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三次浪潮
陈建军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310027)
内容提要:本研究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
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认为,所
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
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
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转移、
产业分工以及空间距离、要素流动网络和制度成本是影响要素流动并和其形成互动格局的主要解释变量。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并
与之形成互动,由此认为: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更多的依靠经济发展的
主体:企业和民间力量,政府部门的工作则因放在弱化乃至消除各种阻碍要素流动的
区域行政壁垒和强化区域一体化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流动产业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
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实现强强联合 ,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
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
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
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
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
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
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
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113∀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编号03BJL010)和浙江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浙江与上海区域经济联系的新特点与定位研究∃的资助。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
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
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
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
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
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
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
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
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
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
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
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
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 的主
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
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
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
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
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
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
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
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
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
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
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
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 ,而布票是具有地域
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
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 ,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 ,这种
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114∀%&∋参见陈建军#中国高速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现在属于上海郊县的松江、太仓等地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属于江苏。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
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
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
(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
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
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
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
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
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
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
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
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 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
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
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
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
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
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
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
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
!!!上海经济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
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
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 和收权 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
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 ,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 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
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
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115∀%1982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原电力部副部长王林担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规划办公室。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
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 ,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
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 ,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
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 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 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
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
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
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
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
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
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
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
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
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
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 自行车,蝴蝶牌 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 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在另一
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
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
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 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
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 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
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 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
时,冠上上海经济区 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 ,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
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
的。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
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
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
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
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116∀%据当时的浙江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后任浙江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曹大立回忆,参见#钱江晚报∃(2003年7月3日,第4版,长三角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