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问题的理论探讨・(《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
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
曹南燕 刘兵 编者按:妇女问题在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植根于人类解放自身的运动,是这个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极为广阔的领域和方面,不能孤立、抽象地仅仅看作是妇女自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尺度、标志,正是从人类总体的哲学高度来把握这个问题的。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研究妇女问题的论著可说是汗牛充栋,但大多是政治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研究,也有从哲学角度探讨问题的。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论著却并不多见。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结合这个问题的历史、现状及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诸如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价值、意义,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而深入到关于妇女问题的本质、妇女解放的道路及目的的探讨上去,应该说是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本刊特发表这组文章,意在引起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女权运动第三次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继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和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浪潮之后,70—90年代女权运动经历了第三次浪潮。如果说第一次浪潮的特征是要求平等的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特征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的话,第三次浪潮则可以说是自然的女权主义,它既继承了过去的理论,又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除了致力于社会改革之外,它还把这种政治运动扩大到知识领域,从各种角度研究女性本性和男性本性的差别,探讨女性角色、女性价值,并进而对造成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父权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批判。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d′Eaudbonne)首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
nisme)这一术语,她提出这一术语的目的是想使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生态革命,并预言这场革命将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的新关系。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一直是新闻界关注的大众政治运动。它包括了妇女权益、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动物待遇、反对核技术、反对战争等诸多方面。许多关心生态问题的女性主义者、关心妇女问题的生态主义者,以及关心环境问题和妇女解放的科学史家、哲学家等,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各种生态女性主义流派通过对妇女与自然的联系的分析,使妇女参加生态运动成为严肃的大众性的政治活动。目前,生态女性主义在西方国家,尤其是54在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的女权运动和环境运动、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中,越来越受重视,并有相当大的影响。
一、妇女与生态运动70年代以来,许多女性主义者,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者都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环境问题是女性主义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世界各地有许多妇女成为生态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瑞典,她们把用受污染的浆果做成的果酱送给议员,以抗议在森林中使用除草剂;在印度,她们参加“抱树运动”,以保护将被用作燃料的林木;在肯尼亚,她们积极植树,投身于“绿色运动”,以使沙漠变成绿洲。英国的妇女抗议核导弹对地球上生命的威胁;德国的妇女帮助建立绿党,使之作为追求国家及地球的绿色未来的讲坛。1987年,生态女性主义者还召开了纪念《寂静的春天》一书发表25周年的大会,号召妇女投身并引导生态革命,以保护地球的生态系统。生态女性主义坚持当前全球危机是可以预言的、是父权文化的产物这样一种观点。某些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之所以要积极投身环境运动,不仅因为环境污染对妇女损害更大,而且因为女性的本性和生态运动有着特殊的关系。