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主谈英语文学作者：［美］詹姆斯·安格尔字体：【大中小】[编者按] 詹姆斯·安格尔(James Engell)是美国哈佛大学Gumey Professor of Endi8h andProfessor 0fComparative Literature，英语系兼比较文学系主任。

2007年12月16日，他应邀前来中国参加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做主旨演讲。

本刊和《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征得安格尔教授本人同意在两份刊物上同时发表这篇演讲，以飨读者。

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怀有一种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跨越地域、跨越国界的学者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是一个人文共和国，统辖它的是思想，是智识精神。

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见，这并非仅仅是一个理想，而是真实的存在，其真实有如这个现实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

当然，它可能存在于书籍中、图书馆中、文字中或学刊中，但它的的确确存在着，且强大而有力，因为其赖以生存的是一种广及的声波。

我想我们多半上不了报纸的头版，甚至上报本身都不大可能，但成为那种新闻亦非我们所愿。

我们的目标更为深远，从很多方面看也更为恒久。

我必须要说的是，相比眼下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文学教授们的思想意识，你们这个学会先行了一步。

何出此言?因为他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英语文学研究(the studyof English literature)应该是研究用英语写成的文学(the stud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他们意识到有一个全球性的、多国家的、跨文化的视野，因此，将英语文学研究——或者用任何一种语言写作的任何文学的研究——仅仅隔绝在一个国家或一国传统范围内是不明智的，是对思想的禁锢。

任何文学研究都可以用来解释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的传统，这很自然，但这个传统往往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都有关联。

我想我也能体会到建立这样一个学会该是多么不易。

大约12年前，我在美国协助创立了一个新的协会：文学学者和批评家协会，为此大家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组织人手，募集资金，奠基开创，经历了幕后工作、争吵、辩论，从分歧到妥协再到达成一致，直至最后的成功。

实际上，建立一个组织或协会非常艰难。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的诗名可谓不凡。

而且他还是国王的朋友——实际上他还借钱给国王，因为议会拒绝贷款给查理二世，可见德莱顿在宫廷里有他的影响力。

他想要建立一个文学学院，一个英格兰式的文学与学识协会，但是他失败了。

其实，建立这样一个文学学院的梦想并非只此一例，而且都长期存在，但英国的文学研究院(Academy of Letters)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

将英国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这一观念本身其实落后于研究实践，直到德莱顿和艾迪生(JosephAddison，1672～1719)时期，才形成了将英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性实体的观念，不过这样的观念仍未进入校园。

据我所知，英语文学首次出现在学校的正式课程表中供学生选修，并不是在英格兰，也不是在大不列颠，也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印度。

之所以最早出现于印度，是因为殖民地的英国人以为他们可以借此让次大陆居民对英国文化产生深刻印象。

关于这个话题，高莉，薇思瓦纳珊(Gauri Viswanathan)曾写过一本很有启发性的书，题为《征服的假面：印度的文学研究和英国统治》(Masks of Conquest：Literary Study 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1989)。

的确，在许多情况下，英国的重要作家最初是在英格兰以外的国家得到首肯，比如约翰.济慈最初名声大振就是在美国，而不是在大不列颠，部分原因是他的弟弟移居美国。

直到1880年，大学的系科中才开始讲授英国文学，而在此之前，英国文学并未被视为值得一教的科目，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样的古典语文以及其他文学研究才是学术性文学研究的支柱。

由于这个原因，直到125年前，英国文学或者英语文学的研习才进入大学的领地。

对我而言，这个科目却充满荣耀，荣耀之一虽显而易见，但我以为多说一句也无妨，即它有十足的多样性。

它成分驳杂，达到极致。

它的形式是驳杂的，它所包含的政治或文化信息并非单一的，而是有多种不同的声音。

有时它好辩而极端，有时反权威。

或又保守，涉及到众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时代，以至于任何性情的人都可以与英语文学的某一部分声气相投，而且还会在那些乍看与己无关的事务中发现进一步启迪自我的必要。

在这种意义上，姑且可以说，研究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都可以拓展一个人的灵魂，都可以调动他所具有的设身处地的想象(imaginativesympathy)的潜能。

我相信这一点。

对于今天的学生而言，至少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文学的定义有些过于狭窄，学生们把文学直接理解为诗歌、戏剧和小说。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文学教育的核心文本就是这些虚构性作品。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文学”的所指实际上更为宽泛。

文学包括诗歌、戏剧和小说这些虚构性作品，但文学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不啻于对人类经验的全部文字记录，它也包括书信、日志、论说文、文艺批评和评论。

事实上，任何性质的文字，只要凭借才思而达到语言和智识交织的较高复杂程度，都可划归在文学范围内，而这就意味着，有大量可被视作文学的东西往往并未成为文学课程的内容。

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既反映又批判其所处的社会，对于想要接近它的任何人而言，它都是开放的。

有些事想起来总是令人惊讶，比如有些人，像康拉德那样，19、20岁之前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竟成为用英语写作的伟大小说家。

何为文学的功能?我觉得有时我们并没有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跟学生们讲清楚文学的各种功能。

