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级8班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许威2013185(1)《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的文义“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形式进行论述,阐释了“弟子”在家、在外、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求学等方面应具备的礼仪与规范。
《弟子规》是一部成书于清朝并广为流传的儿童启蒙读物,目的就是要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为将来成长和发展奠定基础。
(/ subview/64511/7311161.htm?fr=aladdin)总序:“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段话的意思是“弟子规”这本书,是依据圣仙师孔子的教诲而编成的生活规范。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
其次在一切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用。
和大众相处时要平等博爱,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学习,这些都是很重要非做不可的事,如果做了之后,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就应该好好的学习六艺等其他有益的学问。
“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讲的是德育教育,“则学文”是属于智力教育,圣人将学文放在最后,教育学生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多多学习技艺,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德育教育的重视,将德育教育置于高于智力教育的位置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注重仁爱礼貌的礼貌特征。
《弟子规》教育众人首先要孝敬父母,恭敬兄长,继而将对父母兄长的尊敬扩大到社会上,做到仁义礼信,进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散播爱心,从这个爱心传递的阶级来看可以看出中国是尤为重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兄长间的和睦相处的,其次才重视对于社会和身边群众的奉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尤为崇尚在家庭中的传统礼貌、重视家族主义精神,将家庭礼貌视为高于社会礼貌的一种传统。
父母对子女付出了无私的爱,子女就应该回报给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将对父母的爱扩大到社会,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一个不忍心损害父母利益的人怎么忍心损害公众的利益呢?只有明白这些道理,将这些道理付诸实践才能去学习技艺,否则空有知识,不懂道理,只是增长华而不实的习气,成为一个不切实际、不遵循社会公德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之所以重视德育教育,将德育教育视为比智力教育更急迫的事情是中国人礼貌原则的重要体现。
(2)《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等,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
《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儒家思想重视伦理道德的德育教育,因此,从《三字经》的很多行文片段都可以看出作者的道德教育思想。
比如说:“首孝悌,次见闻”可以看出作者同样强调德育教育应当先于智力教育,这同《弟子规》里对于德育教育的要求是一致的。
再者,“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这一整段都是在讲为人女子的应该孝敬父母、恭敬兄长,年少时要多亲近道德好的老师和朋友,以便学习礼仪、礼貌,再是学习知识,并且用两个典故“黄香温席”和“孔融让梨”来向学习者展示好的榜样,看他们是如何孝顺父母、恭敬兄长和友爱他人的。
《三字经》中所讲授的到的礼貌除了强调在家族中的“对父母孝顺、对兄长恭敬”的家族礼貌,在社会中“关心他人、宽容助人”外,还涵盖了所有社会关系中应该遵守的道德礼貌。
比如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两段话就是在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貌要求——严格恪守三钢五常,不许动容,使之紊乱。
在这段话中,作者具体阐述了中国传统礼仪对社会关系中需遵守的三个行为准则“君臣之间的言行要合乎仪礼,父母孩子之间要相亲相爱,夫妻之间要和睦相处、宽容大度”,以及个人在社会中活动时要做到“仁爱、讲理、诚实守信、言行礼貌得体”以保中国礼仪之邦的面子。
总的来说,《三字经》中对中华礼仪的内涵涵盖之广、之深,可以从对于家族成员的礼仪中、对于社会成员的言行中、对上、对下均有要求,足以体现出中国文化重视长幼有序、克己尊人、谨言慎行等等礼貌特征。
