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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第5期□李霞从文明的冲突透视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
新闻自由在英国和美国的发生和发展是英国和美国各自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因素在本土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新闻自由以及它内在含有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西方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高度推崇的理性和自由的理念，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合理性的现实延伸。新闻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本文的理论框架———文明的冲突的理论———由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27-2008）系统地提出。本文先介绍新闻自由在英国和美国的早期发展历史，并从亨廷顿的三本主要著作中提炼出他的文明冲突理论主要命题及其五个理论假设，最后尝试用文明的冲突的命题和假设分析新闻自由在英国和美国的早期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西方主义色彩。一、理性和自由的理念对新闻自由在英国和美国早期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新闻自由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主要受启蒙运动及其理念的推动，是在反对皇权专制和英国国教专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经济上新兴的资产阶级是其代言人。在16世纪的英国，皇室和宗教机构对出版自由有严格的限定。1534年亨利八世规定印刷商营业之前需要得到皇室的许可。1644年清教徒思想家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出版了《论出版自由》。但是直到1694年，许可证制度才完全失去效力。这是一个显然的进步，尽管随后政府通过了一个《印花税法》（StampAct），对新闻出版的控制仍然保留了关于叛国罪和煽动性的诽谤罪的条款，和禁止报道国会活动的规定。以上进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削弱了英国的传统政治力量，同时反对英国国教的宗教持异见者的力量也帮助了新闻事业的发展。1859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1806－1873）出版了《论自由》（OnLiberty），他从理性原则和符合大多数真正利益的功利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实行言论自由的政策可以防止“多数人的暴虐”，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不能容忍非传统的见解，他们以人数上的优势压制少数人。总的说来，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体现了“一个政府越是巩固，它就越不怕别人挖它的墙角，它给予新闻报道的自由就越多”。〔1〕与英国相比，新闻自由在美国的早期发展的推动力更多地来自于1608年五月花（MayFlower）102名新教徒带到北美大陆的追求宗教自由和个人自由的理念。他们订立的《五月花公约》对后来制定《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三者精神基本类似。作为成功的印刷商并对美国新闻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有一句话体现了新闻自由在美国明显是和美国人高度崇尚个人自由是密切相关的：“那些可以放弃基本自由而换取一点暂时安全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作为美国报纸的诞生地的新英格兰，是美国新闻自由早期发展历史的主要摇篮。当年很多清教徒从普利茅斯港登陆之后，很快迁居到以波士顿为核心的新英格兰地区。1636年，清教徒们创建了哈佛大学。1638年他们在哈佛大学所在地坎布里奇（Cambridge）建立了北美第一个印刷所，出版了第一本书是《1640年马塞诸塞湾赞美诗》（BayPsalmBookof1640）。1704年创立的《波士顿新闻信》（BostonNewsLetter）一般被认为是美国新闻史的开端。于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基本保持了加尔文主义的神学传统和长老会等新教教会传统。这种传统既强调严格的宗教戒律，也更强调社会各个领域的自我管理，以及个人良心在任何世俗权威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摘要：论文回顾了新闻自由在英国和美国的早期发展历史，总结了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理论的主要命题和五个理论假设，并以亨廷顿的理论框架分析新闻自由的在英国和美国的早期历史发展，得出如下结论：新闻自由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它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一种价值中立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闻自由应该被置于发展主义的媒体制度框架中加以考察；对中国而言，从现实的角度看，还应该考虑到儒家价值观的一些元素对中国人的自由观和新闻自由观的影响，乃至对媒体制度发展的影响。关键词：新闻自由；文明的冲突；英国；美国；民族主义〔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10）05－0111－03
［收稿日期］2010－02－28［作者简介］李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争鸣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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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第5期前的自由。后两者和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1729－1797）的政治理论一起推动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并在《独立宣言》中得以充分地表达。新闻自由在美国的早期发展也戏剧性地参与“美国信念”的铸造过程中。早在1692年，威廉·布雷德福就陈述了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认为对政府官员进行批评的权利是新闻自由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直到在1735年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Hamilton）成功地在曾格案中为曾格（JohnPeterZenger）进行辩护之前，威廉·布雷德福提出的出版自由的原则还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在曾格案中，安德鲁·汉密尔顿的辩护词主要围绕自由原则而展开，极具感染力。