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华裔美国文学Homi K. Bhabha’s Post-colonialist Theory an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代表人物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1949年出生在印度孟买，现任（2008年）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

巴巴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与萨义德（Edward Said）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一起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

其主要批评著作有《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以及他主编的《民族与叙事》等。

霍米·巴巴是一位重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善于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角度，对外在的强迫的权力如何通过心理因素扭曲人性加以描述。

他在《后殖民与后现代》一文中指出，殖民批评旨在揭露以下三种“社会病理”：一是在争夺现代世界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的斗争中，文化表象之间不平等和不均衡的力量对比关系；二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为不同的国家、种族和民族设定一个霸权主义规范的；三是揭露现代性的“理性化”过程是如何掩盖和压抑其内在矛盾与冲突的。

在他看来，在后殖民和后现代语境中，真正的学者必须永远质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的阶级民族立场，甚至性别为何？自己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言说方式来展示自己声音的？因为差异性是很难抹平的，任何想通过语言达到完全彻底的思想“对译”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在通过各种话语的交流中，恰好是看似无意义的、抹平差异的说法，隐藏了一种话语暴力、意义误读和更大的文化危机与文化矛盾。

只有承认这种危机和矛盾，才能真正促使双方达到真诚的理解和对话的可能，否则，对话仅仅是掩盖了差异的文化霸权的一种文化策略而已。

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既不是定位在后殖民宗主国的文化的普遍性意义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抹平差异的所谓多元话语的问题上，而是定位在“处于中心之外”的非主流的文化疆界上。

这使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永远不封闭的、未完成的文化构成物。

在崇尚普遍性潮流中，霍米·巴巴标举边缘文化立场，是相当有眼光的。

他认为，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而这种改写不仅是话语权力或文化策略方面的，也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批判方面的，所以，这种改写也许是第三世界文化获取自己的合法性，使自己的边缘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不至于过分恶化的重要前提。

霍米·巴巴强调，在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进行改写时，要注意它所具有的边界，即必须反对性别歧视，反对帝国主义和新种族主义等，因为一切忽视文化差异的结果，一切抹平少数话语的立场的做法，其最终结果都可能是复制老牌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使得全球性的文化丧失差异而变成一种平面的模块，那将是人类文化的末日。

霍米·巴巴的理论深思熟虑探究了文化差异或者他称之为文化“方位”的性质。

他定位他独树一帜的后殖民论：“背靠文化差异的概念，我试图把自己放在界线性的立场，放在作为差异的文化的生产性空间之中，放在差异或他者性的精神之中。

”针对这“文化差异的围堵”，他引入了“混杂性”(Hybridity)（也称为杂合性、杂交性或杂糅性）这个概念，将它置于另一种三维辩证的作为他者的第三化型之中。

“杂合”(Hy brid)一词源于生物学,后被引用到其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

它指具有了发生交流双方的特点,但又是不同于双方的混合体,而且具备了双方不可比拟的优点。

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持续不断处在混杂性的过程之中。

但是对于霍米·巴巴来说，混杂性之重要并不在于能够追溯两种本原，而让第三种从中而出，反之混杂性对于霍米·巴巴来说，是令其他各种立场得以出现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

第三空间置换了建构它的历史，树立起新的权威解构、新的政治动因，而这些都是现成的智慧未能充分了解的……文化混杂性的程引发了一种不同的东西，一种崭新的以前未被认知的东西，引发了一个意义和表征的谈判的新时代。

第三空间生产性的能力具有一种殖民与后殖民的起源，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因为心甘情愿降格走进那一块异邦领土，就像霍米·巴巴领导你们的那样，可以明，从理论上认知阐述的分裂空间有可能开辟通向一种国际文化的概念形成。

其基础不是多元文化主义或杂多性的异国情调，而是文化混杂性的撰写和表达。

为了那一目的，应当记住正是“际”这个转译和谈判的边缘，这个“内”—“间”空间，承载了文化意义的重负……探讨第三空间，就有可能避开极端政治，而将自己表现为他者。

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有时候玩世不恭地游荡在边缘之上，是为了一个无空间根基的文学修辞，一个漂浮的隐喻，表征着一种无意中遮掩了时间对空间悠久特权的批判历史意识。

