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曹植诗歌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摘要]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其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极为深远。
具体来说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五言诗的影响。
曹植擅长五言诗,从东汉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多数量、高质量的创作,扩大了五言诗的创作题材和手法,使五言诗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占领一席之地。
二是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曹植的诗歌抒情意味浓厚,讲求抒情手法,影响深远。
三是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曹植诗歌的艺术价值奇高,其诗歌创作讲求遣词造句,对中国诗歌美学影响深远。
曹植的诗歌给诗歌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曹植诗歌影响前言曹植是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甚至是汉魏六朝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诗人之一。
在曹植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做到了情感和语言的完美结合。
此外,他的天才诗思、豪放性情、传奇人生,都富有迷人的魅力,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诗人之一。
古今文学评论家也纷纷认同曹植在建安诗坛甚至是中国诗史所取得的建树及地位。
钟嵘《诗品》多以曹(植)、刘(桢)并称,有时也加上王粲,明确的将三人推为建安诗人代表,均为上品。
王士祯说:“汉魏以来,两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
顾所好为仙才者,为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带京堂诗话》)[1]175曹植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写作手法和抒情方式上的创新,开创了我国古典诗歌在抒情传统上的新的篇章;他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在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为确立五言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此外,他的诗歌讲求文与质的完美结合,改变了汉魏以前重文轻质或重质轻文的诗风,完善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标准,促进了中国古典诗歌在文质彬彬道路上的发展进程。
在研究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等方面,我国的文学研究者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张亚新、于浴贤、钱志熙、木斋等,他们均在各自的相关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及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均肯定了曹植诗歌创作的历史研究价值。
而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郭沫若却在《论曹植》中提出了颠覆共识的评论。
他从文学本位的角度,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对曹植在诗坛地位和所取成就进行了质疑和批评。
本文在吸取前贤成果的基础上,对曹植诗歌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着眼于曹植诗歌文本,重点研究曹植诗歌对我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为此,本文主要通过三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第二章,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第三章,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鉴于文学研究者及评论家们过于肯定或否定的观点,本文旨在结合史实和专献著作,分析研究曹植诗歌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由于主客观因素,在本文中出现的不足,希望各位加以指正。
一、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一)曹植的诗歌创作以五言为主纵观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简明来说,就是诗体发展的历程。
诗体的发展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地在自我推陈出新。
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绝句的相继出现,正是在各代文化大背景和文人的努力下创作出来的。
其中,曹植之于五言诗,有着极为深的渊源。
汉魏六朝时期,各种诗体都登上了诗坛争相亮相。
骚体曾在汉初兴盛一时,但随着文学的不断向前的发展,骚体的主流日益向词赋转化,有的则走向的诗化。
四言在“诗三百”中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诗体,前秦是曾辉煌一时,到了两汉更是成为政治历史和伦理道德的教科书,四言因此被尊崇为一种正统的诗体。
由于四言诗本身受着强烈的政治道德伦理的束缚,四言诗内容逐渐向内容空泛、通篇道义的方向发展,四言诗逐渐走上了僵化的衰颓的道路。
此时,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正登上的历史的舞台——乐府诗。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乐府诗创作的情感基础,乐府诗大多反映的是社会现实生活,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乐府诗在描写上多用叙事体,形式以杂言为主,渐趋五言,并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
并非每句五个字即为五言,五言诗乃是钟嵘《诗品》所总结出来的“为众作有滋味者也”,其中的本质特征,正是“穷情写物”四字[2]1。
五言诗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学界一般认为,曹操开辟的建安诗歌,标志了五言诗的成立。
由此可见,五言诗体在建安时代乃至六朝时期的兴盛繁荣的景象。
建安诗歌“五言腾踴”[3]“彬彬之盛,大备于时”[1]51,开创了我国五言诗的黄金时代。
曹植正是这一时代诗歌领域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他长于五言古体,大力创作五言诗歌。
王瑶先生说,“曹子建的成就,在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基础的文人。
五言诗本出于乐府,但经过了他的手,诗和乐府的界线几乎没有了。
”[4]据统计,曹植五言诗在数量上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比重大于任何一个建安诗人。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植的诗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功业诗、咏物诗、咏史诗、咏怀诗、游仙诗、游宴诗、山水诗、寄赠诗、女性诗等,这些题材大多以五言为主,如《白马篇》、《野田黄雀行》、《杂诗》、《情诗》等。
