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无效的认定
法定理由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合同或者合同条款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一般属于可变更或撤销的合同，但是如果还损害了国家利益，则属于无效合同。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3）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5）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6）对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免责的合同条款。
（7）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
另外，根据《民法通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因此，主体不合格也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例如：(a)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且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的，该合同无效。其例外情况是：纯获利益的合同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需追认，合同当然有效。(b) 法定代理人不合格且相对人有过失而成立的合同，该合同无效；(c)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且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该合同无效。
认定原则
无效合同作为典型的私法行为，合同必须在公权许可的限度内实施，无效合同就是国家公权干预的结果。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这里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国家公权不应当过分干预私法下的行为，因此，认定合同无效应当完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主要原则如下：
（1）不非（违）法即合法有效原则。法国法认为“如不能认定不是无效，可以认定有效”，此规则可以作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的借鉴。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违反某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否则，一概不无效，此即所谓“法不设责即豁免”。对于一份已经成
立的合同，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不仅在法学理论上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2）慎重对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定的合同，不再被确认为无效。究其原因，是因为有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掺杂着各部门、地方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色彩，如以此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的局面。但是，对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颁布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利益的行政规章中的强制性规定（例如有关外汇、外贸管理方面的规定），在未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之前，有司法解释的，应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违反上述规定的合同无效；无司法解释的，应根据具体情况，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理由确认合同无效。而如果机械地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一概宣告合同有效，在当前立法活动滞后的情况下，又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3）认定合同无效一般应以当事人请求为前提，法官不要轻易主动地去认定和宣告。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根据合同法理论及《合同法》中对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来看，在法院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之前，该合同应该是有效的。除非合同必然无效，法官一般推定有效。只有当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提出认定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时，法院才能确认合同无效。但如果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于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所以允许法院主动认定其无效。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说法院对任何合同都可以主动干预其效力，而是由于请求权主体缺位而造成的。除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外，法院不要主动地去认定和宣告合同无效，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也达到了稳定交易关系和鼓励交易的目的。
（4）法官要慎重行使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权。在司法实践中如当事人未主张合同无效，则合同无效的确认是法官裁量的结果。鉴于合同的有效或无效对案件的处理迥异，故法官在依照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使民事行为效力释明权时需格外小心。笔者以为，除非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法官以不释明为宜，因为在此情况下认定合同无效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对此一二审法院及不同法官之间的认识会有所不同，这就可能会导致案件处理结果不同。
（5）认定无效合同启动司法程序和启动行政处罚程序的区别。有些强制性规范如果当事人予以违反，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但并非不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法院可建议行政机关处理而不必主动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会影响其民事行为及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时，法院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认定。
与效力未定合同之区别
效力待定的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效力待定的合同虽欠缺法律关于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经过权利人的追认可以生效，在追认之前，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效力待定不仅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且兼顾了相对人的利益。而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所以是自始无效的，不能经过任何人的追认而生效、无效合同不因当事人的追认而发生法律效力是它与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区别。
和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第一，二者产生的原因不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产生的原因主要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乘人之危、欺诈胁迫且不危害国家利益；而无效合同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
第二，认定程序的启动不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中，是撤销权人决定是否变更、撤销合同，其他机关、团体、个人都无权干预；而无效合同中，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有主动干预权。
第三，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其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的；而无效合同是当然无效、自始无效，且不能变更。
第四，对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超过行使期限，合同有效，不得行使撤销权；而无效合同，不存在期限的限制。
编辑本段无效的后果
法律后果
《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规定了两个条文。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可见，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主要如下：
