赁、抵押及商品期货市场，还可能是一些信息，随着人的经济价值提高，人们不断对各种制度作出选择，这种对于效率更高的制度的需求，推动着制度不断变迁。

［3］、［4］（三）诺思等的需求引致制度创新观。

诺思继承和扩展了科斯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分析，尤其是通过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考察，为其理论提供了实证资料。

其分析框架是：当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

这意味着，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

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才可望在一个社会中发现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在他们看来，制度创新还是由人口以稀缺资源构成的压力增加所引致的。

在现代，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进一步导致了土地的废除和从以使用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度转向由农民所有的生产制度，或者转向由资产者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他们还分析了当工资相对于土地的价值提高时，当给予农民和土地所有者更大的土地控制权时，社会就发生制度创新。

［5］二、制度创新理论的供给线索：这种观点认为：制度创新的供给不可忽视，因为需求的变动趋势虽为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变迁路径的充分条件。

政治经济分析的要素是决定性的，决策者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成本和利益，才是对变迁的性质和范围作出解释的关键。

（一）诺思对制度创新的供给分析诺思对国家的分析是基于对国家特征的如下认识：国家凭借其规模经济优势，以一组服务（如，提供公正、安全的社会环境）换取收入，以使其财富或效用极大化。

因此，国家就要区别对待各种成员并对立设计不同的产权，促使国家收入极大化。

同时，国家也受其它国家或国内个人、集团等潜在竞争者制约，各国都想使自己的成员有更好的境遇，在各国，法律、公正和防务等服务供应上的规模经济都被认为是文明的基本源泉。

诺思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收入最大化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国家（统治者）总想使他由财产权制度得到的租金愈多愈好，在这个目标限度内，统治者又想节约交易成本，以便社会产出极大化，从而扩大征税的基础。

因为存在潜在竞争者的威胁和征税的交易成本，为此，统治者往往只得容忍非效率的产权的普遍存在。

同时，由于“搭便车”问题阻碍着改变制度安排所需的组织的发展，非效率产权也就始终存在。

按照一逻辑，诺思还认为，制度创新“将出自统治者，而不是出自国家成员，因为后者总面临搭便车的问题。

”［6］这表明，一旦统治者的私人收益超过其私人成本，某种变迁势必会发生。

诺思指出，为了解决制度结构的稳定与变迁，某种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的东西是必需的。

个人在试图变迁结构时可能忽视这种计算，因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该制度不公正；相反，个人也可能遵从惯例、规则和法律，基于一个相似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它们是合法的。

因此，历史上的稳定与变迁需要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理论中对个人主义理性计算的偏离。

进一步，诺思认为，组织（包括国家）总会对意识形态作大量投资，以提高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减少维护现存制度秩序的成本。

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的灵活，使它不仅能获得新集团成员的忠诚，而且也能保持老集团成员的忠诚。

至为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是给予各种集团的活力，使它们能采取与简单的、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相反的行为。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主要推动力，因为无论是维持现有秩序还是推翻现有秩序，没有这样一种行为都是不可能的。

（二）V.W.拉坦对制度创新的供给分析拉坦观察到制度创新的“供给”依赖于两个因素：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与收益相关）。

他断言，我们拥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越多，则设计与实施制度创新就会越来越好。

拉坦还指出，制度创新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

在某些政治环境下，成本简直可能是死亡，并且即使没有严厉的政治制裁，创新的成本也可能由于立法改变上的成本、法庭立案的成本、克服既得利益集团政治权力所付出的成本而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具体地，拉坦考察了宪法秩序对制度创新四个方面的影响：（１）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的调查和社会实验，或者可能起根本性的压制作用，在后一种情形，制度创新所依赖的知识基础将受到削弱，变化将受到扭曲或阻碍。

（２）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

（３）宪法秩序影响到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形式，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创新将发生方向性错误。

（４）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亦即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的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降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

［7］更进一步地，拉坦认为上层决策者净得益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必然包含政界企业家和创新者诸多政治手段的动用；制度创新的供给表是由面对政界企业家的边际成本表决定的，政界企业家试图设计新的制度并解决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在他们看来，如果政界企业家由制度创新得到的预期收益超过动用这种创新所需资源的边际成本，则制度创新的供给将有保障。

但是，鉴于政界企业家的私人收益不同于社会收益，制度创新的供给是不会达到社会最佳水平的，由此可见，制度创新的供给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或力量对化。

［8］（三）林毅夫的强制性制度创新理论在制度创新的供给分析方面，林毅夫把理论往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创新理论。

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施的。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所以，如果把诱致性制度创新作为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则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

为此，国家干预的强制性变迁就可以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提供补救，当然，国家干预同时引起国家的成本与收益，故此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为的激励，也构成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问题。

具体而言，当出现制度不均衡时，假若制度创新会降低统治者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非效率的不均衡。

换言之，统治者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它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边际收益要等于预期边际成本。

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动力去执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

进一步讲，维持一种非效率的制度安排与国家未能采取行动去消除制度非均衡，此二者同属于政策失败。

政策失败成因在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9]三、制度创新理论发展：制度创新理论沿着需求与供给两条主线不断完善与发展，形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建立制度创新的实施模型方面的努力却十分不够。

国际经济增长中心［10］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结合起来，把明确模型与经验检验两相对应，为使制度创新理论进一步精确化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个框架假设，制度安排是制度创新中的内生变量，而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被视为外生变量。

许多学者假设现行制度无法获致潜在利益，并且只要改变现行制度的收益大于成本，就会发生制度创新。

他们忽视了从开始变革到变革见效并最终得到补偿之间的时间因素，它会影响人们对变革的支持态度，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或成本，可称作“变革的绝对成本”。

［11］一般地，对于有效率的制度创新，人们在变革初付出的成本最终会得到某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补偿。

但问题是，就象生产过程，尤其是技术创新过程存在投入产出“时滞”一样，制度变革从开始支付改革成本到改革初见成效直到成本得到最终补偿，也存在一定的“时滞”。

就那些较重大较复杂、涉及面广、程度深的制度创新而言，时滞可能相当长。

在这个长时期内，假如人们只投入不产出，只付成本不得收益，则丧失了旧制度原有的东西，又在新制度中一无所获，这就很难维持人们对变革的支持。

进一步地，假如人们对于所蒙受的损失能否得到补偿丧失信心，就会转而抵制变革，结果变革过程在巨大的摩擦与阻力下面临失败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