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端狂笑无端哭———苏曼殊与魏晋风度吴　颖(浙江轻纺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摘　要]　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照苏曼殊,把他置于悠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探求其与传统文化割舍不断的脐带关系,发现他的某些怪异形迹类似于魏晋间人,进而指出苏曼殊是一位具有“魏晋风度”的近代作家。

[关键词]　苏曼殊;魏晋风度;狂狷;自戕[中国图书分类号]　I2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44(2005)06-0008-03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这是一个极度痛苦的灵魂,在“行云流水一孤僧”角色的自我定位后,自导自演着一场“无端狂笑无端哭”的生命悲剧。

诗作者苏曼殊(1884-1918)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似僧非僧的作家,他短暂而多舛的一生充满传奇的浪漫色彩。

近代中国大圜昏暗、外夷凭陵,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苏曼殊在中西文化的剧烈撞击下,一方面狂热地接受西方文化,经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另一方面在他的潜意识层次上却又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感情和无意识的民族心理积淀。

因此在中西文化夹缝中艰难挣扎的曼殊曾以一个不避锋镝的爱国斗士的轩昂姿态积极入世,而一旦遭到挫折、找不到心灵出路的时候,又立即遁迹空门、落拓不羁、佯狂玩世,郁结其中的精神痛苦昭示着浓郁的“魏晋风度”。

所谓“魏晋风度”,是指魏晋名士风度,是当时社会上众多人物生活态度、行为举止的综合表现,其外在形式主要表现在狂放简傲、清谈服食、饮酒放诞、山水隐逸、修仙炼丹、赏音携妓。

魏晋时代政治环境险恶,许多名士痛切地感觉到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他们向外追求接近现实的通道越是受到阻遏,向内的追求就越强烈,并且常常以愤激的、扭曲的主观形式表现出来,具有很强的叛逆性。

魏晋风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魏晋名士有这种放诞不羁、潇洒飘逸、旷达超远、啸傲人生的气质,更在于这种特立独行的举止、性情背后的一种真实的存在。

一曼殊一生以“多情”而闻名,人赠以“情僧”与“风流和尚”之号,他也自云“不爱英雄爱美人”(《落日》)。

他曾经纵情花酒,沉湎脂粉,似乎纵欲糜烂,然其吃花酒之意却“不在花亦不在酒”[1](P58),乃是“伤心人别有怀抱”[2](P142)。

他“晚居上海,好逐狎邪游,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禅定也”[3](P154),菊屏在《说苑珍闻》中也有这样一段记录:“顾性本多情,亦勿能自遏。

游踪所至,常留连于秦楼楚馆中。

每有所许可,辄喁喁情语,穷日夜不倦。

其温婉之态,不啻好女子;不知者或竟目为好色,斯则浅人之见,厚诬曼殊矣。

兹举一事以证其为人。

某年,曼殊有事于沪,昵一妓,深爱之。

事有暇,辄顾其家。

既且寝于斯,食于斯,衣服杂用之物,咸置其处,几视妓家如己室;与妓之同衾共枕,更不待言,而终不动性欲。

”[4](P260～261)这简直让人觉得他是在重演魏晋人阮籍的故事了,据《世说新语》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

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5](P382),又王隐《魏晋书》曰“籍邻家有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

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5](P382),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苏曼殊以一个行僧的身份先后结识了百助、花雪南、金凤、缟衣人、东海女诗人等许多女性,并公然将融解在心底的爱情隐秘形诸笔端,这种惊世骇俗、玩世不恭的“奇行”,作为一种向传统挑战的方式虽不免失之幼稚,但动机毕竟是积极的。

不过时人所津津乐道的,往往只是曼殊风流倜傥的一面,而绝少对他这种“奇行”所蕴涵的积极动机以及作为一个“争奈逃禅尚有情”[6](P317)的僧人的深刻痛苦作一认真体察。

若对照魏晋风度,则不难发现曼殊并不是真的纵欲糜烂,而是故意用狂放不羁的姿态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这也可谓是他这个“伤心人”在深层意蕴上的“别有怀抱”吧!二在高压恐怖气氛下,魏晋名士有一种独特的抒情表达手段———啸,相传掀起这股风气的是正始名士阮籍。

啸在当时是士人自由抒发情感、表达个性的方式,他们以唿哨之声来渲泄内心不可名状的痛苦。

但啸只是一种形式,内在的倨傲狂放才是它的灵魂,同时这种动作和神态又被称为“啸傲”。

近人苏曼殊似乎也会啸,因为他曾假托日僧飞锡之名在《潮音【收稿日期】2005-01-17【作者简介】吴　颖(1975—)女,浙江轻纺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8・第19卷第6期2005年6月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EN G DU COLL EGE OF EDUCA TION Vol19.No 16J un 12005跋》中如此描述自己:“循陔之余,惟好啸傲山林。

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

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

舟子惶然,疑其精神病作也。

”[7](P83)这种啸傲任诞与那“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8]的阮籍异曲同工。

曼殊在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见政治腐败、大乱在即,自己却找不到出路、不能力挽狂澜,与阮籍当年处境很为相似,故亦如阮籍一般穷途恸哭。

此类行径,俗人以为“痴”,以为“狂”,但实际上何尝不是曼殊内心极端痛苦的反映,只不过是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一肚子不合时宜”[9](P83)罢了。

诚如他自勉的“丈夫自有冲天气,不向他人行处行”,也诚如罗建业先生所言:“曼殊是最能以意志支配行为的,在我们这个埋没个性的社会里,自然是异教;所以一般人每每要怪他。