1．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返还财产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单方返还。单方返还，是指有一方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了财产，该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返还财产；或者虽然双方当事人均从对方处接受了财产，但是一方没有违法行为，另一方有故意违法行为，无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而有故意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无权请求返还财产，其被对方当事人占有的财产，应当依法上缴国库。单方返还就是将一方当事人占有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返还的应是原物，原来交付的货币，返还的就应当是货币；原来交付的是财物，就应当返还财物。
第二，双方返还。双方返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从对方接受了给付的财产，则将双方当事人的财产都返还给对方接受的是财物，就返还财物；接受的是货币，就返还货币如果双方当事人故意违法，则应当将双方当事人从对方得到的财产全部收归国库。
2．折价补偿。折价补偿是在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对方当事人人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按照所取得的财产的价值进行折算，以金钱的方式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形式。
3．赔偿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当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种损害赔偿责任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有损害事实存在（2）赔偿义务人具有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重要要件。（3）过错行为与遭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依第58条的规定，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适用过错的程度，如一方的过错为主要原因，另一方为次要原因，则前者责任大于后者；此所谓过错的性质如一方系故意，另一方系过失，故意一方的责任应大于过失一方的责任。
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一方当事人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有过错时，应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这种赔偿责任是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而发生的。这里的“损失”应以实际已经发生的损失为限，不应当赔偿期待利益，因为无效合同的处理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4. 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除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非民事性后果。《合同法》第59条具体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发生追缴财产的法律后果，即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损失的集体、第三人。收归国有不是一种民法救济手段，而是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一般
称为非民法上的法律后果。依《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的解释，应追缴财产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的财产和约定取得的财产，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惩戒。
处理原则
尽管中国法律对合同无效后的处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现实中的无效情形要复杂得多，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按法律原则性规定意旨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一是返还财产应适用恢复原状的原则。对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绝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标的物又符合行业标准或约定标准可供利用的，该合同无效后处理就不应再适用返还原则，而应当折价返还。对于返还标的物导致显失公平的，应将此情形视为不能返还财产，须对标的物损耗的价值或价格降低的价值进行补偿。而对于如标的物已经被使用，不再能反映原貌或者原价值的，可采用返还原物基础上，由加害一方赔偿其他损失；或者由有过错一方继续使用，适用金钱返还（赔偿）的做法，以此弥补受损害方的经济损失。
二是对主体不适格等无效合同应按有效处理。对因主体资格不合格而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完毕的，应当无效合同按有效合同的原则进行处理。主要原因在于主体资格的无效与合同履行后果的损失并无因果关系。合同履行只要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就不能因为合同无效而否认交易的真实性，不能人为地否定交易基本规律。对于合同双方的轻微违法情节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对于双方当事人的违法情节导致合同继续履行不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绝大部分履行完毕的；对于双方当事人虽有违法情节，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以及其它类似情况存在的，应当按有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并根据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存在的过错、过失，合理分担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总之，无效合同制度体现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才能成为认定无效合同的依据，不同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规范力不同，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故此，司法上要强调与时俱进地适用法律，在当代尤须坚持公私利益兼顾、私权优先和鼓励交易原则，尽可能多地考虑认定和处理的社会效果，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合同产生。
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编辑本段处理方式
借贷关系无效由债权人的行为引起的，只返还本金;借贷关系无效由债务人的行为引起的，除返还本金外，还应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经审查认定无效的合同，一方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对方。因合同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按过错责任原则由过错方赔偿损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金数额，应相当于无过错方的实际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按过错责任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故意严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而致合同无效的，应追缴双方已经取得或约定取得的财产。合作建房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在建或已建成的房屋，其所有权可确认归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所有，双方的投资可根据资金的转化形态，分别处理。预售商品房因预售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效的，应根据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和预购方交付房款等情况，由预售方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责任。房屋未建成或未交付的，参照签订合同时的房价和法院裁判、调解时的房价之间的差价，确定预购方的损失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应区分下列情形分别处理：①因承租人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效，出租人不要求返还租赁物的，租赁物可以不予以返还，但承租人应赔偿因其过错给出租人造成的损失;②因出租人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效，承租人要求退还租赁物的，可以退还租赁物，如有损失，出租人应赔偿相应损失;③因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共同过错造成合同无效，可以返还租赁物，并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和赔偿责任。租赁物正在继续使用且发挥效益的，对租赁物是否返还，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企业法人的只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不知担保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因此造成的损失，可以参照《担保法》第5条第2款(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和第29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合
