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的影响》 讨 论 稿 我们都知道：美国媒体是政府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在政治上，它是认同美国现存政治制度的，是支持政府的；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是不隶属于政府的。在日常生活中，大众传媒通过影响政府决策、监督政府和影响总统等方式发挥着它的政治作用。 首先，大众传媒主要包括规模化、产业化、大众化的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与因特网等传播媒介。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三大广播公司（ABC、CBS、NBC）及FOX 和CNN等。 下面，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美国的媒体对美国政府的影响 1.媒体监督政府。从历史上看，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政府的政策不断提出批评，对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在内）的渎职行为，违法行为和丑闻不断揭露。“水门事件”中新闻监督的作用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某些政治家意识到如果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甚至提早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所以，在电视镜头前，政府及其官员因害怕暴露自己的丑态，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而收敛自己的行为。因此，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约束政府官员的力量，对维护美国的法治和民主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即使在麦卡锡主义流行时，媒体也没有沦为政府、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 2.媒体影响政府决策。体现最明显的是在对外政策上，越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电视新闻报道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夷平越南村庄及美国军队屠杀越南平民之后，人民对越战的支持趋于下降。三年之后，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宣称：越战不能取胜。从此，约翰逊总统就认为已无希望重新赢得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因此，有人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新闻节目主持人宣布一场战争的结束。” 3.媒体影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三届总统之后，又第四届当选，这绝非偶然。他将无线电广播变成了他个人的工具，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传统政治的天平。罗斯福通过广播将他本人和他的新政兜售出去。他是美国广播业的第一喉舌。大多数美国人，对那个年代的第一记忆，就是坐在收音机前，倾听总统的演说。他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和信心，毫不装腔作势。只要有他的讲话，人们就不会想做别的事。没有收音机的人，一定会走上几百码，到那些有幸买了收音机的邻居家去。罗斯福改变了总统的性质，从此以后，总统将是一个个性化的公职，更接近于普普通通的美国人。 总之美国媒体和政府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他们互动的基础就是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认同。所以，大众传媒是支持和维护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是支持美国政府的。

看了美国“水门事件”的相关纪实报道感触很深，现就该事件从民主的角度谈谈美国媒体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中国对“民主”一词的解释是非常合适的，即人民当家作主。当今世界，宪法大都为本国的根本大法，其意义便在于它是在建国初期就将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划分的很明确。在该事件当中，美国媒体尤其是记者为了让美国民众清楚政府滥用了权力和民众权利遭到严重侵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这其中有冷眼相向，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更有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遭受威胁，在这些困难和障碍他们没有选择放弃，而是进行了变轨，继续朝向事实的真相努力，这恰恰说明了美国媒体对美国政治发挥了其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说明了美国民众对民主的重视。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好的制度会使好人能做好事，而使坏人做不了坏事。”媒体的监督作用和民众对民主的重视恰恰就是这种制度得以建立、建全和完善的重要保障。 但是民主只能解决民主所能解决的问题，监督也并非万能神丹，这就好比世界各国都会面临的当政者反腐败的性质一样，他们总是会在各种场合旗帜鲜明的与贪污划清界限，而当事情真正落到自己头上时总会面临两难的境界。美国政府也一样，当“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为了使自己这一届政府不至于名誉扫地而介入公权力进行干预。试想一下，在这起事件中如果那俩名记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真相还会大白于天下吗？因此，民众的私权利一旦介入不公正的公权力，民主和监督的作用将会大大减弱，因此政府要审慎运用公权力，民众的民主和监督意识增强了，国家的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美国媒体影响政府决策的角度来看，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着上百年的传统。早在19世纪末，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业帝国主宰的“进步媒体”，就曾成功地将国家引向战争的狂热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并最终导致了美西战争的爆发。现时代，电视和互联网的日渐强势，以及“CNN效应”的频频奏效，则被视为媒体对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的标志，这其中，默多克集团对美国媒体的全面渗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媒体的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推动政府采取行动方面。由于媒体对于一些国际事务有较高的期望值，它的报道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调动起公众的情绪，希望事情可以向人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这在无形中给了政府需尽快采取行动的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扩大了事件关注者的范围，也对政策制定者形成了强大影响力：在海湾战争期间，几乎所有国家的民众甚至包括萨达姆本人都在收看CNN的节目，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评价说：“鲜活的电视节目虽然不能改变政策，但是的确能够创造一种政策制定的环境。” 媒体的影响也体现在阻碍和延缓政府行动方面。在越战期间，美国媒体就起到了阻止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的作用。通过对示威活动的广泛报道，以及对反战言论的传播，媒体对华盛顿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战争之外，从经济到文化的许多领域里也都可见媒体的这种影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的迪拜港口并购案和此前的中海油并购案。 媒体影响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式是议程设定。