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悲剧艺术的比较——《哈姆雷特》与《窦娥冤》的比较摘要：悲剧艺术，以其深沉的艺术震撼力以及犀利的讽刺性，历来便居于戏剧创作的巅峰位置。
相对于喜剧而言，悲剧在人们心理上留下的是更为历久弥新的印记。
悲剧的情节越是悲惨，给世人及社会留下的警醒就越是深刻，其深沉的涵义使得人们不断地思考现世人类以及社会的状况，发掘出那些不为人知的矛盾个体，从而对生活以及生命有更深刻的理解。
这种悲剧心理，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受到人们的追捧，《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两部剧作可谓是中西悲剧艺术的代表作。
虽然同为悲剧力作，但是两部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我们主要从作品创作的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受这种文化背景影响所形成的悲剧主角和悲剧结局的差异，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
关键词：悲剧艺术；文化背景；悲剧主角；悲剧结局前言《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作品，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该剧以中世纪丹麦宫廷为背景，通过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欧洲上层社会的面貌。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古典悲剧力作，以元代社会为背景，描写性格善良的窦娥受恶势力迫害含冤而亡的故事。
两者虽然同为悲剧作品，但由于作者生活背景及文化根源的不同，作品的角色特点以及结局安排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一、文化背景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西方文化是一种海洋文明，广袤的海洋精神造就了这么一种人群，他们追求个性和自由，勇于冒险而又大胆，具有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敢于向统治阶级抒发自己的不满。
在西方这种开明文化的孕育下，西方人在表达思想的时候大胆而又直接，作者在《哈姆雷特》的故事地点的选择上丝毫没有避忌，大胆地选择了丹麦宫廷作为故事发生地点，把统治阶级的现实状况通过戏剧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
通过对人物矛盾的叙述，真实地影射出统治阶级内部的邪恶本质，是作者内心不满的一种直接表露。
在西方文化极具批判和怀疑精神的影响下，剧作中的人物往往具有着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这点在《哈姆雷特》中也表现得较为突出。
剧作中人们对国王死因的怀疑，哈姆雷特对于叔父以及母亲的怀疑，甚至对于鬼魂所说真相的怀疑，整部剧在这种怀疑精神中一步步推进，真相也慢慢地呼之欲出。
此外，西方文化对人文主义与英雄主义也比较重视，善于塑造出各式各样的英雄形象，把这些英雄作为作品的主角，强化了戏剧的冲突。
哈姆雷特就是一位典型的西方悲剧主角，他是“朝庭人士的眼睛，学者的舌头，国家的期望和花朵，举世瞩目的中心”。
其实，在西方的悲剧中，这样的英雄人物比比皆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靳斯描写的俄狄浦斯，马洛悲剧中的浮士德等，都属于这类人物。
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悲惨命运，西方悲剧情节的安排，矛盾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作者往往通过这些斗争直观地反映出人物的个性，深入人性的最深层次发掘人生的意义，揭露人性的最善良以及最丑恶之处，从而探究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这就是人文主义在剧作中的一种直观展现。
为了使得悲剧达到斗争的最高点，作者往往以死亡作为一个结局，从而揭示生存与毁灭的意义。
《哈姆雷特》正是这样一部悲剧作品，其中穿插了多方面的矛盾斗争，哈姆雷特自身思想的斗争，与王公大臣的斗争，与叔父的斗争等等，这些一次一次的斗争把剧作推向高潮。
通过对《哈姆雷特》的细致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莎士比亚把西方文化的冒险、批判与怀疑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并高扬了人文主义与英雄主义旗帜，揭示了人性中的善与恶的对立。
与西方的海洋文明不同，东方文化属于内陆文明，相对于眼界开阔的海洋文明而言，东方的文明局限于狭隘的地理环境中，这样环境下所孕育的人群，他们遵循着儒家思想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主张矛盾冲突，也不敢向封建统治发起质疑和挑战。
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奔放直接，东方文化显得含蓄内敛，体现在作品中就没有西方文化那种大胆的批判与怀疑精神。
《窦娥冤》中的窦娥，她的性格受到封建观念的影响，即使在进行反抗的时候，也没有脱离这种影响，没有运用更为锐利的思想武器为自己保驾护航，而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所展现的东方文化的局限性。
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文化的影响下，在温柔敦厚的性格中所展现的优点与弱点，其本质都是东方文化所宣扬的善良的美德。
窦娥反抗张驴儿，为的只是不受凌辱，囿于亲孝思想而不敢逾越婆婆，只能向张氏父子投降。
这些矛盾的产生都不是鉴于一种批判与怀疑精神，而相反地表现为一种妥协精神，而这些都是深深植根于东方文化的土壤中。
东方文化追求超凡脱俗、清净无为，这种思想使得人生艺术化，但是却造就了人性中回避冲突的思想，弱化了人物的抗争意识。
相对于西方的英雄主义的崇高性，东方文化更追求对悲剧人物的同情性，通过对悲剧人物命运的悲惨描写上，显示出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坚忍内敛、含蓄温润。
如果说西方文化立足于于探讨人性问题，揭露人物极端的善恶思想，那么东方文化就主要立足于社会问题的表象，很少对人性的问题进行细致研究。
朱光潜先生指出，中国人是“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