同被确认无效之后的处理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1.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2.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3.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因期货经纪合同无效给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根据无效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责任的承担。一方的损失系对方行为所致，应当由对方赔偿损失;双方有过错的，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不具有主体资格的经营机构因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而导致期货经纪合同无效，该机构按客户的交易指令入市交易的，收取的佣金应当返还给客户，交易结果由客户承担。该机构未按客户的交易指令入市交易，客户没有过错的，该机构应当返还客户的保证金并赔偿客户的损失。赔偿损失的范围包括交易手续费、税金及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2.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
编号：_______________本资料为word版本，可以直接编辑和打印，感谢您的下载 无效合同的认定和处理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韩洪律师 提记：合同无效是指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对当事人白始即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由国家予以取缔的合同。〈〈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关键词：合同无效合同绝对无效确认合同无效返还财产折价补 偿赔偿损失收归国家所有返还集体第三人 上部合同无效的认定 一、合同无效的概念和种类 合同无效是指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对当事人白始即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由国家予以取缔的合同。 从广义上讲，合同无效包括绝对无效、效力待定和相对无效三类，合同法第47 条、第48条、第54条分别规定了效力待定和相对无效的合同，其中效力待定是指无权代理、超越代理权限等因主体问题有可能导致合同的无效；相对无效是指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等合同。对于效力待定和相对无效的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使合同归于无效。 从狭义上讲，合同无效指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存在合同法第52条、53条规定情形的合同，即绝对无效的合同，对此类合同，即使没有经过诉讼或仲裁程序，从法律上也是无效的，法院或仲裁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宣告合同无效。 结合笔者以前写的〈〈合同撤销的方法及后果》一文，本文中所说的“合同无效”着重是指存在合同法第52条、53条规定情形的无效合同。 二、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认定政策 〈〈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
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裁判要点 1. 债务人将主要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其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在明知债务人欠债的情况下，未实际支付对价的，可以认定债务人与其关联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与此相关的财产转让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适用于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形，在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普通债权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令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原财产所有人，而不能根据第五十九条规定直接判令债务人的关联公司因“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返还给债权人。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基本案情 瑞士嘉吉国际公司（Cargill International SA，简称嘉吉公司） 与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石公司）以及大连金石制油有限公司、沈阳金石豆业有限公司、四川金石油粕有限公司、北京珂玛美嘉粮油有限公司、宜丰香港有限公司（该六公司以下统称金石集团）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嘉吉公司因与金石集团买卖大豆发生争议，双方在国际油类、种子和脂类联合会仲裁过程中于2005年6月26 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金石集团将在五年内分期偿还债务，并将金石集团旗下福建金石公司的全部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和 固着物、所有的设备及其他财产抵押给嘉吉公司，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2005年10月10日，国际油类、种子和脂类联合会根据该《和解协议》作出第3929号仲裁裁决，确认金石集团应向嘉吉公司支付 1337万美元。2006年5月，因金石集团未履行该仲裁裁决，福建金石公司也未配合进行资产抵押，嘉吉公司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第3929号仲裁裁决。2007年6月2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对该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予以承认和执行。该裁定生效后，嘉吉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2006年5月8日，福建金石公司与福建田源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田源公司）签订一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
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 内容提要：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合同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确认标准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实务中仍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和作法。论文结合审判实践和立法规定，深入地探讨了确认无效合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更加清晰地划清相关问题之间的界限，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审判实践。 关键词：无效合同、确认、违法性 无效合同是相对干有效合同而言的，是最典型的违反生效要件的合同。无效合同在实践中类型较多，情况比较复杂。在合同纠纷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因此有必要就无效合同问题进行探讨。本文拟对无效合同的确认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无效合同的违法性 违法性是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如何理解违法性的概念呢？《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以及《合同法》第52条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虽然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确定了一项明确的标准，但在具体适用中，还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1．必须违反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才能直接导致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其中，“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规章、命令、条例等行政规范。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才有可能导致合同的无效。至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能否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般来说，这些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无效的参考，法院不得直接援引这些文件为依据判断合同无效。但是在考虑地方性法规、规章能否作为判断无效的参考时，第一，应当考虑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否有上位法存在。