由于媒体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使得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这一情况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现实，即媒体倾力报道的事情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兴奋点，这就使得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由于现代社会对媒体的依赖性日益加强，人们对媒体报道之外的事情，尤其是国际事务所知有限，因而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 然而，在议程设定方面，媒体也有其局限性。基于媒体求新的本能，很少有事件可以长期得到媒体的“垂青”，而一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某一事件或话题失去兴趣，这一事件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如果一件事情本身既缺乏持久的影响力，又缺乏商业意义，就很难受到媒体的持久追踪。美国媒体所特有的“本土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如果是一场发生在与美国没有多少关联且地域狭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内战，美国媒体就很少或根本不予报道。例如，美国媒体经常会忽视一些非洲国家的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媒体与政府的的关系来看，不仅政府意识到了与媒体合作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保持密切关系。在与政府经过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逐渐变得“聪明”起来，更加善于通过双赢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了使它们提供给全国乃至全世界公众的信息量最大化，作为必要的妥协，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美国政府显然也很清楚媒体在外交和战争中的作用。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曾撰写文章称，需要加强美国传媒力量，以击败全球狂热极端分子。在他看来，“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有可能是全球反恐战中的一场长期斗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些最关键的战役或许并不是在阿富汗的山区或伊拉克的街头进行的，而是在纽约、伦敦、开罗及其他地方的新闻编辑室展开的”。为此，他特别呼吁要加强美国传媒对外宣传的能量，以反制极端势力的宣传和动员。 媒体自身的变化也有助于推动媒体与官方的合作。据统计，二战结束后，有80%的美国报纸是独立的或由家族经营的，而到了1989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变，80%的美国报纸已经属于大公司所有；电视网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种变化使得媒体的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变得更加现实，也更能够从官方和工商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接受了官方和军方的新闻检查，并实际配合了政府的行动以赢得对外战争。这也使得海湾战争时的美国媒体与越战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在战争中的角色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国家功能。 市场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美国的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是集团公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等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而不是其新闻价值，决定了这些报纸的价值。而媒体上市公司衡量业绩的标准之一，是发行量和收视率，而这些同时也决定着广告量。 媒体发行量和收视率的变化不是由媒体自己统计和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无论是发行量或收视率的下降，还是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都会令媒体公司的管理者和拥有者感到不安，这也使得管理者不可能放手进行新闻报道。 来自广告商的压力不容忽视。广告商既然是出钱人，他们便公开地将自己可以对新闻内容施加影响看作是一种“权利”。广告主在决定将他们的数百亿美元用到哪一家媒体上时，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有思想偏好的。那些进步的出版物根本得不到广告商的赞助，财政经常透支，只能勉强惨淡经营。而能够吸引富有广告商的则多半是能维护现行体制的媒体。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媒体在一些事关大公司利益的报道上常常是浅尝辄止，而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又多多少少受到能源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影响。 机构官僚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如美国学者所言，全国性媒介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企事业机构，它们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是按照等级关系、专业性质等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机构里，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许多官僚机构的特征，表现为政治敏感性强，特别注意平衡与政府及利益集团的关系。而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基层记者和编辑的创新意识和揭黑精神。事实上，即便是在水门事件中表现抢眼的《华盛顿邮报》，如今也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面目，讨伐精神明显减弱，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受到限制。在这种氛围下，“采访记者们”更多地只是被指派到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去采访，并且把获得信息的基本来源寄托在有关部门上，这就便利了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政府决策以及影响政府外交政策这两方面。 1.美国政府注重发挥传媒在代表公共利益、推动公共决策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国内媒体要在帮助和促进政府完善公共决策方面强化意识、提升能力，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学会对传媒的庞大而杂乱的信息进行科学解读，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中发现有价值和有问题的内容，通过完善公共政策推动问题解决。利用得好新闻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就会和政府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2.媒体影响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式是议程设定。由于媒体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使得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这一情况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现实，即媒体倾力报道的事情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兴奋点，这就使得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由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