他极大的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百姓生活的能力,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5],对后世的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等影响甚深。
(二)曹植五言诗的艺术价值曹植精于五言诗的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多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在诗歌的创作质量上,仍是要优于他人的。
曹植的五言诗极具艺术价值:在内容上,曹植发展了乐府诗以叙事为主,兼以抒情的文学创作发展趋势,他把抒情和叙事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在艺术上,曹植精通音律,诗歌讲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音节铿锵,对五言诗的音律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曹植对屈骚艺术的接受是全面的:香草美人、远游求女、比兴象征、意境创造、构思、藻饰、意象等,曹植将之用于五言诗的创作中,赋予了五言诗语言的简洁优美、意象的丰富性、意境的瑰丽性等全新的发展方向。
《美女篇》中:“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轩。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寥寥数语,便将美女美丽妖娆的气质衬托出来,语言清丽,出于自然,浑然天成,让人眼前仿佛看见一位美女款款而来。
《野田黄雀行》中:“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顶针的使用,增强了诗歌的工整;音节铿锵,赋予诗歌音乐美。
再如《怨歌行》中:“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开篇便直抒胸臆,将满腔的愤懑和无奈毫不晦涩的发泄出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让人无法抽离其营造出了情感氛围从而心生可怜之意。
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
在数量上,曹植丰富了五言诗歌体裁的创作范畴,既有抒发个人情感的咏怀诗、咏史诗、咏物诗;也有温柔婉转缠绵悱恻的女性诗、寄赠诗;还有气势磅礴的游仙诗;此外,还有山水田园诗、边塞诗等,这奠定了五言诗在古代文学创作载体地位的巩固;在质量上,曹植高质量的五言诗,将抒情与叙事完美结合,冲破了政治道德伦理的束缚;对遣词造句的讲究,使得五言诗内容更为丰满;对修辞手法的潜心研究,使得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更为生动,极富音乐美、绘画美。
曹植的五言诗是灵动且深刻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曹植五言诗仍不免有不足之处。
但无可否认的是,曹植五言诗的创作对于中国诗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曹植继承发展了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的优良品质,丰富完善了五言诗的创作方式及内容,为五言诗的发展在唐朝达到顶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五言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站立一席之位、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华丽的篇章奠定了基础。
二、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一)曹植诗歌的抒情特点1.沉郁刚健这主要就抒情的力度而言。
曹植的诗歌主旨清晰,感情激昂,往往慷慨陈词。
他以诗歌为情感的宣泄口,抒发自己对个人、周遭事物的所见、所闻、所感。
我们根据曹植生平历程和诗歌创作内容,一般将曹植诗歌创作时期分为前期和后期。
曹植生于乱世,他以文人视角观察周围的人、事、物。
曹植极富诗赋,自幼天资聪颖,颇得曹操的喜爱。
曹植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金石之功,留永世之业”[1]180。
青少时期的意气风发深深影响曹植诗歌的情感抒发。
在这一时期,曹植诗歌充斥着浓烈刚健的情感。
《白马篇》中“白马饰金羁,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通篇的感情基调慷慨激昂,劲健有力。
曹植以骑着白马的少年自比,述说自我的统一国家、建立功勋的政治理想。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曹植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曹植诗歌的抒情力度不再刚健有力,转变为沉郁顿挫。
《七步诗》中“煮豆持作羹,漉激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寥寥数语,将曹植内心的苦闷抒发出来。
胸怀大志的曹植经历了别人难以体验的大起大落,慷慨不群的个性、宏伟的政治理想,与他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构成了他诗歌沉郁劲健的内在特征。
2.哀怨缠绵曹植以前,最善于抒发哀怨之情的是屈原。
屈原在《惜诵》开篇即云:“惜诵以至憨兮,发愤以抒情。
”明确提出了抒发怨愤之情的写作动机。
屈原一生跌宕坎坷,历经磨难,纵有一颗尽忠君王、报效国民的赤诚之心和政治理想,然而“信而被谤,忠而被疑”,报国无门,内心的苦闷无从述说,怎能不愤懑。
曹植的经历和屈原相似,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遭到曹丕的忌恨,臣子的诽谤,生活凄苦,颠沛流离,失去人生自由,所以“常自怨愤,抱利器而无所施”[6]。
加之亲历建安七子离世,目睹社会的种种残像,内心感慨万千,难以自持,所以曹植后期诗作中处处可见怨情和哀情。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怨歌行》);“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朔风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野田黄雀行》)。
措辞委婉、深沉,不同于屈原的激烈悲亢,曹植婉转的述说着自己内心的苦闷,读来更叫人感叹时移世易之感伤,体现出哀怨缠绵的特征。
就题材而言,曹植的女性诗更加贴合这一抒情特点。
作者以女性的角度作诗,往往可以大胆的将丰富的情感借以女性角色表露出来。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七哀》);“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万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
”(《杂诗六首》);“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
收泪长叹息,何以负神明”(《弃妇篇》)。
诗句对女性心理的描写非常细腻,曲折凄婉,含蓄意深,缠绵悱恻,曹植在女性诗中借女性形象表达自己内心的纠结的情怀,情真意切,令人为之动容。
3.雅正不乱钟嵘《诗品》中赞曹植“情兼雅苑”[1]115。
在这里,“雅”是一种和“怨”相对的风格。
雅,即为典雅、高雅,属于高层次高品位的美学范畴;怨,即哀怨、怨诽,属于一种悲壮美。
曹植的诗歌,将雅正美与悲怆美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内在平衡,即雅正不乱,这是曹植诗歌又一显著的情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