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谭恩美的新作《接骨师的女儿》解读陈爱敏Ξ内容提要: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2001年3月推出的新作《接骨师的女儿》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母女间的感情纠葛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对对方身份的认同以及感情交流的障碍是驱使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动力。

作品虚构中蕴涵着真实,个案中折射着全部,是作者自己母女关系的再现,是千千万万个移民母亲在异国的土地上苦苦挣扎史的真实写照,是中美两国友好交往史的回顾,同时也是作者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所寄予的希望。

关键词:母女关系　记忆与失忆　文化差异　虚构与真实谭恩美是90年代开始在美国走红的美藉华裔作家。

至今她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和两部儿童题材的作品。

处女作,也是她的成名作《喜福会》(1989)一推出,就在美国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该书跃居美国畅销书榜首达9个月之久,而且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25种文字。

之后又被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

小说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作者探讨了美国白人和有色人种普遍关心的母女关系,向读者揭示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邃的道理:理解、沟通与互信是调和和建立两代人之间友好关系的桥梁。

母女关系的主题在谭恩美的第二本小说《灶神之妻》(1991)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作品中具有不同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的母女两代人,互守秘密,并由此而引发了一连串的误解与冲突。

但是,当女儿了解到母亲痛苦的过去之后,袒露胸襟,将自己隐藏了多年的秘密告诉给母亲。

最终,两代人僵持多年的紧张关系得以冰释。

十年之后,经过许久的沉默,谭恩美再次将视点集中于母女关系这一主题,在2001年3月推出了她的新作《接骨师的女儿》。

小说一面市,就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

不久,评论界也给予高度的评价。

批评家基米・爱德华兹认为:“谭新近出版的小说是她几本书中最好的作品,对母女之间痛苦而复杂的感情和男女间微妙而又尴尬的关系的洞见甚至超过了前一本小说(《喜福会》)”(Edw ards)。

那么,是什么使谭恩美对华人移民的生活如此着迷,而重新回到母女关系的主题呢?小说的寓意何在?记忆・失忆・回忆谭恩美之所以重新回到母女关系主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在她第三本小说出版后的五年当中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使她再次挖掘母女关系主题,这就是与她相Ξ陈爱敏,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本课题受江苏省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资助(99SJB750.47-99002)。

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依为命、含辛茹苦,在异乡的土地上度过了大半辈子的母亲和在她写作生涯当中给予她帮助使她成功、亲如母亲的编辑的相继去世。

另一方面,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即母女关系所包蕴的深刻喻意:它是一个古老、一个年轻的中美两国关系史的象征,它折射着东西方文化互相碰撞、沟通和交融的历史,也预示着在全球化时期到来之际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相互共存应采取的态度。

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她挖掘记忆,通过回忆将华人移民几代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在异国的土地上痛苦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以此来抗拒失忆。

和她以往的作品一样,谭恩美这次还是从自己生活经验中汲取了创作灵感,写成了《接骨师的女儿》,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关于记忆、失忆、努力抓住某些回忆写成的书,所以是极度私人的作品,是有关过去五年来我所经历的事情”(T an40)。

1995年在谭恩美出版第三部小说《神秘百感》之后不久,她母亲被诊断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接着,她的好友,家住纽约的编辑被诊断患上了癌症。

对于谭来说这是最痛苦的时期,她既要照料母亲,还要不停地去看望这位编辑。

“但对我来说又是一生中最棒的时期。

照料一个病人,而且一直到她去世,这当中有很多奇妙的东西”(T an40)。

母亲记忆力的渐渐丧失,使谭恩美对“记忆”产生了极大兴趣。

因此,她要写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她将小说的第二部分安排在20世纪初的中国,那段时间恰好是考古工作者从地下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时期。

这就像考古,挖得越深,也就越能找到人们所需要的东西。

人们将挖出来的东西一块一块地拼接起来,将历史。

“我一生也在不断地挖掘有关母亲的故事,一直到她去世”(T an40)。

小说扉页上的谢辞就足以说明她所了解到东西的重要:“在母亲弥留之际,我才知道她及外祖母的真实姓名,谨以此书奉献给她们:李丙姿和顾京梅”(T an1)。

母亲和外婆真实姓名的发现,给谭的小说增添了难得的真实素材。

在蒙受了失去亲人痛苦的同时,她几乎推翻了已经写好的初稿,努力挖掘记忆,通过回忆,将即将忘却的东西记录下来,将历史与真实、记忆与想象编织在一起,在沉默了五年以后,“终于推出了今天的这部充满激情,既可以看作是自传,又可以看作是小说的力作”(W illiam5)。

与《喜福会》一样,《接骨师的女儿》仍然以中国和美国为背景,让读者穿行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真实之间。

作品叙述的话题虽然依旧是充满张力的母女关系,“但这本小说焦点更加集中、浓缩,不是《喜福会》的母女四重奏,而是围绕一个家庭中三个女性的独奏曲”(Sach s72)。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鲁丝・杨是华人移民的后代,是一个混血儿,现已年近50,没有结婚,但与一个美国语言学家以及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

她专门从事鬼题材的创作,而且很成功。

平时,她经常帮助那些自学写作的人改稿,给别人的建议和忠告受到了创作者的欢迎。

她能帮助别人,却无力去缓和她与母亲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缩短与男友在感情上的距离。

鲁丝的母亲路玲在中国出生、长大。

路玲在唯一的亲人母亲的教育下,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二战期间,为了逃离战乱,她漂洋过海来到美国。