如果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根据上位法制定的，但上位法规定的比较原则，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对上位法做出了具体规定，可以依照上位法确认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参考。第二，如果上位法授权地方或某部门做出解释，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根据授权做出解释，那么依照上位法确认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参考。第三，如果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旨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违反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以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依据合同法有关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当然，违反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规定，也可能仅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及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并不导致合同必然无效。 2．必须是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按照一般的理解，合同法之所以要增加强制性规定这一限制，目的是要严格区分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谓任意性规范，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其约定排除其适用的规范。任意性规范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作出约定，对任意性规范由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排除是合法的。所以，只有在违反强行法规的情况下，才能导致合同无效。强行法规可分为强制规定与禁止规定二种。强制规定者，指命令当事人应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禁止规定者，指命
一、合同无效的案例 1.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案例:宝鸡市东星砂石场赵巧巧与吴剑打算购装载机，供货商、银行、保险公司联合多次对其资信调查后，2003年9月3日吴剑与西安松林公司签订一按揭贷款购装载机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03年9月10日吴剑凭此合同与光大三桥支行签订了“按揭贷款合同”，经西安市公证处作了公证，并在公证处将所购装载机作了抵押物登记；2003年10月25日吴剑在光大三桥支行“贷款凭证”上签字，光大三桥支行发放了14.88万元到给吴剑开的专项帐号内。此前，按西安松林公司安排，赵巧巧于2003年8月26日到宝鸡常汇公司交了11万元首付款，当即吴剑打“收条”开回了装载机，上面写明了装载机的“四号一色”；2003年9月17日西安松林公司给吴剑开了带税的正式“发货票”24.75万元，附的产品检验证的“四号一色”与吴剑2003.8.26给宝鸡常汇公司打的“收条”上“四号一色”完全一致。按常理，赵巧巧、吴剑以按揭贷款购的装载机一切手续己完毕。随后，曹新红以“帮忙”到西安给光大三桥支行还款为名，收了赵巧巧三次四个月“分期还款”2.75万元。2004年1月19日，突然，宝鸡常汇公司经理曹新红带了六、七膘汉强行开走装载机时，称按揭贷款没有办成，限赵巧巧10天内交清其余欠款13万，否则休想要回装载机。 “吃饭穿衣亮家当”，两个农民那能在10天内拿击欠款13万元呢？赵巧巧、吴剑多方向宝鸡常汇公司讨要装载机未果。就到光大三桥支行去查询，让其大吃一惊。光大三桥支行给吴剑了一个“客户贷款结清通知单”，上明确写的是：“您已于2003年11月19日完全还清完毕”。到11月19日自己才还14000光，是谁还清了这笔14。88万元贷款呢？他们多次要求光大三桥支行查个纠竟，都以“保密”为由而拒绝。 赵巧巧、吴剑为查清到底是谁给自己提前“完全清还完毕”贷款，讨回宝鸡常汇公司强行开走购装载机造成的损失，把光大三桥支行、西安松林公司等告到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在庭审中，光大三桥支行无法回答“谁”提前“完全清还完毕”14.88万元贷款后，改口辩称，他们发现吴剑用欺诈手段骗取贷款后，从吴剑帐上将贷款“扣回”。西安松林公司也站在光大三桥支行的一边，明确表态，与吴剑所签“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和所开“发货票”是虚假的，是应宝鸡常汇公司要求给“帮忙”。未央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吴剑以为赵巧巧取得银行贷款为目的，与西安松林公司签订的虚假《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后又以此购销合同为基础与光大三桥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并以虚构的买卖装载机为借款合同做抵押。由于虚假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不能发生相应权利和义务的无效合同，因此，建立在虚假合同基础上的贷款合同也因实质要件不真实而无效。按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光大三桥支行收回贷款是妥当的，资金收回是银行资金所有权的正当回归。由于吴剑贷款购装载机的事实是虚拟的，故建立在虚拟事实基础上的借款合同的终止，自然也不会对其造成损失。因此，吴剑关于赔偿损失的主张同样因没有事实依据而得不到法律支持”。判决驳回了赵巧巧、吴剑的诉讼请求。赵巧巧、吴剑不服此判决，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即便是认定自已是用虚假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虚假的装载机作抵押物，存在所谓”欺诈”行为，所订“按揭贷款合同”也不属“无效合同”，只能是“可撤销合同”，光大
无效合同的概述及确认 无效合同的概述 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可见，无效合同是已经成立的合同，是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不受国家法律保护。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但部分条款无效，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无效合同的原因有两种： ①订立合同主体不合格，表现为：a.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且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的，该合同无效，但有例外：纯获利益的合同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需追认，合同当然有效;b.代理人不合格且相对人有过失而成立的合同，该合同无效;c.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且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该合同无效。
②订立合同内容不合法，表现为：a.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b.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c.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d.以合法形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e.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无效。但有两例外：事后经权利人追认的，有效;事后取得处分权的，有效。 ③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即意思表示有瑕疵，如：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 无效合同的确认 作为典型的私法行为，合同必须在公权许可的限度内实施，无效合同就是国家公权干预的结果。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这里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 (一)无效合同的认定标准
无效合同的认定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科学判断问题。司法实务中的合同形形色色，涉及方方面面，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无效，具有相当难度。况且在不同时期的立法中，对之也有不同的语言表述。目前对无效合同的认定和处理，存在尺度不一、处理混乱等问题，导致大量不应无效的合同被认定无效。笔者认为，当前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应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兜底条款的规定可以认为是对无效合同标准的高度概括，是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定标准。因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同无效的根本性原因，从广义上来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等规定都可以看作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这里如何把握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意旨是正确认定无效合同的关键。判断某一法律条款是否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虽然强制性规定通常使用“必须”、“不得”、“禁止”、“应当”等措辞，但是，由于《合同法》颁布较晚，此前的许多法律、行政法规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的成分，使用了大量“必须”、“不得”、“禁止”、“应当”，其中有许多并非合同法立法本意上的“强制性规定”，如果仅以条文存在上述措辞就认为属强制性规定，
