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林译村上文本在中国大陆北京外国语大学杨炳菁[摘要]本文从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两个方面对林少华在村上文本的译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在文学翻译方面，林少华的翻译观体现了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归化”为主的翻译理念。

林译文本在传播以村上文学为代表的日本当代文学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翻译文学领域，林少华的翻译对解读村上文学起着导向性作用。

而林少华所撰写的有关村上文学的研究性文章一方面起着深化阅读的作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目前国内村上文学研究的单一化倾向。

[关键词]林译村上文学文学翻译翻译文学1文学翻译与林译村上文本1.1两种不同的评价在大陆讨论村上春树的作品就不能不提到林少华的名字，应该说村上文学在中国大陆之所以有今天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林译文本被广泛接受有关。

然而有趣的是关于林少华的翻译中日两国研究界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评价。

王向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一书中对林少华的翻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林少华的译文，体现了在现代汉语上的良好的修养及译者的文学悟性，准确到位地再现了原文的独特风格。

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1]王志松也在《消费社会转型中的“村上现象”》一文中指出：在村上文学进入中国大陆的初期，除林少华外还有其他译者参与了村上作品的翻译工作。

例如1991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跳！跳！跳！》就是由冯建新，洪虹翻译的；另一本短篇小说集《好风长吟》的译者则多达9人。

“但自一九九八年版‘精品集’出版后渐渐地形成了林译本垄断的局面。

这其中固然有商业要素，但重要原因还是林译本质量高于其他几个版本。

”[2]尽管国内也有研究者指出林译村上文本中存在着漏译、误译等翻译技巧方面的问题，但总体来讲国内研究界对于林译村上文本的整体风格还是持肯定意见的。

与此相反，日本研究界（包括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则对林少华的翻译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发表在《日本近代文学》上的孙军悦的论文——《“误译”中的真理——〈挪威的森林〉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

在这篇文章中孙军悦详细考察了林少华所译的《挪威的森林》，认为在这个译本中“舍弃了原作中历史、社会的前后关联，创造出一个强调感情与美感的新文本”，读者由此“很难产生对日本现实的新认识”。

[3]除此之外，藤井省三也在『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一书中对华语圈三大村上文学的译者——林少华、赖明珠、叶蕙的翻译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不能否认与赖译、叶译相比，林译所谓‘审美的忠实’看起来反而像化了浓妆。

”[4]客观地看，日本学者在原文中所使用的「厚化粧」（浓妆）一词在日语中是中性词，本身并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然而在流行“裸妆”的今天，很难想像大家会对“浓妆”产生良好的印象。

如果抛开漏译、误译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日本研究界对林译村上文本的批评大致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其一是文体的问题。

村上春树的作品在文体上比较独特是不争的事实，日本评论家川本三郎在『村上春樹論集成』的后记中不仅讲到村上春树独特的文体，还谈及所产生的影响：“新的故事NIHONGO NO学术争鸣GAKUSHU TO KENKYU2009年第5期总144号123学术争鸣2009年第5期总144号产生于新的文体。

……在（村上）之后登上文坛的新锐作家中很多都受到了村上文体的影响。

”[5]美国学者杰·鲁宾也在《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成为日本文学风格的一场‘一个人的革命’。

他在日本文学中培育出一种全新的、城市的、国际化并且明显美国风味化了的文学趣味。

”[6]其实村上春树的文体简单地说正如译者林少华所概括的那样，“是日语又不像日语，即不像传统的日语。

”[7]在日本研究界看来这种不同于传统表达的日语到了林译文本中却成了“太像中文”的地道表达。

尤其是译本中经常出现的四字格，起到了超乎原文的美文效果，有研究者认为林译文本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与其说是村上春树的文体不如说是“曾经进行古诗词比较研究的译者自身的文体”[8]。

除翻译的文体外，日本研究界对林译村上文本的批评还集中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这一点上。

林少华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所谓“归化”的翻译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在日本研究界看来暗示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优越”意识。

例如林少华曾在随笔集《落花之美》中提到他的翻译是在“努力去除‘和臭’”。

并且讲，与中西文化本身就存在差异性这一公认的前提相比，“日本文学、文化并无此优势和特点。

其文化祖籍原本就在中国，……于是对‘和臭’总觉得别扭。

”[9]此外，林少华也曾多次强调“汉语（大概）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等等。

这些表述使一些日本研究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译者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同时将这种民族主义情结反映到了译本中去。

应该说日本研究界对于林译村上文本的两方面批评事实上存在着一种表里关系。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必然反映在翻译的文体上，而这又恰恰体现了文学翻译过程中具有主体性意识的译者采取何种翻译观的问题。