实在他的行为,都不过是些合理的新奇,违离于俗之怪何足怪?”[10](P388)作为文学家,曼殊必然将其思想与意志熔铸于文学作品中,故我们能从其杂著《岭海幽光录》中发现一个与他本人行踪和胸襟都极为相似的先贤:“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诸生也。

丙戌城破,其父及于难,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僧。

遁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声曼歌,歌文文山正气之篇,歌已而哭,哭复歌。

四顾无人,辄欲投身大洋以死,与崖门诸忠烈魂同游。

”[11](P3～4)李正甫“遇哀至,放声曼歌”、“歌已而哭,哭复歌”,这近乎“无端狂笑无端哭”。

然若关注其所歌所哭的内容,则会从“歌文文山正气之篇”中发现流注其间的仍然是异乎寻常强烈的儒家精神,即匡扶江山社稷的“济世”思想;由此不难领悟到正甫以及曼殊的那种怪异行踪,不过是由于儒家精神过于强烈而又无法施展抱负时所采取的一种“反动”形式而已。

鲁迅先生在谈嵇康、阮籍这些魏晋名士时曾有如下一长段论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应为司马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12](P138～139)确实,魏晋统治者关心礼教的真正目的,在于维护他的政治统治,因为他们往往借维护礼教之名来屠杀异己,孔融和嵇康均以违反礼教的罪名而获罪致死。

在这么一个不承认、不容纳个性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的个性活动,只能保持在社会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否则就会落到孔融和嵇康的下场。

于是,其他既不愿掉脑袋,又不肯违心地屈从统治者及其所维护的旧礼教的文人便以狂放的行为来表现他们对环境的否定和自我解脱。

这种狂傲举动的价值在于它对黑暗的反抗性,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尽管社会时代不同,但对苏曼殊的怪异言论与行为,我们似乎也应作如此看待。

曼殊“其性情奇,行止奇,学艺奇。

不知者谓其诗哀艳淫冶,放荡不羁,岂贫衲所宜有;其知者以为寄托绵邈,情致纡回,纯祖香草美人遗意,疑屈子后身也。

”[13](P90)的确,在苏曼殊放浪形骸的背后,饱含着对儒家“兼济天下”精神的近乎偏执的信崇。

三“佯狂放浪,不矜小节。

风流儒雅,有名士风。

”[14](P139)这是泪红生对曼殊的品评。

这种佯狂任性的名士风在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多有印证。

如“他喜吃吴江土产麦芽塔饼,常人吃三四枚,已称健胃,曼殊能吃二十枚”[15](P173),又“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

”[16](P77)他不善经济,有钱便任意挥霍,无钱则拥衾高卧,怡然若无其事,不以为困。

尝“一日,从友人处得币纸数十张。

兴之所至,即自诣小南门购蓝布袈裟,不问其价,即付以二十元。

店伙将再启齿,欲告以所付者过,而曼殊已披衣出门十数武。

所余之币,于途中飘落。

归来问其取数十元,换得何物,则惟举旧袈裟一件,雪茄烟数包见示耳”[2](P141)。

此等落拓,难免被人目为痴狂。

更有甚者,曼殊性喜啖,乃至于“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尝以所镶金牙敲下,易糖食之,号曰糖僧”[17](P79)。

又“平日酷嗜吕宋烟,恣吸不去口。

一日烟绝,而钱囊亦中枵,困甚,卒去其金齿,易资以市烟”[18](268),真不知曼殊有几多金牙,经得起几番敲击易换。

曼殊的贪吃,固然是他的天真烂漫,实则这样的纵欲无度,底里总不免带有自残、自戕的意味。

“大师居沪上,有人要大师一次食尽肉包子六十枚以为胜者,师竟食之,遂卧病数日而终。

方师食五十余时,友人尼之,欲无尽食,盖此物食过多,则难万一消化也。

师坚执不可,几至决裂。

且食后又进咖啡一杯,遂不得不颓然塌下矣。

”[19](P217)此类行径与他的不永其年自然有着极其直接的关系,每“伏案大嚼,必至腹痛,继则呻吟床第而后已”[20](255),这就难以避免地给他本已柔弱的身体以致命的伤害。

辛亥革命刚成功的头两年,曼殊怀抱极大的欢欣和幻想由爪哇奔回上海,但看到的却是袁世凯夺权,一些革命朋友热衷于“乘时得位”,现实中“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明末童谣)[3](P154)的乌烟瘴气,破灭了他对新国的种种幻想,渐渐消沉狂放。

但其好友柳亚子曾说:“曼殊的思想,在早年是极进取的,晚年虽形似退守,其实并不是真真退守,真真的向后转走。

我以为他晚年讲的话,实在是表示他在极端愤激,因为愤激,有时候也许形成心理的变态而发生出变态的言论了。

”[21](P131)我们不否认这其中有偏袒的若干成分,但确又是极符合曼殊思想的实际情况,这可以从他的诗文以及品行中看出。

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他以极大的刺激,思想也陷入苦闷彷徨,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真正地忘情世事,以致于频频写出“水晶帘卷一灯昏,寂对河山扣国魂”(《海上》之三)、“故国已随春日尽,鹧鸪声急使人愁”(《吴门依易生韵》之十)、“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东居杂诗》之二)以及“扁舟容与知无计,兵火头陀泪满樽”(《东居杂诗》之十二)等・9・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