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 2年 法商论坛 第一卷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我国合同法相关制度比较研究
——以艰难情形和情势变更为视角
陈依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 30073)
摘要:艰难情形是《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称《通则》)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修正了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恪守合同的
理念,对平衡意思自治和公平原则意义重大。因而各国立法都确定了该制度或与该制度相似的制度。长久以来,我国《民法通 则》和《合同法》对此没有做出规定,直至2009年5月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引入
情势变更制度,才弥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立法的空白。本文将对艰难情形制度与我国的情势变更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国际商事合同通》;艰难情形;情势变更
“契约必须信守”是合同法中普遍被接受的基本原则。
为此,合同法有一系列的制度来敦促当事人信守合同约定。
但是,该理论忽视了支撑合同存续的客观基础。当合同缔结 时所处的环境或基础发生根本变化,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
人在缔约时知道这种变化就绝无可能再次缔约或者约定相同
事项。如果坚持履行的话,双方当事人将完全失去平衡。于
是,为纠正这种不公平状况,艰难情形(情势变更)应时而 生。
一、艰难情形和情势变更制度概述 (一)背景分析
该制度起源于12—13世纪的注释法学派在其著作《优帝
法学阶梯注解》提到的“情势不变条款”。随后,英美法系国
家将其发展为“合同受挫”或“合同落空”。而大陆法系国家 通常称之为“情势变更”或者“情势变迁”规则。通常认为
其基本内容是在法律关系成立后,作为该项法律关系基础的
情事,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非当初所能预
料的变化,如果仍然坚持原来的法律效力,将会产生显失公 平的结果,因此应对原来的法律效力作相应的变更,增加或
减少履行的义务或解除合同。
由此可见,不论是合同落空还是情势变更都是“契约必
须信守”的例外规定,但是在内容上和法律后果上存在较大
的差异。合同落空不仅包括情势变更,而且还包括意外情况 使合同履行不能,因此合同落空的结果是免除合同责任,而
情势变更则主要对合同义务作相应的变更。为了统一两大法
系的制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第一项
规定了相应制度。但是因两大法系国家利益难以调和而作出 妥协规定,导致其不具有可操作性。而《通则》制定的目的
就是形成一个统一的合同法制度供各国选择,所以创造性地
采用了“艰难情形”的措辞,并用三个条文详细阐述,十分
具有可操作性。通则的艰难情形是国际上比较统一认可的制 度,所以把该制度和我国特色的情势变更制度相比较,对实
现我国法律和国际法的接轨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价值分析
当今,整个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交易全球化、多元化和 复杂化。再加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涵盖的时间长,所以其经
济目的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国内外经济形势、政治事件及第
三人行为等。但是,在这动荡的时代,上述因素极易受到冲
击和变更。全球金融风暴就验证了我们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和
l79 不可预见性。此时,坚持履行合同可能与原目的不符或丧失 商业意义。如果不给予必要的调整,显然有悖于社会资源交
换和分配的正当性,违反了债法的社会使命。所以在立法中
引入该原则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当合同原有的利益均衡因经济
的激烈动荡而导致不公正结果时,则允许对合同作出变更, 以平衡意思自治原则和社会公平,从而维护全球范围内经济
交易的稳定和顺利进行。正是由于上述价值,各国法律、公
约都纳入了该制度。
二、‘通则)关于“艰难情形 的规定
《通则》的艰难情形是建立在英美法系的合同落空原则 和大陆法系的情势变更的基础上,并吸收了《公约》相应制
度的闪光点,从而形成了既不同于两大法系又不同公约的一
项制度。该制度规定于《通则》第六章第二节6.2.1、6.2.2、
6.2.3。从上述条文,我们可以看出艰难情形的构成要件、救 济程序及法律后果。
(一)艰难情形的构成要件
根据以上6.2.2条,构成艰难情形应具备以下四个实质
要件:
第一、大前提是该事件根本改变了合同均衡。该事件通
常与国家对经济干预有直接关系,比如宏观调控、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等。
第二、时间要件。该事件的发生或知道事件的发生是在
合同成立后。如果该事件发生在合同成立前,那就是合同效
力问题(合同未成立或者存在重大误解)。如果是在合同成立
前当事人已知道,那么就是当事人甘愿承担风险或抱有侥幸 心理,所以不应该根据艰难情形得到救济。
第三、主客观要件。缔约时,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不
能合理预见且无法控制。这里预见的主体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人。要是非处于不利地位的那方,其既定的利益没有产生不 利影响,也就没有必要援引艰难情形。这里还要注意到合理
预见,不能要求超乎一般通情达理的人的预见能力但也不能
低于。 第四、无风险义务要件。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没有义
务承担该风险。若该当事人有义务承担风险,那么就适用归
责原则,按过错分担风险,而不能利用艰难情形变更或解除
合同。 (二)艰难情形的救济程序
《通则》第6.2.3条规定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I)毫 不迟延地向对方提出重新谈判的要求并说明理由。(2)如果 经过(1)未能达成协议或者一方当事人不同意重新谈判,其
中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诉求,要求
变更或终止合同。(3)法院或仲裁机构接到诉求之后,运用
其自由裁量权,依据公平原则可做出判决终止合同,或为恢