此后，美国逐步确立了对官员进行批评的权利被认为是检验新闻自由的试金石，同时也推动了英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到了独立战争期间，美国新闻业虽然具有严重的党派色彩，各种报刊杂志为了各自的党派利益不遗余力相互攻击，但是也由此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逐渐地认识到新闻事业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新闻事业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体传播手段，在高度重视政治参与的美国民主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各派力量都十分重视报刊的作用。1789年作为各派意见的妥协所制定的《权利法案》（BillofRight）第一条表明了自由是首位的原则。至此，美国的新闻自由在法律上才真正得以确立。在法律上确立新闻自由（以及宗教自由）方面，托马斯·杰佛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作出了重要贡献。1787年，他写给卡林顿（Carrington）的信中说道：“若由我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2〕从上述英国和美国的新闻自由的早期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新闻自由原则在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上的确立，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传统的自由观在新闻出版业的延伸，反映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高举人的理性和自由的合理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从而在历史发生学意义上使得新闻自由具有比较浓厚的西方文明色彩。所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主要产生和发展于西方社会的新闻自由的理念和实践，能提供一定的帮助。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的主要命题和理论假设亨廷顿是一位有世界性影响的美国政治学家，也是一位在文化研究方面杰出的学者。他在1993年和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美国“9·11”事件之后，这本书急剧升温，持续位于《华盛顿邮报》图书排行榜非小说类榜首。他早在1968年出版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被弗朗西斯·福山评为该书“也许是最后一次构筑政治变迁大构架理论的认真努力”。〔3〕该书使他在41岁时成为美国政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2004年，他又出版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WhoAreWe？TheChallengestoAmerica’sNationalIdentity），强调在美国未来的对外关系中，美国应该放弃世界主义方案和帝国主义方案，采取民族性质的方案，走民族主义的道路，把保持美国民族特性放在首要地位，继续使“盎格鲁－新教文化对美国国民身份／国家特性始终居于中心地位”。〔4〕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的主要命题为：冷战之后，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再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而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别，或者说，主要冲突主要发生于从属于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因为宗教已经成为文明的核心因素，所以21世纪的主要冲突将可能是宗教的冲突。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包含如下5个理论假设。理论假设1：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出现于大约公元700年到800年，地理上包括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在19世纪末，美国同欧洲只要很少的往来，而且那时美国自认为是和是欧洲相对立的国家，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片充满自由、平等和机会的土地，而欧洲却代表着等级和压迫。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欧洲的更加广泛的认同感得到了加强，因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5〕英语和广义的基督教信仰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相互认同。理论假设2：亨廷顿认为，普世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因为从构成西方文明的主要要素英语和广义的基督教来看，它们并没有在全世界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首先，亨廷顿从统计数据上分析英语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性语言，因为不仅讲英语的人口数在讲至少有100万人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而且英语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非西方化了，因为全世界讲英语的人正在日益讲不同的英语。其次，无论是广义的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各自能够形成普遍性的世界宗教。理论假设3：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首先，两者在发生时间上不一致。西方文明产生于公元8世纪和9世纪，而现代化始于18世纪。其次，两者的内涵不一致。构成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是：古典遗产（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最主要的特征）、欧洲语言（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宗教和国家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与西方化不同，现代化体现在这六个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等的不断提高。理论假设4：亨廷顿认为，美国不能为其他社会的现代【争鸣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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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第5期化过程提供政治现代化的模板，因为美国政治制度对这些需要现代化的国家基本没有参考价值。