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对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通过语言符号的研究来推进的，特别是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只是在向中国学界介绍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更重要地是为中国学界用索绪尔体系化的语言研究方法来研究各种符号，例如文艺符号、文化符号等，开辟了研究的新途径。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最早是在赵元任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中最早提出来的，但当时此文在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赵元任之后，此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
最早对”符号学“的介绍，出现在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学或哲学资料中。
第一篇文字可能是第一篇文字可能是周熙良1959 年翻译的波亨斯基《论数理逻辑》发表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59年7月号。
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 年代早期，如胡壮麟、岑麒祥、徐志民、徐思益等学者纷纷著文介绍索绪尔学说③。
真正把符号学当作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63 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谈符号学》。
1i985 －1987 年出现了一系列在各学科中运用符号学的文章④，符号学呈现了跨学科的特征，此时也出现了一些对这门学科
作总体介绍的文字⑤
1980 年代关于符号学的讨论，一大特点是与结构主义混杂在一起，两者不分。
结构主义是符号学在学界掀起大潮时采取的第一个形态，中国学界1980 年代讨论结构主义的文章，基本上把它当做符号学的同义词，两种文章都是从索绪尔原理与术语开始，只不过讨论范围比符号学的范围广一些，讨论结构主义时论及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拉康、戈尔德曼等人的思想，这些思想家现在不被视为符号学家。
到了2000 年后的新纪元，符号学在中国学界换挡加速。
首先体现在数量上是论文和专著的急剧增长。
其次更重要的是不再只满足于介绍国外符号学者的说法，开始提出中国学者自己形成体系的见解，出现了几个趋势：首先是中国符号学传统的发掘。
其次是对汉字形成过程的符号学解读，在这个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陈宗明、孟华、申小龙。
第三是符号人类学，
在用符号学整理中国思想上做出独特贡献的，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台湾学者龚鹏程。
他的《文化符号学: 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2009)，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做的北大演讲系列《文化符号学导论》(2005) 是对中国传统语文学的一种全新的系统阐释。
中国符号学家开始有自己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出现了一系列符号学理论书籍: 首先是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导论》，此书初版于1994 年，
严志军、张杰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外语学刊2010年
西方符号学理论传入中国经历是在20世纪80年代
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语言学阶段，中国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首先始于语言学界，以索绪尔的二分法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为依据，努力从语言学的体系化方法去揭示各种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特征。
早期对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通过语言符号的研究来推进的，特别是对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只是在向中国学界介绍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更重要地是为中国学界用索绪尔体系化的语言研究方法来研究各种符号，例如文艺符号、文化符号等，开辟了研究的新途径。
由于中国符号学界深受索绪尔语言学方法的影响，不少符号学家又首先是语言学家，再加
上语言学研究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可以避免意识形态问题的干扰。
因此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接受在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语言学方式的，也就是注重符号结构的体系性、符号意义的确定性。
不少学者的研究直接是围绕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展开的，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及其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探讨;第二，索绪尔与其
他学者思想的对比研究。
这种以语言学方式来阐释符号现象，把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引向深入，也促进了中国学界的逻辑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个阶段(20 世纪90 年代)是超语言学阶段，以皮尔士的三分法符号学研究方法和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指导，探讨符号的多义、符号的非体系性和未完成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在对西方符号学接受的过程中慢慢显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选择接受上，不再是笼统地接受，而是根据自身文化的传统来有选择的加以接受。
进入20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在继续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符号现象的同时，又开始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符号学研究涉及到语言学之外的文学、翻译、艺术和文化、社会等领域。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的“三分法”(每节、对象和解释)、巴赫金的“多元”、“复调”、“未完成性”等符号学思想倍受关注。
这样，以索绪尔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符号的体系性、确定性、结构性便被打破了，符号学的研究超越了语言学的门槛，进入到大社会的语境之中。
然而，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学界不仅是从范围上扩大了符号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学的圈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除语言学方法以外的其他研究方法，例如社会学、文化学、叙述学、心理学、人类学、广告学、行为学、神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