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江华岛事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影响 2011111110000165 杜宇 摘要 中朝宗藩关系是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前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清末随着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作为“宗主国”地位的衰落，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也开始嬗变。1875年江华岛事件及《江华条约》的签订，不仅首次以近代条约否认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还使得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宗藩交往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中朝宗藩关系也由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逐步走向破裂。 关键词：中朝宗藩关系 江华岛事件 影响

宗藩制度是古代中国王朝的重要外交手段，是封建时代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既不同于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有异于近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宗藩关系中，藩属不需要向中国缴纳赋税，中国也不派官吏到藩属任职，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藩属又不是完全独立的。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处于“天朝”、“上国”的地位，亚洲诸国位于“藩属”、“下国”境地，循尊卑之例；亚洲诸国新王登基，需“天朝”册封，方成正统；依上下之别，亚洲诸国需定期向“上国进献贡品，以示臣服；彰大国风度，中国则以回赐朝贡、保护藩邦为己任。中国与朝鲜就是这种宗藩关系的典型，但是在清代随着东亚国际情况的变化，中朝关系也出现了嬗变。

一、 清代前期的中朝宗藩关系 中国与朝鲜正式建立宗藩关系是在明朝朱元璋时期，当时朝鲜李朝的开国者李成桂受到了太祖的册封，朝鲜成为了明朝的藩属国。后金崛起后，一直对朝鲜虎视眈眈，1627年其与朝鲜达成了“平壤之盟”，这个盟约是“后金处处仿明例要求朝鲜称臣纳贡，只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对朝鲜行使册封、赐印、颁行年号的权力，以及正式确立君臣之礼等，姑且称之为‘半藩属关系’”11636年后金改国号大清，派兵攻打朝鲜大获全胜，当时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无条件的接受了《南汉山城规则》，清朝与朝鲜的宗藩之礼告成，清朝接受了明朝的外交原则和外交关系，继续和发展着与朝鲜的宗藩关系。 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在结构制度上与明朝大体是一致的，清朝在1637年与朝鲜订立议和协议时，已明确定下规制：“册封、奉正朔形式，岁时贡献表贺，往来礼仪，一如明制。”2大清会典和礼部规章中，除册封与朝贡两项外，其余所载甚略，两国往来都照成例办理。清朝前期，中朝宗藩关系基本上是和谐发展的，并呈现出了新的景象。 政治上，中韩两国相互地位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而中国的皇帝与朝鲜国王是君臣关系，其君主不能称皇帝，只能称国王；王妻不能称王后，只能称王妃；国王长子不能称王储，只能称世子。朝鲜的国王或世子等必须接受清朝的皇帝册封之后，其地位才正式确立。开始朝鲜是每年朝贡四次，顺治帝时改为每年一次，在正旦元旦进行，然而，以进贺、谢恩、进香、问安等名义来的使者，也

1 宋慧娟．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2《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戊辰条。 是络绎不绝。清朝按照明朝制度，赐予朝贡人员大量礼物，还定期派出使臣去朝鲜册封、吊祭、颁诏、查案等，中韩之间用这种形式继续着君臣宗藩关系。 经济上，清朝时期，册封贸易和朝贡贸易是两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朝鲜人常在“贡道”沿线与京师地区从事大宗贸易，牟取经济利益。如“1662年（康熙元年），交易政策再次放宽，贡使货物不必开列咨文，除严缉禁物外，听其随便携带，到京报部即可。”1而且清廷对贡道做了明确规定“朝鲜使团过鸭绿江后，须经中国境内的辽阳凤凰城而到盛京(沈阳)。清都移北京后，改经海州—牛庄—广宁—山海关—北京。康熙八十年(1741年)后又改经辽阳—盛京—广宁—山海关—北京。庞大的朝贡使团每年都要数次沿着贡道来到北京，在北京会同馆与清朝官方进行贸易，并被特许“不拘期限’”2除此之外，边境贸易也很重要，1638年，中韩两国订立了在边境地区开展“互市”的贸约，规定了三个市场和贸易次数。这些贸易活动推动了中朝两国特别是边境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政治上的笼络控制也有重要意义。 军事上，清朝对朝鲜有保护义务，对其内部要平定叛乱，对外要抵御侵略。这是宗藩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清朝崛起于东北，与朝鲜息息相关，联系紧密，其地缘军事职能也是尤显突出。清朝在入关后的1649年和1676年两次向朝鲜保证，如果宿敌日本来犯，必迅速出兵救援，到了十九世纪末清朝也几次出兵平定了朝鲜的内乱。 外交上，朝鲜作为清朝的属国，在外交公文中必须奉清朝的正朔，用清朝皇帝颁发的印信，在纵向上与清朝保持宗藩外交。不过朝鲜也有自己一定的外交空间，尤其是在横向上，可以有其他的交聘伙伴。例如，“很久以来，它就同位于对马海峡的对马藩有特殊关系，对马藩定期向朝鲜朝贡并进行贸易，朝鲜国王每年赐岁遣米给对马藩。它们之间的往来，朝鲜无须向中国奏报。”3此外他与日本之间也有自由的双边关系，但必须引导日本使节来朝见清帝。在司法关系上，朝鲜的司法是从属于清朝的，其最重要的继立程序需要清朝朝廷的册封批准，越境犯罪以及重大恶性案件奏报清朝皇帝定夺。不过朝鲜也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的，他有自己的法律并可独立的使用自己的法律，而且虽然清朝皇帝有权任意惩罚，处死朝鲜国王及臣下，但这种事情甚少发生，基本上都是威严有余，礼遇有加。 纵观清朝前期的中朝宗藩关系，虽然一开始是武力威胁被迫建立，但之后发展是较为和谐的。当时清朝对朝鲜基本上是不干涉和不介入的，给予了相当范围的自主性以及大量的优惠政策，这种“睦邻外交”促进了中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往，但也为之后日本的侵略埋下了伏笔。

