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关键词】王夫之法律思想【摘要】王夫之（公元1619--1692），出生在湖南衡阳，名夫之，字而农，别号姜斋，晚年移居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他既是宋明道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又是初具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和先驱者。
一、王夫之的生平王夫之（公元1619--1692），出生在湖南衡阳，名夫之，字而农，别号姜斋，晚年移居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是明末清初最著名的思想大家，梁启超称之为清初四大儒之一。
王夫之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的志士，又是一位有着强烈文化抱负的哲人。
（一）、王夫之所处的时代背景王夫之出生于明末清初，正处于明朝衰亡，清朝兴盛之际，时人多称之为“天崩地解”、“海徙山移”、“是考古所以决今”的时代。
经济和农业方面，耕作技术有所进步；阶级矛盾方面，统治者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野蛮摧残，引起了工人和商人的反抗；政治方面，明朝后期政治一片黑暗。
（二）、王夫之渊源的家世家学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学习过“濂洛正传”，又博通经世之学；王夫之的叔父王延聘，对文学、诗词和嗜血都有独到的见解，对王夫之也有深远的影响；王夫之长兄王介之，终生致力于经学，著有多部经学著作。
祖辈是明朝的功臣和渊源的家世家学，使王夫之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其忠君观念的熏陶，对他的一生来说接受益匪浅。
从他的父亲、叔父、兄长那儿接受了多方教育，这也为他以后在很多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趋势更新”的法律思想观（一）、“道丽于器”“法因时改”王夫之说：“道者，物所众著而共有者也。
”物所众著，是指一阴一阳的气运化动所生成的“可见之实”；物所共由，是指受“一阴一阳”的矛盾法则所支配的食物自我运动的“可循之恒”。
王夫之把他的“天下惟器”、“无其器则无其道”、“道在器中”的哲学观点运用于社会领域，确认一切政治的立法原则、伦理规范及其一般原理都是在社会关系中生成，并体现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设施之中。
社会生活中的“治道”具体表现为“法”，道隐而法显，法是道的体现。
道随器变，则法因时改。
王夫之认为“法因时改”，法律的“趋势更新”是客观规律。
他说：“顺之必然势之也，理也。
理之自然者也，天也。
…天者，理而已矣。
理者，势之顺者而已矣。
”“理”即必然的趋势和规律，“势”即社会发展的趋势。
“事随事迁，而法必变”。
任何政治的立法、制度只是它所从属的那个时代的立法和制度，“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已相扶而成治。
”①时异则势异，世异则事异。
“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
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进贤远而已矣；无定法者，一兴义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
”②他认为法律必须“因其时而取宜于国民”，而不能拘泥于旧的制度不变。
这一政治和立法原则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和立法原则无不有所昭示，有所启迪。
（二）、“道因时而万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道器关系，一方面表现为“道丽于器”、“法因时改”、器变而道亦变的历史沿革；另一方面也变现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历史事件的发展、生产力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革、制度的创新、物质的丰富，而呈现出“道因时而万殊”的无限丰富而生动的①《读通鉴论》卷二十一，《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96页。
②《读通鉴论》卷六，《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32~233页。
情境。
二、治国需法，法规统一（一）、国家创立之始，必须有法王夫之鉴于明朝末年封建统治者暴政肆虐，以致法纪荡然，深感“治道之裂，坏于立法”。
因此，他引古筹今，论证了治乱世与立国之始，必须重视立法。
王夫之在《噩梦》一书中指出：“立国之始，法不得不详。
有国之道，用不得不丰。
”在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执政者应该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如若不然，一些人就会用各种手段，想尽一切办法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增加苛税，或横征暴敛，一点也不会顾及人民的承受能力。
（二）、法贵统一1.民以恬愉，法以画一。
王夫之认为，宋初唯向敏中勤于吏事，其他官吏皆无所事事，尽享荣华。
然而百余年间，“士大夫廉隅以修，蕉苇草泽无揭杆之起”。
关键在于有画于法，“民以恬愉，法以画一”，宋初制定法律《宋刑统》，官吏照章办事，天下相安无事，人们照章纳税，都有规矩可循，有令可遵，“非一切刑名之说可胜任”。
2.“故治国之道，须画一以立洁矩之道”。
王夫之认为治国之道须有统一的法令。
他说：“故治国之道，须画一以立洁矩之道。
既不可全恃感发兴起，以致悍格于不受感之人；而或问谓‘洁矩必自穷理正心来’，一皆本自新者以新民，则傲很苟不如伯鰷者，亦可教而不待刑也”①国家建立之始，制定成法，百官上下遵之，守画一法，“尽闻国政以佐天子之不逮”，社会就会稳定、繁荣、发展，反之国家就会衰亡。
（三）、法贵简而能禁王夫之主张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
小错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
他认为先人“既著之于经，后世抑守之以律”，后人按章办事，自觉遵守就是了，决不能“违经破律，取悦于众，而自衿阴德”，那未免太过了。
同时，他也认为要因时而已，当吏省而法简，无以惩治贪官污吏时，则应由相应的刑法来治理社会安宁。
此外，王夫之还主张执法当中不要连及无辜，应一人犯罪一人当，株连九族是不应当的。