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辩，也不想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这大约可以概括东方文化的某些特点。
东方文化没有明显的人文主义与英雄主义倾向，所以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矛盾斗争都不是直接发起的，而是被迫产生的。
哈姆雷特的英雄行为唤起了人们的一种崇高壮烈的感情，窦娥缺乏西方英雄人物那种宏伟气魄，但是作为弱小者的反抗，与强大的恶势力形成显著的对比，那种震撼力比英雄主义式的强者对强者显得更为强烈，更能引起人们心中崇高悲壮的美感。
所以，我们在阅读悲剧作品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以便于我们更好地品读出其中的意味。
二、悲剧主角由于中西文化观念的重大差异，对于悲剧中主人公形象的选择与刻画，中西悲剧有着显著的不同。
西方悲剧中的主人公一般是出生贵族的人物，而中国悲剧大多是出生市井的善良弱小的人物，从而造成了他们思想、性格等多方面的不同。
西方悲剧往往是把身居高位的人置身于英雄式的矛盾斗争中，进而慢慢地把他们推向死亡的边缘，最后完成他们的英雄任务，《哈姆雷特》便是这种戏剧套路的典型表现。
从一个天真无虑的王子转化成为一个魔鬼的复仇者，最后在复仇成功的壮烈情怀中，怀着对世界的无望，把自己推向了死神的魔爪。
西方悲剧都属于性格悲剧，哈姆雷特作为剧中的悲剧主角，其性格因素是相当复杂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但一百个人眼中却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正是对哈姆雷特性格复杂的最好印证。
而奥菲利亚所描述的，哈姆雷特有着无比忧郁的容颜和极度纯真的心灵，这种外表与心灵的冲突，恰恰也反映了其性格的复杂性。
他的矛盾，他的忧郁，他那大胆猜疑的精神，我们都可以明显得感受到哈姆雷特在整部剧作中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在世人面前，他有着多样的角色，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
而他自己却认为：“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难以吐出来的叹气、象滚滚江流一样的眼睛、悲苦沮丧的脸色，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绪······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哈姆雷特性格的多重性和矛盾性，使他性格中的自主意识表现得最为强烈。
强烈的自主意识使得悲剧主角沉浸于自己心灵世界中对于美好的向往，一旦这种美好幻灭，他们便会奋起反抗。
哈姆雷特本来是个乐观的王子，在他眼里，世界和人性都是美好的，人与人相处是和平仁爱的，他高扬人类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在智慧上多么象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哈姆雷特的眼中，父亲是非常崇高的形象，父亲的死亡本身就是对他美好理想的一种打击。
而母亲的再嫁，甚至嫁给一个杀父仇人，这在他看来是一种“乱伦”，此时他心目中的人伦理想完全破灭了。
一个快乐王子最终成为了忧郁的复仇死神。
哈姆雷特的本性是坚强的，他那辛辣的讽刺，刹那间的忿怒，他和父母谈话时的狂暴的语言，他对叔父的傲慢、鄙视、和毫不隐讳的憎恨──这一切都证明了他的精力和博大的心灵。
哈姆雷特最后知道了永远活在犹豫怀疑之中是不可能的，生存与毁灭是相互矛盾的，他必然要择其一而为之。
是苟活在这混乱象监狱一样的世上，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他犹豫过，徘徊过，但最后他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了他所钟爱的美妙理想。
想比较于西方悲剧主角敢于鱼死网破的富有个性的抗争行为，东方的悲剧主角往往只满足精神上的坚忍，只追求精神、行动的含蓄慰藉，不采取行动上的顽强抗争，在挫折或毁灭性的打击面前俯首听命。
《窦娥冤》中的悲剧角色窦娥就是一个缺乏反抗能力的女子。
她三岁丧母，逼不得已到蔡婆婆家充当童养媳，不久丈夫便撒手人寰。
面临着接踵而至的种种不幸，她没有责怪封建制度的邪恶本质，而是把痛苦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她说：“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
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
”东方“以和为贵”的文化弱化了人物的反抗意识，以及与邪恶势力坚决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东方人相信天理，当窦娥被押赴刑场，发下三桩誓言时，她求救上天的帮助，替她伸冤不平。
而关汉卿也确实让这种誓言成为现实，这表现了东方文化对于天理的强烈信仰。
不能在行动上反抗，这么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子，一个被社会伦理束缚的个体，当权者不仅没有给予同情与帮助，反而成为了邪恶势力的帮凶，将窦娥活生生地推向了万劫不复的人间炼狱。
在这种情况下，窦娥只能用自己的精神战胜世间的邪恶，用自己的道德战胜封建制度的腐朽，用自己的死亡震撼人类已然僵化的心灵。
窦娥并没有哈姆雷特那鲜活复杂的个性，她留给我们的便是“烈女”、“孝妇”的形象。
东方悲剧主角性格往往被僵化在某一方面，性格中的多样性完全被抑制。
所以东方悲剧主角多具有性格单一化的特点，这使得他们的自主意识也极为淡薄。
这种停留在人物表面的描写，使得他们对于邪恶势力的反抗也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不能深入到精神层面。
如果说哈姆雷特追求的是一个人性和谐，是一种精神上的愿望，那么窦娥追求的便只是物质上的满足。
当蔡婆婆劝其改嫁时，她说：“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又不是欠钱债，被人催逼不过。
”就是死后，在阴间，她的要求也只是跟温饱有关的问题。
“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
由此可见，东西方的悲剧主角形象有着很明显的不同之处。
西方的悲剧角色更具有着清醒的自主意识，性格复杂，并有着一种面对厄运而充满斗志的生命激情。
这些都是东方悲剧主角所不具备的。
东方悲剧主角往往有着较弱的自主意识，性格单一，缺少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显得更为委婉含蓄。
这也正是东方文化的特点在人物性格中的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