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世致用的法律意义
经世致用思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持久力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之际，社会转型的这个时期，显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要探究经世致用的法律意义，我们就必须先理解经世致用的理论内涵。

从最早的孔子开始，便有了经世致用思想的雏形，孔子提倡积极入世，时刻关注现实生活，国事民瘼，这正正是经世致用的体现。

到了明清时期，顾炎武明确提出：“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 以救世也。

”意思是做学问，研究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明道救世”、“明道救人”，即经世致用。

同时期的黄宗羲也是再三强调“经世应务”的思想。

他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注重证据的治学方法，影响了清代后来的很多改革思想家，成为龚自珍、魏源、沈家本、康有为等人改革图志、变法修礼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辞源》里对“经世”的解释是：治理世事;对“致用”的解释是：尽其所用。

而在《辞海》中对“经世致用”的解释是：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

因此，我们可以对经世致用理解为：关注现实，面对社会矛盾，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运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

而运用在法律方面，则要求法学和法律都应针对现实，面对社会矛盾，以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理解了经世致用的内涵，那么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法律方面有何意义呢？本人认为，可以分为在当时的法律意义，和当今的法律意义。

经世致用在明清时期的法律意义，又主要体现在于经世致用的思想促进了各种立法原则、思想的提出，各种变法思想的出现和实行，具有先进意思的“法”的概念、法律起源的解释的提出，推动了法理学研究的进展，法学事业的进展和法制的改革这些方面。

经世致用的核心是关注现实，运用所学解决现实问题。

面对封建制度衰落、君主专制极端强化、政治腐败的现状，资本主义产生与成长的契机，在社会动荡，封建腐朽的大环境下，各种立法思想，立法原则相继出现。

黄宗羲提出立“天下之法“，去”一家之法“的呼声，主张实现“法治”经济立法方面明确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提出“立众治之法，以礼为先，疏法剩刑”；王夫之提出“必循天下之公”的立法原则。

以他们为代表的立法原则和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不仅对后来的改革家、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推动了立法进程的发展，促进了立法思想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在变法方面，有龚自珍的“更法”、“改图”的思想；魏源“善治民者不泥古”、“便民”的改革变法思想；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提倡民权的维新变法思想等。

以他们为代表的变法思想，促进了晚清时期的法律的转型和社会的进步，对法制的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环境下，受着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龚自珍对“法”的概念，提出了“法”是以讲“政道”、合“仁义”前提下的王者的命令或旨意的解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反对神权主义的政治法律理论，对法律神定的法律理论造成巨大冲击，是法律事业的一大进步，推动了法律事业的进步。

而沈家本则是他们的集大成者，积极提倡法学研究，对法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他运用经世致用的思想，适应改革法制时代的需求，针对现实和社会矛盾，为法制改革明确了合理性，提供了改革的思路，同时也影响了他的中西结合的修律思想。

，沈家本大力提倡推求法理、重视法学研究；不仅从司法实践和法制改革方面强调法理学研究的重要性，还通过法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来说明恢复和发展法理学的必要性，对法律的概念，法律的作用，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执法等方面做出了详尽、先进、比较合理和系统的解释，这些都是之前的思想家所不能及的。

除此以外，他提倡中西结合的修律思想，已经超越了国内的限制，明确反对重刑酷刑，提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死刑的执行方法，改良监狱，提出现代意义上罪刑相宜、罪刑法定等先进刑法原则。

他的法律思想，对中国法学和法律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

谈完了当时的法律意义，就是当今的法律意义了。

由于经世致用的核心是关注现实，运用所学解决现实问题，这就必然要求我们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法律法学研究者都必须如此。

在立法方面，立法者需及时关注民生民情，了解民意，充分考虑各个方面，从现实出发，从老百姓的利益着想，立好法，立对法，立准法；执法者需联系现实，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平等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司法者同样应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做到司法公正；而相关研究者就更应该注意理论与现实的差别，注意把理论和现实有机的结合起来研究，而不是空研究理论。

经世致用的思想，关注现实，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解决现实问题思想，对法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无论对古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