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通信业产权改革绩效研究近年来，我国移动通信行业的发展迅猛，但是其话费却一直居高不下。

纵观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移动通信行业都发生了一些从完全国有到私有的改革，我国电信从1999年开始，也采取了海外上市的改革方法来试图提高绩效。

试图用回归的方法去评价电信企业海外上市的改革是否达到了应有的绩效。

标签：移动通信业；产权；绩效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3000602 1引言在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结构决定产业绩效。

但是，世界各国电信业在实现市场竞争进程中一般伴随着民营化产权改革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世界电信业基本上处于国家垄断经营状态，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英国电信（BT）公司民营化和美国长途电话领域引入竞争机制，竞争电信业和产权改革席卷全球。

纵观中国移动市场，从中国移动一家独大到3家竞争，其间的产权改革又是否对移动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以及做出多大贡献，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市场化改革中，中国移动通信体制改革路径既不同于发达国家凭借完整的外部市场体制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民营化产权改革，也不同于东欧俄罗斯一开始就实行大规模的民营化，中国移动业采取的是渐进式市场化转型道路。

那么，这种不同的改革路径是否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2文献综述一些研究发现产权改革显著提高了电信业绩效，而且全部民营化对电信业绩效提升最大。

Fink等（2003）运用1985-1999年86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得出电信业产权改革显著提高了电信业绩效，私有化和竞争都能提高电信业的绩效，樊纲曾指出，国有企业亏损问题的，实质上是一个产权关系的问题，是一个侵犯所有者权利的问题。

对国有经济，首要的一个问题是缺少那些有充分激励的、对资产效益真正关心的“最终委托人”，因此，使国有企业“扭亏”，就要重新建立起有效的与经理和工人的权利相平衡的资本权利。

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从国有企业改制后国有股权的比例对改制后绩效的影响方面阐述了虽然改制过程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成本，但是总的来说会使企业的效益变好。

刘小玄则通过对制造业产权结构的分析，得出国有产权结构变量对于产业绩效具有明显的负效应。

其研究发现，可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与非国有产权或民营产权结构密切相关的。

郑世林则是从竞争与产权两方面的互动角度指出，市场竞争和产权都对绩效有影响，通过对电信产业1998-2007年数据的分析，他得出市场竞争与产权改革对电信业的绩效影响不同，必须要在市场竞争充分的基础上再进行产权改革。

学者们的研究大都认为产权改革会对国有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但是具体到移动通信行业来说，这种产权的改制对移动行业的绩效产生多大的影响则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3移动通信业产权改革的现状众所周知，我国移动业的起步较晚，其发展主要是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电信一家独大，独立经营全国的移动通信业务；第二阶段，国家培植中国联通，让其与中国电信在移动市场上互相竞争；第三阶段，将移动业务从中国电信中剥离，形成独立的移动公司—中国移动；第四阶段，2008年末，中国联通将其CDMA业务卖给中国电信，自此，中国电信再次进入移动通信市场，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分庭竞争，中国移动市场也开始了三家竞争的格局。

移动企业大都以海外上市推动的产权改革。

政府也希望海外股票交易市场的严格监管和信息披露，能够促使企业实现现代企业制度。

1997年9月中国移动（原中国电信）将两个利润最好的广东和浙江移动分公司，分别在香港和纽约交易市场上市，拉开了电信业产权改革的序幕。

紧接着，中国联通于2000年在美国上市、中国电信则于2002年也在美国和香港同时上市通过海外上市，电信业由垄断走向竞争，由单一的国有产权走向多元化产权结构。

2000年时，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用户还不足一亿人，而到2010年，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到了8.59亿。

同时，移动的服务价格也有所下降，2000-2010年，每用户平均收入（Average Revenue Per User，ARPU）降低了大约61%，社会福利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海外上市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还有杨瑞龙等人指出因为海外投资者更看重的是电信业的国家行政垄断，所以海外上市可能存在着垄断价格等财富转移的问题。

那么这种产权改革究竟是否达到了预想的绩效，是本文研究的原因。

4数据与模型4.1变量的选择根据李冠宇，林鹏辉，吕廷杰在《评价我国电信市场有效竞争的指标框架构建》中的对于衡量电信业绩效的一些指标，选取移动行业中的ARPU，移动电话的通话时长和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而要衡量产权的变化对绩效的影响，因此选取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国有产权比例作为解释变量。