我这里讲的功能是个复数概念。

有一种功能我们总是倾向于忘掉，那就是：文学给人终生的愉悦，尽管对于学习一门语言的学生们来说，他们一开始很难领悟到这一点。

这一功能如此明显，却又如此被人忽略。

文学是极高审美快感的来源，它也是一种交流，一种传统，一种文化。

它是社会批判和评论。

它算得上精神之友。

济慈说过，他认为诗歌的最佳功能莫过于使思想升华，同时又抚平人类烦忧。

同样的意思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也曾表达过，他谈到在苦难和悲剧面前、在遭到贬损时人类精神的坚忍。

不管怎么讲，文学的确是一个朋友，对于被疏离的或感觉挫败的人类心灵而言，它是某种帮手。

它还是智识上的论辩，是对历史的理解，是关于人性和公民社会的知识。

意大利史学家维柯声称，诗人是公民社会的缔造者。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其虚构史传《拉塞勒斯》(Rasselas)中借因列(Imlac)之口说，诗人是人类社会的立法者，这与维柯的话形成有趣的呼应。

如果约翰逊的这句话听起来耳熟，那是因为雪莱后来对这个表述稍加改动，说诗人是人间未获公认的实际立法者。

今天，美国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文学研究领域是环境研究和生态批评，该领域的学者认为，文学巩固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深层纽带，关乎它如何演变，如何可以被维系。

当你列举出所有这些功能，再把它们与文学研究的各种方法结合起来，包括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性别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原型研究、文化唯物主义，以及思想史等等，你将拥有一套何等丰富的组合和排列!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当然，我的这些看法有点乌托邦，所以说我下面要变得反乌托邦一些，因为我感到不安。

我想向大家讲述一下为什么有些事让我忧虑。

在研究过去30年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时，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大学各院系若依从这条规律就可以得到发展，就可以在相应程度上获得校方和行政部门的支持。

这是一条不变的规律，我还没有发现哪个院长、校长或者教育部门的官员能够否认它。

我把这条规律称为“三个标准”，它们可以预示一个学术领域是会受到扶持，不断发展，还是不得不自生自灭。

这些标准非常简单。

第一条标准是，某个学术领域需要有钱途或能生钱。

第二条是，这个领域得研究钱，也就是商学、金融学、经济学或国际贸易之类的专业。

第三条是，该领域能得到大把的钱，特别是各种基金，这些基金大部分来自联邦的某级政府，偶尔也有私人基金。

在美国过去的35年间，只要一个领域满足了这三条标准中的一条，哪怕仅仅是一条，这个领域总会在某个方面得到发展——学生数、教员数、教员薪水、办公面积、图书馆资金、校友会捐助等等，随你怎么看。

只要一个领域能满足其中一条标准，它在学术界的分量和地位一般都会得到提升。

不用我来告诉各位，人文学科和文学系满足不了上述三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这就是我不安的原因。

我想这意味着教授文学和人文学科的人将越来越多地需要为自己张目。

在此，我愿简单概括一下我们可能的辩词。

首先，文学和人文学科的确可能看上去已经过时或总是向后看，它更多地关怀人类以往的状况，而不是未来会如何，所研究的全部内容也都是在过去写成的。

这似乎没错，但我想证明的是(就像今天早晨各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证明了的一样)，人文学科和文学教育与现实密切相关，它们也永远面对未来。

它们不断地提出问题。

即使像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哈罗德·夏皮罗那样见识颇丰的人也说过，人文学科强调的是——让我用他的原话——“灌输”，所用的是一套具体的高尚道德观。

但我想这个说法对于许多人文主义者而言会显得很怪异，比如对于苏格拉底、塞缪尔，约翰逊，对于谢默斯，希尼，或对于多丽丝，莱辛。

如果人文学科从事历史的保鲜，如果它们关注传统，其目的是为了变革，为了变化。

传统需要被关注，部分原因是为了对其进行批评。

我想我们面对的唯一选择是，要么生活在对过去文化历史的无知中，盲目地走向未来，要么了解过去，以便作出改变。

然而，如今我经常听到学生和家长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学文学找不到好工作。

我得说，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

据我所知，每个国家主修语言和文学的学生最后都干得很好。

在美国，他们往往进入商界、法律界，他们入职医学界，他们走人各行各业，不仅文学研究需要交流的艺术，需要判断和细致的理解力，这些行业也同样需要。

学习文学的过程还可以提供另一种可能，当然这并非它的独门绝技，但的确是它需要主张或重新主张其所有权的东西之一，即它有能力成为一种伦理的教师。

这当然不是指某套伦理说教，好像那种摆在学生面前令其背熟的清单或教义问答集。

我的意思是，它是一种用复杂的方式对世界进行的道德探索。

若回过头去看锡德尼(Phillip Sidney，1554～1586)写于16世纪后期的《为诗一辩》(Apologie for Poetrie)，会发现他似乎在某一个地方提到文学是一种糖衣，为的是让里面的伦理药丸更容易下咽。

我无意贬低锡德尼的论文，那是篇杰出的论文。

但我的确认为，在过去的400年间，有关文学该如何扮演道德角色的整个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已经不再是让学生简单地依照权威的旨意去被动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