有哪些无效合同认定原则 无效合同作为典型的私法行为，合同必须在公权许可的限度内实施，无效合同就是国家公权干预的结果。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这里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国家公权不应当过分干预私法下的行为，因此，认定合同无效应当完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主要原则如下： (1)不非(违)法即合法有效原则。 法国法认为“如不能认定不是无效，可以认定有效”，此规则可以作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的借鉴。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违反某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否则，一概不无效，此即所谓“法不设责即豁免”。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合同，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不仅在法学理论上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2)慎重对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定的合同，不再被确认为无效。究其原因，是因为有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掺杂着各部门、地方的利益，具有一定
的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色彩，如以此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的局面。但是，对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颁布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利益的行政规章中的强制性规定(例如有关外汇、外贸管理方面的规定)，在未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之前，有司法解释的，应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违反上述规定的合同无效;无司法解释的，应根据具体情况，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理由确认合同无效。而如果机械地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一概宣告合同有效，在当前立法活动滞后的情况下，又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3)认定合同无效一般应以当事人请求为前提，法官不要轻易主动地去认定和宣告。 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根据合同法理论及《合同法》中对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来看，在法院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之前，该合同应该是有效的。除非合同必然无效，法官一般推定有效。只有当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提出认定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时，法院才能确认合同无效。但如果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于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所以允许法院主动认定其无效。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说法院对任何合同都可以主动干预其效力，而是由于请求权主体缺位而造成的。除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目的。 (4)法官要慎重行使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权。
建设工程专项法律 第七编：合同效力 24无效施工合同的责任认定——兼谈无效后“违约”和“解除”的处理 吕杰明景鑫 在施工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当事人主张违约责任或解除合同都是有法律基础和规范依据的。在施工合同无效的情形下，“违约”和“解除”将会遇到理论和实务上的障碍。无效施工合同下的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或实际交付使用以后，法律和司法解释已经赋予了包括支付工程款、赔偿损失等在内的诉讼权利，而审判实务中也大量存在着当事人主张无效合同的“违约”和“解除”的诉请。 一、责任认定的障碍 （一）问题与实例 1．无效施工合同欠付工程款利息应否支付及计算。依据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即使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承包人仍有权参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这是肯定了无效合同的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情况下，仍具有按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请求权，同时也应具有工程款法定孳息——利息的请求权。当承包人起诉发包人支付工程款时，可将该部分作为计算利息的本金，再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取利息。 2．司法实例的参考分析。华强公司经过招投标将工程发包给南通四建，并据此签订了施工合同，因这次招投标不符合法定程序，华强公司进行了第二次招标，仍由南通四建中标。但此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合同，南通四建根据第一次的施工合同进场施工。因施工进度等原因，华强公司认为南通四建已构成严重违约，故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担违约金1500万元并赔偿损失。 本案争议焦点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有效；如认定无效，责任和损失应如何认定和分担。涉案工程第一次招投标因不符合规定，故据此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因违法而无效；合同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既不能作为双方履行
有关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法规条文和处理意见 合同纠纷中合同无效“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属于间接形成权，因诉讼时效只适用于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相关规定。因此，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一、我国有关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法规条文及处理意见 1、《合同法》 对此没有做出相关规定。 2、《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第一百四十一条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1999年司法解释》) 第二条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签订承包合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其所签合同内容违背多数村民意志，损害集体和村民利益为由，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的效力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可通知承包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 4、处理意见
无效合同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无效合同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要依据拿合同证明什么而定，一般经法院查实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书证; (三)物证; (四)视听资料; (五)电子数据; (六)证人证言;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有效力吗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司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并且，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所以，在法律上，公司是不可以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的。 但是，在实践中，关于公司订立的超过经营范围的合同是否有效，应该根据不同情形区分：1、如果公司的经营活动超出了经营范围，但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且又未损害国家、合同相对人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只要合同本身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且合同已经履行或能够履行的，以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为原则，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2、如果合同的相对人是善意的，而越权的法人是故意或过失的，而且是由有过错的越权法人一方主动提出确认合同无效请求的，应认定合同为有效。即主张越权合同无效的权利只有善意的相对人可以行使，除非该相对人在订约时明知或应知公司超越了经营范围。 3、如果公司越权行为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认定合同无效： (1)限制经营，即国家产业的规制，如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 (2)所谓特许经营，即国家宏观经济和整体社会利益的经营活动，如烟草专卖、新闻出版、彩票等; (3)所谓禁止经营，是指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武器弹药、毒品等。