(3)《弟子规》和《三字经》都是在儒家思想的精髓影响下作出的经典,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
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subview/40289/40289.htm),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所以,儒家思想的礼貌观其实就是讲究“长幼尊卑有序、君臣民有别”的一种等级区别,要做到礼貌得体就是要严格遵照这种社会关系,每个人要找准自己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按“三纲五常”进行得体的言行。
虽然在不同文化当中重视的礼貌因素不同,我们同样可以借用Brown& Levinson关于面子威胁行为的大小来商榷在中国文化中怎样采取得体的言行。
Brown&Levinson认为:“对面子威胁行为的大小估算都包括以下三个因素:(1)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用D表示);(2)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相对权势(relative power, 用P表示);(3)特定的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强加的绝对级别(absolute ranking od imposition,用R表示)”,对面子的威胁大小可以用公式Wx=D(S,H)+P(H,S)+Rx来表示,用来解释儒家思想认为的礼貌得体就是君臣之间、长幼之间说话要讲究策略,君王对臣民用语要注重语言的使用,臣民的服从也要越绝对越好。
君臣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相对权势越大,君王对于臣民提出的要求强制性较强,君王对于臣民的话语面子威胁相对就较大,说话就更需要调动言语策略,反之,臣民对君王的服从就要越绝对,否则就会损害君王的面子,这在儒家思想里就是不得体的行为。
在家庭成员中也是一样,长辈对于晚辈的用语要体现仁爱思想,否则就会威胁晚辈的面子,反之,小辈对长辈要越恭顺越好,越恭顺越越不会损害长辈的面子,这是礼貌的表现。
(6)在重庆,经常可以在公共场所听到有人称陌生人为“老师”,尤其是向人问路、祈求人家帮忙的时候通常都使用这一称谓。
在重庆,不论男女老少,不分年纪、职业、地位,通通都可以被称为“老师”。
这一现象主要是出于礼貌的考虑,而非传统意义上对于老师这一职业的理解。
我们平时虽然称呼学校里某教师为“某老师”,但这里的“老师”其实是教师这种职业,“传道授业解惑”是其基本功能。
明清以来,一般称教师为“先生”。
直至19世纪末,辛亥革命将西学(美式教育)引入中国,创办新式学校后,便开始在《学生操行规范》里面明确将教师称谓定义为“老师”。
但绝大部分学生约定俗成将“先生”改称为“老师”,则是从国民政府时代开始,并一直沿用至(/subview/20700/5244755.htm?fr=aladdin)。
老师尊称传授文化、技术的人,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
从老师的功能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老师多用于指可以给别人提供帮助的人,从老师的地位来看,老师多是得到社会尊敬的一类人,重庆人选用这个称谓来称呼陌生人是沿袭了老师这一职业的特殊功能,使用这一称谓暗示着使用老师的基本功能,即寻求他人的帮助却可以显得尊重他人的社会地位。
从Leech的礼貌原则的六准则“策略原则(Tact maxim)”和“宽宏原则(Generosity maxim)”来看,这是贬低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他人社会地位的表现,为了寻求到成功的帮助,说话人采用这两条准则,使对方受益较大,受损较小,自身受益较小,受损较大,话语显得礼貌得体,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能维护说话人和听者的一个友好交际环境,使寻求帮助实现可能。
另外,根据Brown& 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Face Saving Theory,FST)可以分为“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积极面子即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消极面子则是指不希望得到他人的阻碍、干预。
Brown&Levinson 还提出了五种补救策略,其中“积极礼貌策略”和“不施用面子威胁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重庆人使用“老师”这一称谓的礼貌性。
在公共场合求助时,我们通常不知道我们求助的对象的年龄、职业、社会地位等等,无法合理地根据社会距离、相对权利这些因素来施行礼貌的言语行为,为了避免对对方的称呼不当损害对方的面子,重庆人采用了“积极礼貌策略”提高对方的社会地位(“老师”在社会关系中属于受尊重的一方),贬低自己的身份,让对方感到愉悦从而维护了一个友好的交际环境,同时这一称谓的使用还使用了“不施行面子威胁的行为”这一策略。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不了解交际对象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对方的年龄、职业作出错误的估计,比如说:将比自己年长几岁却着装偏老气的女人称为“阿姨”就有损了对方的积极面子,为了避免这种失误,统称为“老师”不失为一个礼貌的选择。
参考文献:1.何兆雄,《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