他认为滥用酷刑及株连九族不能让人心悦诚服，只能是“以辱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教化、刑罚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任法与仁人并重王夫之反对单纯的任法，也反对单纯的任人，主张良法与现任并重结合，任法兼任人。
他说：“任法任人，皆言治也。
而言志者曰：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
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
于是人发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蠹也，废法而何以齐之。
故申、韩之说，与王道而争胜。
”②在王夫之看来，法是人君的制定，人君依靠法律饬吏治、恤民隐，治吏、治民都离不开法，所以“天下将治，先有制法之主，虽不善，贤于无法也。
”③这里，王夫之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但是，法还是要人去执行的。
四、严于治吏王夫之认为官吏失德，贿赂公行将导致国家的灭亡。
他说：“贿行于中涓，而天子慑；贿行于宰相，而百官不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严于治吏是王夫之法律思想中最富与民主色彩的部分。
（一）、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王夫之深恶封建社会的腐朽政治，痛恨专制皇帝的昏庸无能，憎恨封建官吏的贪污腐化，力图限制皇权与封建贵族的特权，遏制豪强富户的兼并，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挽救封建①《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大学》，《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37页。
②《读通鉴论》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97页。
③《读通鉴论》卷十五，《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54页。
社会的危机。
他鲜明的提出了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法律主张。
王夫之“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原则“非以时为进退”的普遍使用性，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对官吏都要严，对民众都要宽。
不要事事、时时都与民众过不去，那么在这样的国度里，人民的权利就有可能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了。
（二）、法贵责上王夫之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了极少数大德大贤的人以外，官员中没有不贪污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他发现，历代专制王朝并非不惩贪治贪，然而，其惩贪治贪通常是针对下级官员的，对于高级官员的贪污，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则会以“官当”、“铜赎”等处罚代替，而免于刑责。
王夫之认为，“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
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薄尉胥吏，皆啄息而不敢逞。
”①王夫之认为上官之贪，乃是“贼害之所自生”的根源；要反贪，就要抓住严惩上官这个关键。
要解决上官贪污的问题，朝廷的司宪者应注重审查那为数不多的十数名“上官”是否有贪污的问题，而皇帝则应关注“司宪者”自身是否廉洁的问题，这一切都不难做到。
掌握司宪大权的就那么二三个人，如果他们廉洁，下属官员就对不管为所欲为，可谓“宪臣廉而贪墨屏矣”。
（三）、提出了让民众“自治”的法律思想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特权人治，立法的基本精神是为了防范人民“犯上作乱”以侵犯统治者的利益，所以，从西周以来一直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视为古代法治的一条重要原则。
王夫之坚决反对这一原则，他提出应把这一原则颠倒过来，即：“王者之法，刑尤祥于贵，礼不逮于下。
”也就是说，法律要得到更多地对达官显贵说不，而不是相反；至于礼，则应使之普及到下层民众之中去，让民众“自治”。
他认为这才是“王道”。
五、明慎用刑王夫之认为刑赏罚而佥壬戟，主张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其一刑赏罚而佥壬戟。
王夫之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惩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惩一人而天下戒，国家之福也。
”对于那些寡廉鲜耻、不仁不义、无所畏惧的小人，不用太重的惩罚就可以告诫他们，使其引以为戒，不敢再为所欲为，同时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其二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王夫之指出：“离，明也；艮，止也；明而慎，可以止矣，而必求明于无已，则留狱经岁，动天下而其害烈矣。
”应用明慎用刑这一指导思想，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实事求是进行判决，不要留狱，这一断狱方法是最好的。
六、总结王夫之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伟大思想家，它既是宋明道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有时初具近代人文主义性质的新思想的开创者和先驱者。
“故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学习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对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①《读通鉴论》卷二十八，《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100页。
浅析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姓名：何欢学号：00806065班级：2008级2班学院：法学院指导教师：焦应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