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4期韩山师范学院学报Vol .30No .42009年8月Journal of Hanshan Nor mal UniversityAug 12009 收稿日期:2009-03-15作者简介:陈培浩(1980-),男,广东潮州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

庞德意象派诗歌的现代性内涵陈培浩(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摘要:庞德虽然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了重要的经验,但是,其诗歌更有着跟中国古典诗歌截然不同的现代性内涵。

庞德诗歌跟中国古典诗歌有相近的技巧,但更有着其独特的现代性想象和深切的现代性焦虑。

作为一个对诗歌现代性和无限可能性有着种种探索的诗人,庞德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渊源关系并不能被简化地理解,也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意象派的标签。

关键词:庞德;意象派;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 1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6883(2009)0420048204 众所周知,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的诗歌跟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庞德作为意象派的首领人物,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识得益于东方学家、诗人费诺罗萨(Ernest Fenol osa )。

费诺罗萨将大量的日译汉诗译成了英语,但还没来得及整理出版就去世了。

当庞德得到费诺罗萨的遗稿时,他惊奇于中国人的伟大创举,宣称在中国文学里发现了“新希腊”。

庞德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与以他为首的意象派的诗学原则十分吻合,于是,意象派诗人们掀起了一场翻译、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

中国诗歌强调含蓄、简约、朦胧、暗示等特征,跟意象派所主张的用“具体的意象来表达、简约、浓缩是诗歌最重要的特征”的观点非常契合。

中国诗歌几百年的艺术实践使庞德仿佛看到了一座大宝藏。

在他们被过度抒情的浪漫主义诗歌折磨得极其不堪的时候,意象叠加等中国诗歌艺术原则使他们看到了诗歌的新可能。

但是,如果一味强调这种继承关系,而忽略了意象派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立场的话,可能是不得要领的。

所以,我们在理解庞德意象派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时,既要承认渊源关系的存在,更有必要阐明庞德意象派诗歌独特的现代性内涵。

本文将从诗歌的技巧、内涵和诗人身份几个方面来比较庞德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凸显庞德意象派诗歌的现代性特征。

一、技巧:现代性的想象由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服膺,庞德诗歌中有着大量跟中国诗歌相似的意象,这让一些人以为庞德是中国诗歌的西方传人。

殊不知,即使是跟中国诗歌有着相同的意象、相近的技巧,庞德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想象跟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大异其趣的。

我们可以结合庞德的几首诗歌,来解读他诗歌的现代性技巧: 少女 树长进我的手心, 树叶升上我的手臂, 树在我的前胸朝下长, 树枝像手臂从我身上长出。

你是树, 你是青苔, 你是轻风吹拂的紫罗兰, 你是个孩子———这么高, 这一切,世人都看作愚行。

(赵毅衡译)这是一首歌咏心上人的诗作,这样的诗歌中国古典诗歌中也非常多,但是却显现出非常不同的写法。

中国诗歌中不乏赞美和思慕恋人的题材,但中国诗歌中抒情主体跟抒情对象之间是有距离的,主体可以沉迷膜拜,却绝对不会和叙写对象合为一体。

中国诗歌物化美人的写法从屈原就开始了,所谓美人香草,是叙写者对于叙写对象的一种美好物化。

后继者形容女性美如“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或“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或所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陌上桑》)。

这些都是从外在事物跟女性的对照或女性美对男性冲击的角度来叙写的。

所以只要简单对照就可以看出庞德的不同凡响,庞德的诗歌不但把“少女”物化为“树”,而且叙写者本人也成为了“树”:可以想象,当“我”爱上你———“树”的时候,我也就长成了一棵树;你是青苔,你是清风吹拂的紫罗兰,那么我自然也便成为青苔,成为清风吹拂的紫罗兰。

应该说,诗歌技巧的背后事实上是不同的文化想象,而正是这种文化想象使诗歌带上了不同的时代印记。

中国诗歌的抒情主体基本是男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性可以赞美爱慕的女性,但却不可能将自己想象成女性。

众所周知,屈原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但是他的浪漫想象的背后却依然有着传统性别文化的制约,而庞德《少女》中的表达,其背后依托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泛神论和性别平权思想,泛神论使人和树之间的变换想象成为可能,而性别平权又使得“我”(男性)化身为“你”(女性)成为可能。

不可想象,这样的诗歌会出现在中国的古典诗歌中,甚至在庞德所处的文化中,这种超现实想象也是被视为“愚行”的。

但是,正是这种想象使得庞德诗歌的现代性彰显出来,使他的意象派和中国的古典意象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构成了庞德诗歌的真正内核。

我们再对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和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对比阅读,看看其中的异同。

人群中出现的那些脸庞 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 ———庞德《在地铁车站》 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支春带雨 ———白居易《长恨歌》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庞德的诗歌是对白居易诗句的模仿,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

首先这两首诗意象构成上都是人面和花;其次写作上都避开正面描写,以花类人,达到曲径通幽的效果。

诗人要写的都是“脸庞”、“玉容”所代表的人及其内心世界,而且他们都用湿漉漉的花来曲折实现。

但是,庞德的诗又以通感的修辞使诗句更加饱满:诗中,跟花瓣相连的是“潮湿”、“黝黑”,当这两个让人产生不快的触觉和视觉感受的词和花瓣组接到一起的时候,它实际上为花瓣这个意象注入了相近的主观情绪。

