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共同犯罪问题浅析作者：【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与其情妇（夫），与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的共同受贿问题的厘清，希望对实践中这种情形共同受贿行为的界定有所裨益。
【关键词】受贿罪关系密切人特定关系人共同犯罪一、“关系密切人”与“特定关系人”概念辨析（一）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人”的关系。
对“关系密切人”的界定，有的学者主X，可以行为人是否具有影响力为标准来考察“关系”是否密切。
如果具有影响力，则可以认定两者具有密切关系，反之，如果尚未达到影响力的水平，便可以认定未达密切的状态。
但也有学者认为此种观点陷入了循环讨论的错误。
用客观要件充足与否作为主题要件是否充足的依据，进而理所当然地推定构成利益影响力受贿罪。
完全行为人具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所规定的实行行为，但如果不属于“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也同样不构成犯罪的情形[1]。
“关系密切”属于价值判断和主观认定的X畴，在界定“关系密切”时应从人与人关系中的主客观相联系的实际出发，注重对证据的综合分析判断，避免仅仅根据办案人员的个人价值观进行主观臆断。
（二）关于共同受贿罪中“特定关系人”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7月8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一下简称《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有学者认为，“共同利益关系”是受贿罪中所蕴含的基础关系，也是“特定关系人”所具有的关系特征。
但是，近亲属情妇（夫）与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应当是并列适用的三个概念，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三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界定，不可以一言蔽之。
当然，共同利益关系是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罪共同犯罪的前提和基础，是将他们粘连在一起的黏合剂。
因为共同利益，使每一个体的部分行为相互依存，相互分担，一方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便会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和保护另一方的利益，其中的利益不仅仅是指物质或经济利益，当然也包括社会地位，精神满足等非物质利益。
（三）“关系密切人”与“特定关系人”的区别与联系《意见》中规定的特定关系人包括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三者是并列关系。
《刑法修正案（七）》中未对关系密切人作出专门的规定，一般认为只要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便可构成“关系密切的人”，此时近亲属密切的人仍然是并列的规定。
这两处的近亲属应做同一释义，那么此时“关系密切的人”的X围显然大于“特定关系人”，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关系密切的人”和“特定关系人”所侧重的内涵方向并不相同。
“关系密切的人”中的“密切”侧重与关系，达到“密切”的程度，可以被认作是“关系”的程度修饰词，联系“关系密切人”在影响力受贿罪中所规定的特定语境，既要与所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达到具有一定影响力并影响其公务行为的“密切”程度。
而“特定关系人”中的特定，其实是对“关系”的性质作出的限定，正因为“特定”是对“关系”性质上的限定，是相关司法解释已对其“特定关系人”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其内涵相对确定。
而“密切”是对“关系”程度上的限制，要达到足以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影响力“密切”的程度，在法律尚未作出规定的情况下，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具体衡量、判断。
因此，“关系密切的人”的外延处于相对不明确状态。
[2]我国在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了“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行为，以立法的方式规制了“关系密切的人”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的行为。
“特定关系人”一般以受贿罪共犯的身份进行追责，也即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通谋。
共同实施受贿行为，可以受贿罪共同犯罪处断。
而“关系密切的人”很多情况下，单独构成利益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即便有时国家工作人员知道或应当知道，也不一定都以共同犯罪论。
在此条件下，关系密切的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了财物，应当可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通过对共同受贿罪中“特定关系人”概念的分析，根据主体的X围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其有特殊亲密关系的近亲属的共同受贿；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其无合法关系的情妇（夫）的共同利益关系人的共同受贿二种状态。
二、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的共同受贿“亲缘关系既是一种重要的法制资源，也可能成为法律程序的腐蚀剂。
既不能把一切法律关系亲缘化，也不能在法律关系中把亲缘关系虚无化。
”[3]这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使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之间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在对两者所实施的共同犯罪进行界定时便显得尤为棘手。
法律上对近亲属的规定有三种：即刑法上的近亲属，民法上的近亲属X围的界定并不一致，行政诉讼法规定最为宽泛，民事诉讼法次之，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为狭窄。
通过深入分析，适用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概念则更为科学和合理。