在旧金山生活了几十年,但英语说得十分蹩脚。

她不想学英语,也不愿说英语。

在女儿的记忆中,她是个行动古怪、生性孤僻、意志消沉、动不动就要自杀的妈妈。

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变得越发不可理解,她思维混乱,开始失忆。

鲁丝从医生那里得到了证实,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母亲孤身一人,为了照料她,鲁丝只好搬回家住。

重又回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勾起了她许多有关童年的痛苦回忆。

在整理杂乱的房间时,她发现了一大捆手稿。

鲁丝对这书写公正、字迹清秀的毛笔字十分熟悉,以前母亲曾给过她一些这样的手稿,但她只看了几页就塞到书桌里,再也没有读过。

现在,眼看母女关系主题再回首亲人就要离去,鲁丝决心弄清楚母亲在她失去记忆之前写了些什么。

随着母亲过去“秘密”的层层揭开,鲁丝对母亲难以理解的行为和古怪的性格才算有了真正的了解,对母亲的同情与宽容之情也油然而生。

小说的中心部分是作为女儿的路玲,对记忆的发掘和对历史的再现。

路玲生在北京南部的一个小山村,从小由“宝保姆”带大。

“宝保姆”,其实也就是路玲的亲生母亲,是当地有名的接骨师之女。

她聪明伶俐,在思想先进的父亲教育下,琴、棋、书、画样样都会。

她个性倔强,有人给她提亲,让她嫁给地方上开棺材铺的张姓男子,她死活不应,执意要嫁给一个祖祖辈辈靠制墨为业的刘家最小的儿子为妻。

岂料,她的决定,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在结婚那天,姓张的扮成土匪,拦路抢劫,杀害了她父亲,抢走了值钱的嫁妆,新郎也被受惊的马给踩死了。

当她醒来的时候,看到发生的一切,悲痛欲绝。

她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于是喝下了制墨用的松脂,想了结自己的一生。

结果,滚烫的液体烫烂了喉咙,毁了面容,却没有死。

自杀未成,婆婆救下了她,但一个孤儿、一个寡妇,无依无靠,无法生存,最后只能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与身份,在婆家充当保姆、女仆,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

她忍辱负重,生下了刘家的后代:女儿路玲。

路玲渐渐长大,却不知道将她抚养成人、与她朝夕相伴的“宝保姆”就是她亲生母亲。

在择偶的大事上,不听她的劝告,结果酿成了另一出悲剧。

世道的不公,社会环境的恶劣,给三代人带来了不幸,也给母女关系蒙上了阴影。

这是一个华人移民家庭三代人的历史,也是作者自己家庭史的真实写照。

书中的路玲通过挖掘记忆和努力回忆,将自己及家人的故事的来龙去脉,记录下来,这样即使在她患上失忆症的时候,女儿鲁丝通过阅读她的手稿也能了解她的过去,最终消除了对母亲的误解,达到了两代人关系的调和。

鲁丝的外祖母“宝保姆”,也是通过回忆,用书写的方式,将记忆变成永恒的文字,使路玲了解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应该说整个小说是谭恩美对记忆的挖掘,对母亲、家庭史及许许多多华人移民历史的回顾,才写成这部力作。

而作品的巨大成功又在于作者努力抓住了影响母女关系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文化差异、情感交流和身份认同。

文化差异・情感交流・身份认同在《接骨师的女儿》一书中,谭恩美运用娴熟的创作技巧,将三代人的故事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让读者穿行于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古老的东方文明古国与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之间。

在其间,读者能从三个主要层面感觉出维系母女关系的张力:即母女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情感交流的障碍和对对方身份的认同。

文化差异是诱发母女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鲁丝与路玲之间存在着难以沟通的感情上的障碍,与各自所受到的文化教育、所持有的文化信仰不无联系。

路玲在中国出生、长大,无疑受东方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家长制、等级制、“学而优则仕”等传统的中国伦理道德在她脑子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因此,她要求女儿好好学习,交友要有选择,要正正经经地做人。

而鲁丝接受的是美国正统的教育,受西方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直接感染,她所追求的是个人的权利、自由和个体的独立。

因此,在生活上她最反对母亲的约束。

两代人的冲突必定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来。

日记是鲁丝无所顾忌地表达思想、记录行为的工具,也是秘密的隐藏所。

但做母亲的要搞清楚女儿在外面干了些什么,结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因此,不管女儿将日记藏到哪儿,她都要看。

她绝不允许女儿有任何隐私。

鲁丝觉察出母亲在偷看自己的日记,于是她改用长音节的英文单词或拉丁、西班牙文字等母亲看不懂的语言来欺骗她。

到后来,干脆在日记中写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道:“你常说要自杀,为什么不死呀。

‘宝保姆’要你死,我也一样”(T an140)。

在传统的中国父母眼中,一个女孩学抽烟,也就是学坏,这是中国出生的母亲路玲所不能容忍的。

一次鲁丝又关门在房间里抽烟,被路玲发现,她迅速将没有掐灭的烟头扔出窗外,但还是被母亲抓住了。

鲁丝对母亲的行动表示抗议:“我是美国人,我有隐私权,我有权享受快乐。

”“你没有权利,那都是废话。

”“我不要你管。

”　(T an141)至此,母女俩的冲突上升到了顶点。

路玲希望自己的女儿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习惯、生活方式成长,而鲁丝则要千方百计地摆脱母亲的束缚,按照西方的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地行事,由此而造成了两代人感情上的隔阂。

路玲与“宝保姆”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代沟所致,具体体现在择偶的大事上。

当媒人为路玲提亲的时候,“宝保姆”一开始关心的是女儿是否嫁给他人为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