由于移动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水平的增长，因此选取人均GDP、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的比例来作为控制变量。

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D平均值D标准差D最小值D最大值移动电话ARPUD83.78D29.46591D59.1D154移动通话时长（亿分钟）D14184.38D11694.83D1845.281D35351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部/百人）D29.729D15.62381D11.1D56.3中国移动国有产权比例D75.078D0.6678131D74.22D75.2中国联通国有产权比例D66.581D8.956899D50.74D75.8人均CDPD13970.7D6653.953D7078D25575人口数量D130264.7D2252.163D126743D25575城镇人口比例（%）D41.926D3.495935D36.22D46.594.2计量模型zi=w0+α1x1+α2x2+β1y1+β2y2+β3y3+ui其中zi代表ARPU、电话普及率以及移动电话的通话时长；x1、x2则是移动、联通的国有产权比例，yi就是另外三个控制变量；ui代表随机变量。

分别对ARPU、电话普及率和移动电话通话时长做回归，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后得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回归处理结果DD移动电话ARPUD移动通话时长（亿分钟）D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部/百人）解释变量D中国移动国有产权比例D-6.111314D-1618.939D-2.882135D （-0.65）D（-0.41）D（-0.44）中国联通国有产权比例D-2.017065D-1168.925D-1.494648D（-1.96）D（-3.93）*D（-3.04）*控制变量D 人均CDPD0.0098734D1.406552D0.0020211D（3.87）*D（2.74）*D（4.18）*人口数量D-0.1353269D6.259549D-0.0072896D（-3.61）D（0.83）D（-1.03）城镇人口比例D56.06498D-3271.327D5.618435D D（2.77）D（-0.81）D（1.48）DconsD15816.71D-869561.5D293.3048BHD D（4.18）D（-1.11）D（0.40）通过回归出的模型显示，可以从中得出以下几点：（1）国有产权比例对移动业市场绩效的呈现负效应。

可见，逐渐去除国有化是提高移动业绩效的正确途径。

联通的改革的绩效影响优于移动，相对于移动，联通的产权改革力度更大，因此其对于整体移动市场的绩效有更显著的影响。

（2）降低国有产权比例对电信业绩效并不具有显著性，也就是说移动企业的海外上市并没有实现预期中的良好作用。

这部分因为这种产权的改变并未改变移动通信企业国家垄断的格局，民营资本只是股权总数中的一小部分。

国家股权不论是在中国移动，还是中国联通中的股权都占有极大的比例，因此，其产权改革力度并不大，因此未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产权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绩效。

（3）移动和固定通信绩效提高不仅来自电信改革，也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国家对电信投资的增加。

经济增长或居民人均收入增加、城镇化和电信固定资产投资对移动电话普及和通话量提高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特别是人均GDP对于移动绩效的影响比较显著，可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移动通信业的发展。

5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上述论述得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海外上市的产权改革道路需要对电信业的市场绩效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效果并不显著，要想完全依靠海外上市产权改革来实现绩效更明显的改善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

移动业绩效的提高从更大角度来说是受到了宏观经济水平发展所带来的贡献。

针对移动通信市场，提出以下建议：（1）由于在国家行政垄断下的移动业，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

将通信设备以及其他辅助相关业务实行改革，成立独立的公司，会更明确权利与责任，解决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不明的问题，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提高企业竞争力。

（2）传统上认为电信业市场是自然垄断行业，但其行业内部，是否都是自然垄断业务却不一定。

对于移动业来说，应该是属于非自然垄断业务。

对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政府应放松进入壁垒，允许多家新企业进入，以较充分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

而且移动业务众多，让各品牌之间实现很好的竞争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场绩效。

（3）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三网融合也许某天会成为现实。

三网融合在提高消费者福利的同时，对民营企业的进入也许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同时，用户的选择更多，对有效竞争形成正面激励，会对移动及其他通信行业产生正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1］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6，（8）.［2］樊纲.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亏损［J］.经济博览，1995，（6）.［3］刘小玄.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J］.经济研究，2003，（1）.［4］郑世林.市场竞争还是产权改革提高了电信业绩效［J］.经济研究，2010，（6）.［5］Carsten Fink*，Aaditya Mattoo，Randeep Rathindran.An assessment of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developing countries［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2003，（15）.作者简介：张继辉（1981-），男，山东潍坊人，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药事法规与政策；邵蓉（1962-），女，江苏南京人，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医药法规与政策（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