一、合同无效的案例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案例:宝鸡市东星砂石场赵巧巧与吴剑打算购装载机，供货商、银行、保险 公司联合多次对其资信调查后，2003年9月3日吴剑与西安松林公司签订一按揭贷款购装载机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03年9月10日吴剑凭此合同与光大三桥支行签订了“按揭贷款合同”，经西安市公证处作了公证，并在公证处将所购装载机作了抵押物登记；2003年10月25日吴剑在光大三桥支行“贷款凭证”上签字，光大三桥支行发放了14.88万元到给吴剑开的专项帐号内。此前，按西安松林公司安排，赵巧巧于2003年8月26日到宝鸡常汇公司交了11万元首付款，当即吴剑打“收条”开回了装载机，上面写明了装载机的“四号一色”；2003年9月17日西安松林公司给吴剑开了带税的正式“发货票”24.75万元，附的产品检验证的“四号一色”与吴剑2003.8.26给宝鸡常汇公司打的“收条”上“四号一色”完全一致。按常理，赵巧巧、吴剑以按揭贷款购的装载机一切手续己完毕。随后，曹新红以“帮忙”到西安给光大三桥支行还款为名，收了赵巧巧三次四个月“分期还款”2.75万元。2004年1月19日，突然，宝鸡常汇公司经理曹新红带了六、七膘汉强行开走装载机时，称按揭贷款没有办成，限赵巧巧10天内交清其余欠款13万，否则休想要回装载机。“吃饭穿衣亮家当”，两个农民那能在10天内拿击欠款13万元呢？赵巧巧、吴剑多方向宝鸡常汇公司讨要装载机未果。就到光大三桥支行去查询，让其大吃一惊。光大三桥支行给吴剑了一个“客户贷款结清通知单”，上明确写的是：“您已于2003年11月19日完全还清完毕”。到11月19日自己才还14000光，是谁还清了这笔14。88万元贷款呢？他们多次要求光大三桥支行查个纠竟，都以“保密”为由而拒绝。 赵巧巧、吴剑为查清到底是谁给自己提前“完全清还完毕”贷款，讨回宝鸡常汇公司强行开走购装载机造成的损失，把光大三桥支行、西安松林公司等告到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在庭审中，光大三桥支行无法回答“谁”提前“完全清还完毕”14.88万元贷款后，改口辩称，他们发现吴剑用欺诈手段骗取贷款后，从吴剑帐上将贷款“扣回”。西安松林公司也站在光大三桥支行的一边，明确表态，与吴剑所签“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所开“发货票”是虚假的，是应宝鸡常汇公司要求给“帮忙”。未央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吴剑以为赵巧巧取得银行贷款为目的，与西安松林公司签订的虚假《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后又以此购销合同为基础与光大三桥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并以虚构的买卖装载机为借款合同做抵押。由于虚假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是不能发生相应权利和义务的无效合同，因此，建立在虚假合同基础上的贷款合同也因实质要件不真实而无效。按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光大三桥支行收回贷款是妥当的，资金收回是银行资金所有权的正当回归。由于吴剑贷款购装载机的事实是虚拟的，故建立在虚拟事实基础上的借款合同的终止，自然也不会对其造成损失。因此，吴剑关于赔偿损失的主张同样因没有事实依据而得不到法律支持”。判决驳回了赵巧巧、吴剑的诉讼请求。赵巧巧、吴剑不服此判决，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即便是认定自已是用虚假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虚假的装载机作抵押物，存在所谓”欺诈”行为，所订“按揭贷款合同”也不属“无效合同”，只能是“可撤销合同”，光大三桥支行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不能“霸道”的不告知而单方撕毁合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未央区人民法院“无效合同”的认定，驳回了两上诉人的上诉。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案情】 第一申请人：孙某某第二申请人：孙某被申请人：谢某孙某某系孙某父亲，两人名下有一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弄×号×室的房屋。2005年，孙某因经商缺少资金，与朋友谢某商量将房屋过户给谢某，以获得银行贷款。为了瞒住孙某某，孙某找了案外人冒
无效合同认定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
合同无效的认定 法定理由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合同或者合同条款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损害国家的合同； 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属于的合同，一般属于可变更或撤销的合同，但是如果还损害了国家利益，则属于无效合同。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利益的合同； （3）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5）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6）对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免责的合同条款。 （7）提供一方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 另外，根据《民法通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因此，主体不合格也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例如：(a)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且不予追认的，该合同无效。其例外情况是：纯获利益的合同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需追认，合同当然有效。 (b) 法定代理人不合格且有过失而成立的合同，该合同无效；(c) 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负责人超越订立的合同，且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该合同无效。 认定原则 无效合同作为典型的私法行为，合同必须在公权许可的限度内实施，无效合同就是国家公权干预的结果。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这里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国家公权不应当过分干预私法下的行为，因此，认定合同无效应当完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主要原则如下： （1）不非（违）法即合法有效原则。法认为“如不能认定不是无效，可以认定有效”，此规则可以作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的借鉴。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违反某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否则，一概不无效，此即所谓“法不设责即豁免”。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合同，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不仅在法学理论上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2）慎重对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定的合同，不再被确认为无效。究其原因，是因为有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掺杂着各部
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 ——以合同法52条第5项为依据 课程名称民法 学生姓名刘翔 学号200902311019 指导老师范李瑛 2010年5月18日