美国政治体制的两个主要特点是英国的都铎制度和大众参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都铎时代的，“明显带有中世纪的烙印”。〔6〕早期美国人崇尚的都铎政体及其观念体现在美国独立后各州制定的宪法以及1787年的联邦宪法中。“美国宪法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而且大部分是将殖民地时代已经存在的惯例和制度形诸文字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正规化的产物。”〔7〕理论假设5：亨廷顿认为，在未来（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和世界的可能关系有三种方案：世界主义方案、帝国主义方案和民族性质的方案。亨廷顿赞成民族性质的方案，他认为除了少数精英，大多数美国民众也比较赞成民族性质的方案，因为他们看到以前在拉丁美洲地区推广美国民主制度的实际结果是反对美国的政权势力的上台，以及该地区在政治上长期的动荡不安。民族性质的方案是指，美国可以保持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社会文化特性，使之不同于别国人民的社会和文化。本文以《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为基础，总结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框架主要由上述一个主要理论命题和5个理论假设组成。三、从文明的冲突理论框架分析西方的新闻自由运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框架分析西方的新闻自由，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亨廷顿本人的倾向性；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承认他的有倾向性的理论中也含有很多客观性内容。首先，就亨廷顿本人的倾向性而言，他承认他的理论更多地受到他的爱国主义的影响。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的前言中，他坦承“我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这两种身份写作本书。”其次，他的理论有很多关于美国历史和现实的客观性成分。从美国历史发展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国家特性和民族特性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因为开始，美国是由一批逃避英国本土宗教迫害的新教徒或清教徒在北美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在之后很长一段的历史时间里，随着大批移民（尤其是大量的非欧洲移民）涌入美国，美国的新教气氛逐渐淡化，其价值观念转为并普遍地渗透进美国社会，表现为具有泛神论特点的美国人的公民宗教或者所谓的“美国信念（AmericaCreed）”。于是，民族性质方案的价值在于它承认并维护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美国的公民宗教和美国信念。新闻自由在欧洲更多地与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而新闻自由在美国更多地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影响；以上不同，构成了新闻自由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些差别。但是冷战结束以及“9·11”事件促进了欧洲和美国在社会文化上的相互认同。这种相互认同的主要结果是加强了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霸权地位，以对抗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维护西方国家的现实利益。换而言之，从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的霸权主义理论看，新闻自由在国际政治中已经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一种价值中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对此，亨廷顿的思维表现出罕见的敏锐，他在理论奠基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第一章开门见山说道：“实际上，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8〕他接着说“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9〕最后，他说“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推翻政府可谓易如反掌：一个连，两辆坦克，半打上校就够了”。但没有哪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共产党政府曾被军事政变所推翻过。共产党人对这些国家所构成的真正威胁不在于他们推翻政府的本领（此事易），而在于他们建立政府的本事（此事难）。他们也许不能给予自由，但他们的确能提供权威，建立能实行统治的政府。当美国人煞费苦心地试图缩小这些国家的经济差距时，共产党人则给它们提供了经过考验并被证明能够消灭政治差距的方法。当那些深受冲突和动乱之祸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10〕上述话可以作为本文结语。至于关于新闻自由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发展主义的媒体制度框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有现实价值的探索空间，它“主张不能抽象地实现媒体的自由，而要在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上谈媒体自由，媒体的首要责任是促进国家发展，社会责任优于媒体的自由权利；为了国家的利益，有些情况下要牺牲媒体的自由”。〔11〕对中国而言，从现实的角度看，还应该考虑到儒家价值观的一些元素对中国人自由观念和新闻自由观的影响，乃至对媒体制度的影响。这些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议题范围。■参考文献：［1］［美］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和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美］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和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第91页．［3］［6］［7］［8］［9］［10］［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序言、80、81、5、6－7、7．［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1：27．［5］［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1：47．［11］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01．责任编辑：邱枫【争鸣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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