复合同均衡而修改合同。
(三)艰难情形的法律后果 为了防止滥用该救济手段恶意启动谈判拖延合同履行时
间,所以通则规定重新谈判时,合同依然有效,处于不利地
位的当事人无权停止履约且已经履行完毕的,应保持其既定
的效力。所以,只有未履行完毕且协商不成的,经法院认定,
或维持合同效力或解除合同。为了降低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
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变更合同的相关实质条款,如标的物数额、
履行方式等最大限度维持合同的效力。但是,若变更合同无 法消除不公平状况时,则考虑解除合同。
三、‘通则)艰难情形和我国。情势变更 的比较 我国《民法通则》和1999年《合同法》都没有规定艰难
情形。最高院于2009年5月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首次提出了情势变更的规
定。这一解释弥补了我国国内立法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立法
漏洞。下文将对通则中的艰难情形和我国法律中的情势变更 进行比较。
(一)《通则》艰难情形和我国“情势变更”的相同点
第一、通则和我国合同法都区分了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
通则中的艰难情形是在第六章“合同的履行”。而不可抗力是
在第七章“不履行”。而我国法律体系也明确对此做了区分。 情势变更是最高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而不可抗力是《民法
通则》第153条、第107条以及《合同法》第l17条规定的。
第二、适用艰难情形或者情势变更都以当事人的请求为
启动前提,而不能依照法院职权直接进行认定。在合同领域,
最核心的理论基础就是意思自治,法官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 意愿。虽然通过司法权力介入而改变合同的情势变更原则是
对合同自由的干预,但是干预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合同
正义。所以,情势变更要根据当事人的意愿。
(二)《通则》艰难情形和我国“情势变更”的不同点
第一、通则规定,事件可以发生在合同成立后,也可以 在合同成立前,但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后知道。
而我国《合同法解释二》只把情形限定为第一种,即只有在
合同成立后发生的事件才有可能属于情势变更的范畴。这样
规定的好处在于敦促当事人在缔约时,要本着审慎的态度综
合考虑分析各种明显或潜在的因素。
第二、通则明确规定,事件的风险不由处于不利地位的
人承担。而《合同法解释二》虽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点。但是
从合同法的基本法理分析可以得出,情势变更不能归责于任 何~方,该制度是基于公平原则而对不测风险损失的再分配。
如果这种损失的发生可以归责的话,则按照过错分配风险而
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
第三、为了避免该制度的滥用,国内法和通则都对事件
的性质做了严格的限制。《通则》规定“根本性改变”当事人
的均衡。但是我国《合同法解释二》的情势变更的基础是“重
大变化”,表现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两种方式。而“明显不公平”非常抽象,太过于宽泛,学术
界也对此的观点也纷繁复杂。该类案件在事实的认定上和实
体的处理上难度都较大。
18O 四、‘通则'对完善我国 情势变更 的借鉴
通过对通则和《合同法解释二》情势变更的比较,我们
可以明确两项制度的差距并弥补,从而改善我国的制度。
第一、通则和《合同法解释二》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起 始时间为“合同成立以后”,但均未规定终了时间。这极易误
导人们错误地认为只要一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的任何时间
包括期满后发生艰难情形(或者情势变更)也都可援引。但
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该合同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履行,就得
承担违约责任,但是根据情势变更,却可以享受例外的特权,
这明显极不合理。另外~种情况就是,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
限届满前就履行完毕了。此时,艰难情形(情势变更)的适 用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否则就会破坏既定交易的信用和安全。
所以立法者最好补充为“合同成立以后,履行期限届满前且 未履行部分才可援引情势变更”。这样法律明文清晰地展现了
情势变更的适用期间和范围
第二、完善《合同法解释二》情势变更条款的相关措辞。
本文认为通则的措辞比我国《合同法解释二》更符合实际情 况,更为严谨。《合同法解释二》用“明显不公平”替代“显
失公平”。但是从审慎适用角度看,显失公平是约定俗成的提
法,其含义就是明显不公平。最后,“重大变化”的表述应改
成“根本性变化”。因为事件只有严重到对合同产生特别的是 根本影响,继续履行合同才会导致一方当事人承担特别重大
损害。因此“根本性变化”比“重大变化”的表达更为透彻。
第三、通则和《合同法解释二》虽然都有规定法院在处
理艰难情形(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即或变更合同内容或 解除合同,但是没有明文规定这两者的优先顺序,也没有明
确规定可以在变更合同内容的情况下,若~方要求解除合同,
法院该如何处理的问题。所以,不论是通则还是我国法律的
制定者都要正视这个问题。
第四、通则和《合同法解释二》都未涉及合同变更或撤
销后,对方可否请求赔偿问题。从法理上看,对于前者,我 们有理由相信法院作出变更判决时,已经着重考虑了当事人
双方的利益平衡,这意味着无需深究因变更合同给对方造成
的损害。对于后者我们应确定公平的责任制度。但在解除合
同的情形下,一般认为,遭受不利方既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也不需要赔偿损失。但是若坚持绝对的责任免除原则,这实 际上就是追求一种公平的同时牺牲了另外一种公平。因为相
对方也不能获得期待的利益。所以,应构建一种由债务人和
债权人共同承担责任的赔偿制度。
作者简介:陈依莉(1988一),女,浙江省温州人,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1O级国际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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