性规定 ,直接产生私法责任 ,不直接产生公法责任。因此 ,只有调整私法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在实践中，合同法的目的是为而来保护当事人的交易，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基于此也不应当轻易的宣告合同无效。再看最高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也采取不轻易确认无效的观点。应尽量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轻易确认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对于出卖人预售资格的审查，主要是看是否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对其他预售条件的审查主要是行政管理部门的权限。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问题，我们认为这应当属于行政管理部门的一种合同管理措施，不是确认合同效力的必要条件”，否认了《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中除预售许可证以外的其他强制性规定在合同效力上的适用。 因此，《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所称的“强制性规定”和传统法学基础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并非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应该对此法条中的强制性规定做狭义的理解，对于我国法律、法规中的大量的强制性规范，有的只是规定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应当受到处罚，有的则明确规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仅受到处罚，还将导致合同无效。因此，不应一刀切把只要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得合同都作无效处理，那么 ,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什么样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的 ? 三、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的法律后果 解决了合同法中52条第五项中的强制性规定应作狭义的解释这一问题，再看应怎样划分强制性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后果是否全部归于无效，若是否定回答，那么什么样的强制性规定才导致合同无效？ （一）效力性规范和取缔性规范的定义 随着对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把强制性规定进一步的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取缔性规范。效力性规范着重强调对违反行为的法律行为价值的评价，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取缔性规范着重强调对违反行为的事实行为价值的评价，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取缔规范的作用在于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但不
怎么认定居间合同无效，居间合同的 法律效力 合同主体是否符合规定，房屋是否为法律法规禁止出租。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是否进行过登记备案。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用租来的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若属实，则在出租人明知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这样的租赁合同均是无效的，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租金依法没收。 热门城市：普兰店市律师琼海律师黔东南律师庄河市律师省直辖律师玉溪律师铁东区律师柳州律师保山律师日常生活中，房屋居住权是我们每个房屋居住权拥有者所拥有的权利。在房屋中介这一行居间合同可谓是不得不提的一类合同。在签订时，我们应注意到关于居间合同的一些问题，如：怎么认定居间合同无效，这就需要我们知道如何审查居间合同的法律效力。 一、居间合同的样本：
居间合同 甲方(委托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居间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甲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双方充分协商，依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一、委托事项 1、乙方接受甲方委托，负责就工程项目(以下称该工程项目)，引荐甲方和该项目的建设单位直接洽谈，向甲方提供关于该工程项目的重要信息，并最终促成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该工程项目的承包施工合同。 2、“居间成功”是指甲方与建设单位就该项目签订书面的工程承包施工合同。 二、甲方义务
1、甲方负责提供真实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等相关资料;负责和建设单位进行合同谈判。 2、如果居间成功，则由甲方全面履行和建设单位所签订的承包施工合同。甲方因履行施工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与乙方无关。 3、如果居间成功，则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居间报酬。如果未及时支付，则逾期每日按未支付金额的‰向乙方承担违约金。 三、乙方的义务 1、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有关该工程项目的信息，协助甲方对该工程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2、乙方承诺向甲方提供的关于该工程项目的上述信息真实可靠。 3、乙方在甲方与建设单位进行合同谈判期间，应尽到作为居间人的慎谨和诚实义务。 四、居间报酬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 1、本项目居间报酬为工程承包施工合同金额的. 2、居间报酬在甲方与乙方引荐的建设单位签订工程项目承包施工合同后的日内付清。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 所谓无效合同，一般是指合同虽然已成立，但因其内容和形式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时，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无效就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施工合同的无效情形主要是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这里的“法律”是“狭义”的，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的“法”，而“行政法规”也仅指国务院制定颁布的法规，而不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地方规章。涉及建设工程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庞杂，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出台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很多，但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而且，司法实务界基本上将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区分为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把管理性规范作为行政管理范畴，不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仅把效力性强制规定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根据。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一般主要从立法目的、设置该条款的目的来考察，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法院对此存有不同认定，司法解释对此进行了一些归纳和规定。 结合司法解释之规定了，以下五类情形的施工合同无效： 1、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单位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 建筑施工领域实行严格的资质准入制度，《建筑法》规定了施工企业实行资质强制管理。建设工程质量就是生命，施工企业的施工能力是保证质量的前提，对施工企业的资质管理与审察，是施工建设的基础，无资质和超越资质的企业签订的合同属无效合同。但是，承包人在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的，不能作为无效合同处理。 2、没有资质或没有相应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单位名义的，通常说的“挂靠”;由于国家基础建设的大规模上马，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投融资渠道不畅，建设工程高利润回报加之管理存在很多不足，“挂靠”这一特殊形式就随着建筑业空前繁荣的市场应时而生。不具有法定资质的民营企业和实际投资人借用具有相应资质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情况普遍存在，曾有意见认为将此种情况不应认定为无效，主要理由就是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不利于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司法解释最终否定了这种意见。将此情形作无效规定，维护了法律的价值，规范了建筑业市场，使建设工程质量有了保障基础，也推动了建筑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司法解释没有对哪种情形属“借用资质”予以明确，将此认定交给了法官。实务中一般有这么几个标准：第一，转让、出借企业资质证书的;第二，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第三，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项目质量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等均非承包人本单位人员。工程承包中存在三种情况之一或同时存在的，可以认定为挂靠，签订的施工合同属无效合同。 3、必须招标的未进行招投标或中标无效; 《招标投标法》第三条对工程必须进行招标的范围进行了规定，详细的规定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中。凡属规定在招标范围的工程未进行招投标的，签订的施工合同无效。实践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一、必须招标的项目，总包土建与安装工程以招标方式，而附属工程如装饰工程由建设单位直接发包，那么，该直接发包的合同也属无效合同;二、必须招标的项目，总包中标后，建设单位基于各种情况将总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直接指定给第三方施工，建设单位与第三方签订的施工合同也属无效。《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条规定了中标无效的六种情形。该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中标