二、 清末东亚国际体系的变化及江华岛事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东亚基本上是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宗番体系，越南、缅甸、暹罗、朝鲜等国家以华胄藩属自居。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地位威信一落千丈，中国原有的藩属国被西方列强控制，脱离了宗藩关系，东亚原有的国际体系开始逐渐解体。如在十七世纪英法就在缅甸建立了贸易点，“1824-1826年英军水陆并进攻击缅甸，缅王被迫以割地赔款的《杨大波条约》结束战争，英国获得了可以自由航行缅甸

1 《同文汇考原编》，卷63，第9册，第4897。

2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

3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0页。 港口的权力”1到了1862年，英国将阿拉干、班固、丹那沙林合并为“英属缅甸”。越南很早就有法国势力的活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多次发动对越战争，并在1862年迫使阮氏政权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把交趾割让给法国。暹罗在十九世纪中叶也被迫与西方殖民者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最先与暹罗签约的是英国—《英暹条约》，条约包括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低率关税等”2紧接着美国、法国等也如法炮制，与暹罗签订了条约。1852年，暹罗最后一次遣使朝贡，此后便脱离了宗藩关系，成为了“自主之国”。 当时处于宗藩体系边缘的日本，也是没能幸免于西方殖民者的冲击。1854年美国佩里将军叩关，打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英、法、荷、俄接踵而至，以《日美亲善条约》为蓝本，纷纷与日本签约，共享利益均沾的美餐。然而，在西方殖民者的冲击之下，日本却开始了明治维新，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道路，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随着其国力的不断的增强，自主性也不断地提高，并且向之前的东亚宗主—中国提出了挑战。如1871年与中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取得了同中国同等的地位，1874年派兵出征台湾，迫使清政府赔款五十万两白银，并承认琉球同为中国和日本的藩属，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占领，这严重破坏了东亚原有的国际关系体系。所以这一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变化主要特征是一些东亚国家与中国藩属关系逐渐解体以及日本的崛起挑战了中国的“宗主”地位。 明治维新之前，日朝交往一直是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进行着，日朝之间并无对等的交往资格，朝鲜庆吊“信使”可直达江户，而幕府却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节，必须以对马藩为中介，且使节在在朝鲜也受到诸多限制。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决定同朝鲜建立近代外交关系，于是向朝鲜传递国书，通告明治政府成立的消息，并希望朝鲜打开国门，扩大通商。当时朝鲜正值兴宣大院君摄政，厉行锁国政策，再加上日本的国书中出现“皇”、“敕”等字样（这些字样在朝鲜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因此朝鲜方面对此非常不满，将其退还。以后日本又多次传递类似形式和内容的国书，但均遭拒绝。同时，朝鲜与日本唯一通商地釜山又发生了“倭馆拦出”等事件，朝鲜方面不仅限制日本人的活动，甚至断绝粮食供应、停止贸易活动，朝日关系一时十分紧张。在这种背景下，“征韩论”开始在日本迅速产生并蔓延开来，不少维新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韩论”，要求讨伐“无礼”的朝鲜，明治政府，但是由于而正忙于琉球问题，无暇顾及朝鲜。 到了1873年，朝鲜政局发生变动，朝鲜王妃闵妃取代强硬的兴宣大院君掌握了政权，并倾向于开放国门。明治政府获悉朝鲜政变消息，采取行动于1875年派森有礼与朝谈判，结果朝鲜方面仍以体例不合为由拒绝接受日本方面的文书，谈判陷入困局。而在此之前，森山礼已向外务卿提议，派遣1-2艘军舰赴朝以为交涉之后盾，日本政府于是派遣春日号、云扬号、第二丁卯号等军舰驶往朝鲜沿海。在日朝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之时，1875年9月20日云扬号驶入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岸，然后提出补充淡水等要求。为此，云扬号派出小艇驶近江华岛试图登陆，江华岛炮台开炮警告，云扬号立刻还击，并于当天下午击毁了江华岛对岸永宗岛上的炮台。21日，云扬号向永宗岛发动进攻，惩杀了守卫者，永宗镇失守。“日本陆军队入城后大肆烧杀掠夺，城镇变为一片废墟，9月24日，云扬

1 杨公素．晚清外交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2 [美]马士．远东国际关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