首先，从三大诉讼法的调整关系来看，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主要是调整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刑事法律所涉及的是公民的重大人身和财产关系。
主要是依靠国家刑罚权进行关系调整。
有时所涉及到的人身权利的某些方面往往是有不可恢复性，因此对其适应尤其谨慎。
其次解决刑事问题理应适应刑事法律，这样界定既符合罪行法定原则，可以紧密衔接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保持刑事法律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而限制刑法适用X围。
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对犯罪的主体认定X 围的扩大，势必扩大打击面，也极易使膨胀的法律造成公利的损害。
因此，对近亲属应该理解为：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
近亲属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着共同生活的事实，并且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这种由亲缘联结起来的生活共同体决定了两者共同受贿的成立并不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亲自实施受贿赂的行为，只要知晓其近亲属因自己的职务行为而收受了财物并不予返回，便可成立受贿罪。
对于其近亲属而言，由于这种共同生活的特殊性质，如果其仅仅是代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了财物并事后予以转告，而本人并不知道接受的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对价，缺乏收受贿赂的故意，不能认定其成立受贿罪的共犯，而只是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情妇（夫）”的共同受贿“情妇（夫）”是我国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产生于错误的婚姻道德观念和扭曲的人生价值观之下。
是对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婚姻制度的现代变态演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7月8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所谓情妇（夫）是指男女两人中一方或者双方已有配偶而相互间有性爱关系的对称，也就是俗称的“情人”。
并没有特定的时间限制或“包养”条件限制。
孟庄华教授指出，“情妇（夫）”存在与合法婚姻合法配偶之外。
他们与当事人之间关系往往超出了一般男女朋友关系而成为特殊的异性关系，是否存在非法同居关系，同居时间的长短并不是情妇（夫）的必备条件，这种特殊情感中往往夹杂着太多的双方利益关系，仅仅从心里特征和感情角度是无法对其正确掌握的。
双方当事人之间即使只是有过一两次的不正当关系，但若以后不间断的联系，或交往的，也无法排除属于“情妇（夫）”的情形。
[4]我认为，该观点既符合情理事实，符合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认定。
此外，在现实中也有国家工作人员并没有配偶或已经离异，但却保养了情人，因此其X围还可以扩大到这种情况。
故在认识情妇（夫）受贿行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到对共同占有要件的理解适用。
四、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的共同受贿。
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收受财物而侵害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或不可收买性的行为，其权钱交易的的形式要求必然涉及到财物与其他的非法利益。
而要正确界定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关键是要抓住“共同利益”的要义。
共同利益关系产生的基础在意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或关系人之间存在同事、同学、同乡、朋友关系，他们利用亲情、友情把彼此之间的距离和关系拉近，利用私人之交进行隐蔽的权钱交易，从而使纯粹的友情戴上利益的枷锁，涂抹上经济利益的色彩，从而形成共同经济利益联盟。
《意见》第七条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益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意见》主要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及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共同受贿行为如何认定问题进行了规定。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收受了财物并转达了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对此仅仅是知道或事后被告知，但双方并未对此进行通谋，即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近亲也并不构成受贿罪共犯。
此规定更加重视双方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同时要求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需要且具备“共同占有”财物的行为。
情妇（夫）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可以成为受贿赂罪共犯在《意见》中已经得到了肯定，但我们在认定时必须严格按照构成要件的要求进行适用，以免肆意地扩大刑罚的X围。
在主观方面必须存在情妇（夫）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通谋，在共谋的的支配下，还要求双方分工合作，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而情妇（夫）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收取了请托人送与的财物，从而排除了XX和简单帮助行为可以成立共犯的情形。
而尤其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双方对收取的贿赂必须具备共同占有的条件，此规定过于苛刻，不利于对受贿罪共同犯罪的打击。
参考文献：[1]X莉芳、X伟：《新型受贿罪中“特定关系”之X围司法界定》。
正义网、2009年6月16日[2]吕彪：《刑法修正案七---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司法界定》，2009年6月20日[3]李伟迪：《论唐律的血缘注意特征》，船山学刊，2002第一期[4]孟庆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共犯的界定问题探讨》，《受贿特定关系人》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