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教学案例】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教学目标]1、明确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的含义。
2、明确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的基本精神。
3、明确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的操作法度。
4、明确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的现代意义。
5、通过学习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的相关知识学以致用。
[教学重难点]1、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的基本精神。
2、朱子理学与文化养生的现代意义。
[教学方法] 讲授法,事例分析法[教学过程](新课导入)“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
朱熹在建构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和成就圣贤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安身立命。
其思想原则是:主静、居敬、顺道;其基本操作法度是:第一,存理制欲,深筑养生宅基;第二,格物致知,谐和养生环境;第三,即物穷理,激发养生功能;第四,超凡入圣,升华养生境界。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思想原则与操作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积极意义,认真发掘其优秀成分,可以为现代文化建设与养生活动提供借鉴。
一、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基本精神就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来看,儒家关注养生问题是有案可稽的。
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的言论都包含着许多养生思想。
这个传统被后代许多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所继承,朱熹正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儒、释、道文化相互融通的大背景下,朱熹广泛吸纳各派思想内容,从而使他的理学体系具有比较大的包容性,逐步走向当时学术的前沿。
他对传统养生理论也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尤其对于道家、道教的养生思想与方法更是潜心探究。
在研读《庄子》一书之后,他颇有感触地说:“《庄子》云:‘闻解牛,得养生。
’如何可以养生?曰:只是随他道理去,不假思虑,不去伤害他,便可以养生。
”[1](P2604)可以看出,朱熹是从自然无为的思想旨趣方面来把握“庖丁解牛”的养生精神的。
这种养生精神表现为一定的“理”,故而可以“随他道理去”。
作为一个弘扬儒家道统的经师,朱熹在注意吸纳道家、道教养生思想之后又进行了一番别出心裁的改造功夫,从而使其养生理论与养生实践纳入了理学的思想框架之中。
他努力把身心健康与道德修养学说、圣贤境界的追求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朱熹的养生理念与养生实践称作“理学文化养生”。
必须指出,“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并不是朱熹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这方面的思想。
为了发掘朱熹的养生思想、认识朱熹的养生方法与实践,我们有必要先对“文化养生”的内涵略作陈述。
所谓“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文化”指的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精神与知识形态,例如文学、艺术、历史、医学,等等;广义的“文化”则指人类一切精神积淀与物化形态。
“文化养生”指的是一定的文化资源向养生技术的转化形态与实施过程。
人类精神积淀到一定程度或者成为物化形态,就成为一种资源。
从再生与利用的角度看,文化资源可以有不同的转化形态,向养生技术的转化是其中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形态。
在中国,文化资源可谓丰富多彩,理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它也是可以向养生技术形态转化的。
“理学文化养生”这个命题包含着两层基本涵义:一是标志着理学文化本身存在着养生的思想资源;二是标志着理学文化可以转换为养生方法,生发养生功能。
从文化养生的立场来审视朱熹的学术成就与生活历程,不难看出朱熹在建构其庞大的理学体系时,也利用治学求知、道德修养和成就圣贤的生活样式来保持身心健康、修身养性、安身立命。
概括起来,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主静。
此乃源自老庄道家思想。
《老子》曾云:“致虚极,守静笃”[2]、“归根曰静”[2]、“清净为天下静”[2];而庄子则进一步提出“心斋”、“坐忘”等静坐方法。
先秦儒家虽然也有“虚壹而静”的提法,但那时主要不是从养生的角度说的;北宋儒学处于更加开放的状态,道家的“主静”说遂为儒生们所雅好。
[3](P340)二程将“静坐”之法演为故事,每教人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后来儒者们以此为口诀,静坐观心。
朱熹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二程的做法,但对于静中安养却是认可的。
他在注释《周易》时说:“安静以养微阳也。
”[4](P119)在朱熹看来,静可使人气理平和,从而达到涵养阳气的目的。
另外,主静可使人精神刚健和道心坚固。
朱熹说:“孟子言志之所尚专一,则气因从之。
”[5](P284)他认为,“主静”可以养“浩然之气”,人心只有和乐主静,方能使气行合意,益于健康。
[6](P34)其二,居敬。
朱熹将“居敬”作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他说:“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为心?只是个敬。
人才敬时,这心便在身上了。
”[7](P209)在朱熹心目中,“敬”的真精神是“畏”与“收敛”。
他说:“敬为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身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凭地放纵,便是敬。
” [7](P208)敬无疑对身心健康具有正面的暗示作用,因为敬意味着自然和乐,这正是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