虽然如此，巴巴在《文化的方位》中，仍卓有成效地巩固了一种第三空间文化政治的策略构想，帮助第三空间从霸权史学和历史主义之解脱出来。

这本书的一些段落同样不失为一种过渡性概括，连接了我们到过的地方和面前的路程。

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代表人物霍米·巴巴。

通过全面考察巴巴的知识生涯和细读他的代表性著作，认为，与另两位后殖民理论大师相比较。

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了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发展的最新阶段。

即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这种批评的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

巴巴的批评理论的建树主要体现在：1、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糅为一体，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批判风格；2、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文化身份认同和少数族裔的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3、他的模拟概念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4、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的语言中心主义模式。

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巴巴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身份/认同（Identity）在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identity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的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性别、阶级、种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另一方面，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它也就可以被理解为认同。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及为什么要追问是谁。

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

自我/他者（Subject/Object）对身份和认同进行讨论，必然会引出一个关于“我”（我们，主体）与“他”（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问题。

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叙述者“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者“他”）密切相关。

在一个后现代的语境中，关注自我/他者的问题，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进行讨论。

例如殖民与后殖民、男人与女人、白种人与黄种人等。

对于自我/他者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通过文化研究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由此解构和消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既定的概念与偏见。

混杂性（Hybridity）从词源上来讲，混杂性一方面指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混杂，特别是人种方面的混杂；另一方面指的是语言，尤其是不同语系、语种或方言之间的混杂。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最早将混杂性的概念借用到了后殖民理论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

在后殖民研究中，巴巴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统治与压迫并不仅仅是权力的单向运作，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交织、难以严格划界和区分的。

被殖民者通过带有差异的重复模拟殖民话语，使之变得不纯，从而进一步解构、颠覆殖民话语。

巴巴还特别强调被殖民者的能动性（agency），认为唯有混杂的状态才能使能动性成为可能。

巴巴之外，比尔·阿什克劳夫特等人对混杂性的解释更加具体。

他认为混杂性是“由殖民行为所带来的两种文化接触地带所产生的跨文化形式”。

在后殖民话语中，混杂现象既不完全属于殖民者一方，应该注意的是，它也不完全属于被殖民者一方，它一方面重复现有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也在殖民压迫下又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以新的文化来抵抗旧的文化。

共荣共生的华裔美国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与其产生、发展相隔了一百多年，而且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其内涵也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

华裔美国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不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且是共荣共生的关系，所以要了解华裔美国文学的定义，势必首先了解亚裔美国文学的定义。

1.华裔美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据美国研究者的考证，华裔美国文学的发生发展迄今已经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尹晓煌（Xiao-huang Yin）出版于2000年的《1850年以来的华裔美国文学》把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原点定在19世纪中期。

中国的“鸦片战争”和美国的“淘金热”使美国西海岸的中国移民数量激增，他乡寻金的“金山客”已经把家乡的歌谣带到了美国，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加入了异乡的生活体会，思乡的种种感念，成为早期华人移民心声的表达，被认为是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源头。

2.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和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命名，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紧密相连.美国民权运动树立了多元文化主义。

催生了亚裔美国人作为亚裔的族性意识，引发了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泛亚运动”（“Pan-Asian Movement”）。

作为“种族政治”的有力工具，亚裔美国文学在这一阶段有了自己的命名，在美国文学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批新的华人作家蓬勃成长起来，并且在全国取得了显赫成就：他们是小说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雷祖威(David Wong Louis)、任璧莲(Gish Jen)、和伍慧明（Fae Myenne Ng），戏剧家赵健秀(Frank Chin )、黄哲伦（David Hwang）和林吉莉（Jenny Lim），音乐家/作曲家弗莱德•何（Fred Ho）和乔恩•江（Jon Jang），还有电影制作人王颖（Wayne Wang）和彼德•王（Peter Wang）。

”3.中国台湾的亚/华裔美国文学研究起步较早，声势也很大，较早就加入了亚/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和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