1.2两种不同的翻译观提到翻译观或翻译方法大多数人会想到“直译”与“意译”这两个概念。

近年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和阐释，“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逐渐代替“直译”与“意译”的提法，其原因不仅在于“归化”与“异化”体现了翻译方法的不同，而且还包含有更多的文化内涵。

以“归化”和“异化”的观点来考察近百年中国的翻译史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

孙致礼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一文中对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进行了梳理和考察。

他发现，在我国从翻译策略来讲，“除了五四后的十多年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归化译法为主调。

”[10]例如张谷若就主张一种“地道的翻译”。

具体来讲张谷若的翻译原则有两条：“（1）不能逐字死译；（2）得用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

”[11]事实上如果阅读张谷若所翻译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他不但酷爱使用习语而且在有的译作中还用中国的地方方言来传译英国的地方方言，因此所译作品带有较浓厚的中国味道。

50、60年代，傅雷和钱钟书对翻译的论述也颇有代表性。

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讲：“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此后，他在致罗新璋的信中，再次明确表示：“愚对译事看法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

”[12]钱钟书则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把“化境”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

他认为：“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拗口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

”[13]“地道的翻译”、“神似”以及“化境”都是一种“归化”策略的体现，这种策略不但是中国近百年翻译史的主流，同时也影响着读者的审美判断。

而林少华本人的翻译观应该说也是以“归化翻译”为主的。

他在《“和臭”要不得》一文中这样讲：“最妙的‘除臭剂’，我体会，当用钱钟书那个‘化’字”。

“我觉得，要‘化’，就要入于原文而出于原文。

如欣赏一幅山水画，我们主要并非在看山观水，而是通过山水以至抛开山水去感悟画家的意趣和情怀。

亦如听一支名曲，我们并非在捕捉音符和旋律，而是在领略或缠绵的衷肠或磅礴的气势。

同样，译文可以而且必须跳出原作一字一句的表层结构以求融之化之。

这其实是一种高层次的真正的忠实。

”[14]以上这段话可以说极为典型地代表了林少华的翻译观。

它不但揭示出译者本人继承了中国主流的翻译策略这一事实，而且强调124学术争鸣2009年第5期总144号了接受方审美过程的特殊性。

也正是在这种翻译理念的指导下，才出现了具有深刻“林译特质”的村上春树译本。

如果说20世纪占主流地位的是“归化翻译”的话，那么不可否认近年来国内翻译界逐渐有强调“异化翻译”的倾向。

而日本研究界批评林译文本的理论依据也恰好是“异化理论”。

说到“异化翻译”，就不能提到鲁迅和韦努蒂这两人的翻译观。

鲁迅所强调的“宁信而不顺”是我国五四以后文学翻译的代表性翻译观；韦努蒂则是1990年代对“异化翻译”理论作出极大贡献的学者。

然而，笔者认为在阐发和运用二者的“异化翻译”理论时，如果忽视其特定的语境则有可能导致误解。

鲁迅在给瞿秋白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译书……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

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

……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

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

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象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

……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15]应该说鲁迅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不但强调了“异化翻译”策略，而且还提到了读者层的问题。

不过，这种“宁信而不顺”的最终目的恐怕还是为了“输入新的表现法”。

换言之，鲁迅的“异化翻译”是以五四之后白话文运动为背景而提出的。

因此，在白话文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读者层的比例发生较大变化的今天，如果孤立地看待“宁信而不顺”，只能造成对鲁迅“异化翻译”观的误解。

鲁迅的“异化翻译”观有其本身的时代烙印，那么对韦努蒂“异化翻译”的理解也同样不可忽视其所存在的语境。

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韦努蒂讲：“异化翻译是一种另类文化实践，它发展在本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和文学价值观，包括因抵抗本土价值观而被排斥的异域文化。

”[16]韦努蒂的“异化”之“异”表现在多个方面，这其中既有选材之异，也包含了语言、文化之异。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韦努蒂所倡导的“异化翻译”其本质是一种“干预策略”，是以英美国家的文化霸权和不平等文化交流为前提而提出的翻译观。

其目的在于遏制“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文化自恋和文化霸权主义”。

日本学者所批评的林译村上文本中“归化”倾向过重、民族主义情节等问题，所依据的正是韦努蒂的这种“异化翻译”理论。

然而，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中外语境差异的问题。

不能否认，尽管我国的国力与上世纪初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总体来看，并没有和英美一样处于文化强势的地位。

如果当真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归化翻译”反映了我国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文化霸权的话，那么与此相反，过分强调“异化翻译”无疑是另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

在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里，在对文化霸权进行抵制的同时也意味着对目的语的文化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