相比之下,带雨的梨花仅仅是对事物外在情状的叙写,而“潮湿黝黑”的花瓣却经历了抽象的艺术组接,将美的花和丑的感受连在一起,从而产生了艺术上的张力。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原则是和谐,音韵和谐、意象之间的和谐、意象与修饰语之间的和谐皆在考虑之列。

“梨花一支春带雨”非常和谐,而“潮湿黝黑”与花瓣相连则是有悖和谐的。

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庞德诗歌截然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性手法以及手法背后的现代性想象。

二、内涵:现代性的焦虑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和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两首诗在主题内涵上和意趣表现上的明显不同:庞德的诗表现的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空间———地铁站,那里人流拥挤,行色匆匆,诗中的花瓣是作为没有个性的复数而存在的,诗歌表达的是人置身于现代化空间中的茫然和迷失。

白居易诗中的梨花则是一枝独秀,它是一朵美丽而娇羞的花,点缀其间的雨珠只是增其妩媚。

诗人借用花描摹一个落泪女子无限娇羞的容颜,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的、古典的审美境界。

虽然是同样的艺术手法,接近的意象,但是庞德诗中那种现代性的感受和白居易诗中那种纯粹的古典性都刻画着这两首诗不同的时代印记。

中国古典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和谐。

音韵和谐、审美上的和谐使得中国古诗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

而庞德的诗歌却是对中国诗歌艺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一次尝试,诗艺似是古典,表达的内容却是现代性的焦虑。

忽略了这一层,以为庞德意象主义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简单回声,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个旁证是在古典格律诗受到严重批判的新诗草创时期,庞德的意象主义却反过来对中国新诗人产生了影响。

原因是什么呢?是中国新诗人崇洋媚外、跑到西洋去寻找古典诗歌中已有的资源?或者说一个被批判的古老艺术被贴上西洋标签就可以大行其道?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偏颇的,一个更公允的答案是:庞德以现代性的内涵移植了中国古诗,吸引中国新诗人的并非这种古典的诗歌技巧,而是现代性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作为现代诗歌的一种,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意境运用上更显示出其模糊和复杂性。

庞德所创造的现代意象,相对于古典意象而言,多具有含义的不定和多义性。

这种不定与多义的意象体现了现代的诗歌美学观念,同时又体现了现代人内心的复杂情感和审美需求。

”[1]事实上,多义性的确又是庞德诗歌现代性内涵的题中之义,以庞德翻译的《落叶哀蝉曲》为例,此诗原为汉武帝(刘彻)思怀李夫人所作: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 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女兮安得, 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将此诗命名为《刘彻》,译为: 绸裙的窸窣再不复闻, 灰尘飘落在宫院里, 听不到脚步声,乱叶 飞旋着,静静地堆积, 她,我心中的欢乐,睡在下面。

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庞德译诗对原作的创造性改写,首先是增加意象:“一片粘在门槛上的潮湿的树叶”,此句为庞德所加,与庞德“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诗因而也就染上了浓烈的庞德色彩和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其次是视角的转换,原诗题为《落叶哀蝉曲》,而庞德则将它改为《刘彻》,并且在具体诗句中更突出个人的观看角度,如“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中一般性的描述角度被转变为“听不到脚步声,乱叶/飞旋着,静静地堆积”等更富于主观内涵的表达。

三、身份:现代性的思考者如果我们把意象派的兴盛和庞德的诗歌道路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就会更加清楚他所主张的意象派的文化意义。

意象派是20世纪初最早出现的现代诗歌流派,1908～1909年形成于英国,后传入美、苏,代表人物有:休姆、庞德、艾米和叶赛宁等。

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

“首先,在1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结成一体,形成新浪漫主义。

意象派是在其基础上演变而成的。

到20世纪初,传统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维多利亚诗风蜕化成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和伦理说教,只是对济慈和华兹华斯模仿的模仿。

庞德及其意象派提出‘反常规’、‘革新’地进行诗歌创作的主张。

其次,20世纪初柏格森热流行,这是自叔本华以来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界影响的延伸。

意象派的开创者休姆就直接受教于柏格森。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全盘为意象派所接受,成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

”[2]可以看到,庞德是在西方诗歌发展的脉络中,在西方复杂的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来思考诗歌中的意象问题的,在一种不可抑制的诗歌现代性焦虑的推动下进行了他的艺术选择。

每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然要面对他生存于其间的存在,诗人特殊的话语方式也正是在对存在的不断质询中确立的。

庞德也一样,他对于中国诗歌原则的服膺并不是因为复杂精致的东方美学本身,而是中国诗学的经验提供了让他消化、吸纳自身生存经验的容器。

如果中国的诗歌技巧不能服务于庞德现代性体验的表达的话,那么难以想象他会与之产生艺术共鸣。

另外,必须看到,意象派仅仅是庞德诗歌道路上的选择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现代派诗人,庞德力图打破传统的狭隘束缚,在时间和空间上解放语言,通过诗艺的创新,以前所未有的精确性和强度向诗歌内在丰富性的边界冲击。

”[3]庞德有一首诗叫做《合同》:“我跟你订个合同———惠特曼/长久以来我憎恨你/我走向你,一个顽固父亲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现在我的年龄已足够交朋友了/是你砍伐了新的丛林/现在是雕刻的时候了/我们有着共同的树叶和树根/让我们之间进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