他说:“礼主于进个,乐主于和,此是异用。
皆本之于一心,是同体。
然敬与和亦是一事。
敬则和,和则自然敬。
” [7](P207)大抵汉朝以下到北宋前诸儒,注重“修齐治平”的理论阐述与实际运作,但较少注意到心性本源的发明[8](P100),北宋理学在三教合一的大趋势下注重这项工作,二程提出“敬”字,朱熹大力承袭而弘扬开来,他的主敬工夫更强调德智双修,这实际上也可以从养生的立场来认识,因为“德智双修”包含着人生关怀和安身立命的内涵,在深层次中与身心健康的养生境界相通。
其三,顺道。
朱熹以道德之心的健康作为身心健康的基本点,通过养气、养神等等手段,来实现“圣功”的理想状态。
这就是朱熹构造的身心健康思想的基本框架。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主体精神在于顺道明志。
从朱熹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朱熹从小有志于学,自称“总角闻道,终躬求之。
”[9]又说自己“早岁即甘退藏……翼成一家之言以待后之学者。
” [10]他以传道为己任,以心性合天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养生和道德养生。
朱熹一生对此孜孜以求,“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
” [11]在工作中,他乐而忘忧,以“道”的信念培育健康的身心,堪称宋明儒家的典范。
二、朱熹理学文化养生的操作法度经过长期的探索、朱熹理学文化养生思想逐步成熟,并且形成一定的操作法度。
简单说来,即是从存理制欲入手,进而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谨慎笃行,超凡入圣。
这是“道问学”的过程,也是朝着养生康乐的境界逐步升华的过程。
第一,存理制欲,深筑养生宅基。
在儒家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心就被唤醒,情欲也随之而起。
当此之际,应该以“理”制之。
从社会人伦关系的角度讲,这个“理”也就是“礼”,所谓“发乎情止于礼义”就是这个意思。
朱熹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 [12](P207)朱熹所谓的“灭人欲”并不是否定一切欲望的存在,因为人本来就有动物的欲望本能,朱熹的意思只是要求在满足基本欲望后,去除那些多余的欲望,这种防止纵欲的思想不仅具有社会道德的意义,而且具有个人身心健康的理趣。
因为“纵欲”既损耗了精气,也造成自我心理的畸形。
长此以往,精神状态与社会生活准则不能合拍,最终发生无形的自我攻击,那是有损健康的。
因此,只有控制过分的情欲,才能伸展正气,培元固本。
这个环节有如盖房子的筑基,牢固其基础,“身躯大厦”方有着落的实在处。
第二,格物致知,谐和养生环境。
不言而喻,“格物致知”乃是儒家的一种认识方法,过去学术界对此有过很多论述,奠定了很好的研究基础。
但是,我们认为,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格物致知”是不够的,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命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格物致知”的理趣当然也是多方面的。
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我们不难看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其“理气论”、“人性论”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理”既是“生物之本”,又是“天命之性”。
格物致知一方面是要认识一般的“天理”,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认识具体事物之理。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
”[13](P295)格物致知的过程实际上既是事物认识过程,也是自我存在状态的感受过程。
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文化养生的过程。
因为文化养生不仅要利用各种可能的精神资源来完善自我,而且要处理好人与养生环境的关系。
在这里,养生环境包括自身精神环境、社会人际环境、自然环境。
朱熹理学文化养生实际上就是通过协调这三种环境,从而使养生主体更好地因应养生客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好人与养生环境的关系,这远比完成肢体之类动作重要得多。
因为人的生命存在、寿命的长短受到自然与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不了解彼此的关系,就不能进行正确的生活定位,更不能形成健康生活的章法。
朱熹的“格物”包括了宏观上对“宇宙”的认识和微观上对事物的探索,这种认识与探索,使人们有可能拓展眼界,从而达到更大程度的生存自由,这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养生智慧是相当深邃的。
第三,即物穷理,激发养生功能。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即物穷理”乃是“格物致知”的深化。
然而,正如“格物致知”的过程可以生发文化养生的功能一样,“即物穷理”也蕴涵着向养生技术转换的可能。
因为“即物穷理”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精神专注的过程。
这种专注恰好是身心健康的基本条件之一。
老子《道德经》有“载营魄抱一”的说法,所谓“抱一”首先是指形神相合不离,但也包含着专心致志的内涵。
生活体验证明,专心致志,这不仅是成就事业所必须的思想状态,而且是身心健康的精神条件之一。
按照朱熹的看法,“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13](P291)。
他指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至之知,在即物而穷理也。
”[14]在这些论述中,有两个字特别重要,这就是“至”与“穷”。
所谓“至”本来是形容鸟由高而下来地上的状态。
许慎《说文解字》称:至,“从一,一犹地也,象形”。
古人以大地连绵一片,故以“一”画来象征。
引申到学理上,便有到达极点的意思。
至于“穷”从“尽”的意义来理解,这又与“至”字颇能相通。
“至”与“穷”表明“即物穷理”的探索者有一个连贯的思想趋向,当他的思想进入这种状态时也实现了从“念我”向“忘我”的功能态转换。
在这个时候,思想高度专注,平日间人情世事的烦扰一扫而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穷理”乃是以一念替代了万念,自身的情绪得到了很好调整,在客观上这是有益健康的。
著名的哲学家有不少人是长寿的,其中的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如果仔细推究一下他们的思维习惯,那就可以理解儒家“穷理”的文化养生意义了。
在朱熹看来,穷理,虽然包括事事物物之理,但主要的还是穷尽人伦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