民事起诉状 原告 被告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30号东923房 法定代表人曾昭抗 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 被告正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曾昭抗 诉讼请求： 判决确认被告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于2004年12月13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无效 事实和理由： 原告为广州市北京路号房屋的所有权人。 2004年8月31日，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与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者将广州市北京路西侧、高第街南侧地块使用权出让给后者，而原告所有的上述房屋座落在该地块范围内。上述《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12条规定，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月内对该合同项下的土地进行动工开发；应当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7个月内完成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总投资额的25％以上的建设工程量。”2004年10月14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向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核发穗国用（2004）第2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4年11月11日，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涉案地块使用权。2004年11月25日，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穗国土交易（2004）第10048号《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挂牌成交确认书》，确认该地块使用权由正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竞得。2004年12月13日，正恒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设立的项目公司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依前述确认书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2005年1月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向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2004）第100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4月1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根据萧仕北、程佩贞的申请，作出粤府复决（200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穗国用（2004）第100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广州金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2006年12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穗中法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广东省人民政府上述复议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萧仕北、程佩贞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8月3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粤高法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驳回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将涉案地块使用权转让时，对涉案地块的开发不符合与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12条的规定。其递交给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委托书》上填写了“拆迁面积28000㎡，已拆迁安置36户，拆除了约2887㎡。”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与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项下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由广州市金德盛实业有限公司代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缴纳。曾昭抗系广州市金德盛实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也系正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曾昭抗也系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在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转让涉案地块使用权前，曾昭抗即以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名义就涉案地块的开发进行招商。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在委托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涉案地块使用权前2003年7月1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请示，“鉴于我公司现经济困难情况，无资金能力自行开发发展我公司名下高第街项目及其用地……我公司决定一1300万元人民币把本项目及其用地以挂牌转让形式转让给正恒地产集团公司（香港）。” 原告认为，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与正恒地产集团有限
论无效合同的认定与处理 作者：宋鱼水发布时间： 2004-12-13 19:01:20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无效经济合同约占经济合同总量的10％至15％，合同大量无效致使每年约有3 000亿至4 000亿元的合同金额得不到履行。这种现象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后果：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商事主体对合同产生不信任感；有利于违约当事人，给违约当事人提供了可靠的避风港。无效合同大量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事人无法制观念，故意违法；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原合同法制度有关。原合同法制度过于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过于强调保护交易安全。本文力求从司法的角度结合实践中的案例剖析无效合同认定和处理的立法和司法的问题，以求得到共识，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新的《合同法》。 一、原合同法制度确认三种常规案件无效的质疑。 非法人组织机构对外缔约的案件、超范围经营的案件、未经房屋登记机关核准的财产租赁纠纷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被确认为无效。上述三种案件无效认定后，在理论界引起学者的反对，认为无效合同的范围应作严格限定。上述三种案件属常规案件，在经济合同案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讨论已是当务之急。 （一）关于非法人组织机构对外缔约效力的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和原《经济合同法》未作规定，国家工商局1985年《关于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和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了非法人团体对外签订合同无效的问题，理论依据是把非法人团体等同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里需要弄清：非法人组织机构和法人的关系是否能等同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间的关系，非法人组织机构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何区别。非法人组织机构和法人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