她们认为从较“女性”的视角去看待环境,将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她们提出的问题包括:1.女性角色。沙勒(A.K.Salleh)在《比深层生态学更深》一文中指出:“父权社会不能认识妇女和生活经验的价值,而我们需要做的,则是要去认识这种价值。传统女性的角色与掠夺性的技术理性相反,它为真正有根基的养育环境伦理学提供基础。妇女往往不寻求对地位的确认,而是更关心环境。”柏克(L.Birke)还认为,妇女之所以特别关心环境污染问题,是其生殖角色造成的。2.女性原则。希瓦(V.Shiva)在《发展,作为西方父权制的新计划》一文中,揭示了西方的发展模式造成的贫穷。她坚持认为,产生这种坏的发展的基础是西方的父权制。这种父权制忽视自然和女性,缺乏女性原则,破坏了男女之间的整合与和谐,干扰了男女之间的合作与统一。女性原则是与保护和养育相关联的。女性原则被镇压的结果,就是生态危机与对妇女的统治和剥削。3.女性直觉。有人假设,妇女对自然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妇女有生养抚育孩子的能力,因而有一种直觉,可不费力地知道地球是生命过程。
4.女性价值。这通常指关怀、同情和非暴力,及对女神的崇拜。一些崇拜女神的文化把女性看作是有价值的。这些文化强调和平,理解人与非人的自然之间的关联。艾斯勒(R.Eisler)在《盖娅传统和合作未来》一文中指出,史前社会崇拜自然和精神的女神——我们伟大的母亲、所有生命的给予者和创造者,但更吸引人的是这些古代社会被建设得如此和平,恰如我们今天想要建设的社会。这些社会有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意识,知道必须尊重、崇拜地球。对给予生命和维护生命的地球的尊重来自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妇女和女性价值没有屈服于男人和男性价值(即征服和统治),女性给予生命的力量被赋予很高的价值。艾斯勒主张,要重新肯定古代我们与伟大母亲——自然和精神女神——的神圣契约,肯定被贬值的女性价值,以便形成较好的生态意识。
5.女性对自然的认同。基尔(M.Kheel)认为,妇女对于她们与自然界的联系的感受不同55于男人,妇女对自然界有一种认同感,以一种具体的、爱的行动与自然界相联系。因此,妇女更接近于自然,更适于考虑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但是,也有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不大赞同上述这些提法。例如,达维恩(V.Davion)认为这些观点至多只能算女性的生态学,而不是女性主义的生态学。因为在女性主义看来,在父权制社会中形成的女性角色、女性原则和女性价值本是性别压迫的产物,是要批判和否定的东西,至少要对它们重新进行考查。例如,如果承认妇女对自然有一些特殊的理解、有一种直觉,那么这种直觉是生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呢?不能假定所有的妇女都感到与自然有特殊的联系,否则我们就不能认识妇女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别,就会导致无批判地推崇妇女经验。事实上,有一些男人可能比妇女有更多的这类感觉。如果这种认识论上的优越性是由于父权制下的性别压迫造成的话,我们就应把它看作是被扭曲的。即使它并非被扭曲,我们也要问问,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得它。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会有这样的危险,认为对于创造机会去获得解决生态危机所需的知识来说,压迫妇女是必要的。再者,所谓的女性角色和女性价值在父权制社会中是女性被排斥、被贬低的产物,是二元对立的产物,在坚持二元对立的西方文化之外,在非父权制的文化中,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是否仍是这样,这些价值是否仍被称作女性价值,这都是值得怀疑的。
二、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对主流哲学最重大的挑战是在概念分析和理论的层次。它对传统哲学概念,诸如自我、知识、知者、理智和理性、客观性等,及一系列构成西方主流哲学理论主要成分的二元对立提出争议。它认为,这些概念由于可能有男性偏见,因而需要重新考虑。在这些方面,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沃伦(K.J.Warren)和普鲁姆德(V.Plumwood)的工作特别值得重视。沃伦认为,在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联系,最终是概念联系。这就需要考虑一下其概念框架的本性。所谓概念框架,是指一组基本的信仰、价值、态度和假设。有些概念框架是压迫性的,它证明和维护压迫关系。这样的概念有如下三个特征:1.价值等级思维,认为处于等级结构上层的价值要优于下层的价值;2.价值二元对立,把事物分成互相对立排斥的双方,使其中一方比另一方有更高的价值;3.统治逻辑,即对于任何X和Y,若X价值高于Y,则X支配Y被认为是正当的。与以往的许多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者不同,沃伦认为问题不在于等级思维,甚至也不在于价值等级思维。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等级思维对分类资料、比较信息、组织材料都是重要的。价值等级思维在非压迫的与境(context)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人们可以说,因为人有意识能力,所以人比植物或岩石能更好地重组环境。问题在于统治逻辑。用这种论证结构,可以证明统治是正当的。它不仅是一种逻辑结构,也涉及到重要的价值体系,因为它需要一种伦理学前提来准许价值低的东西服从价值高的东西。一种典型的做法,是宣称统治的一方(比方说男人)具有某种特性(比方说理性),而被统治的一方(比方说妇女)却没有这种特性。这里以关于对妇女的压迫的论证A为例说明如下:A1.妇女被认同为“自然”和“身体”范围,男人被认同为“人”和“心智”范围;(价值二元对立)56A2.被认同为“自然”和“身体”范围的东西的价值要低于被认同为“人”和“心智”范围的东西的价值;(价值等级思维)A3.因此,妇女比男人要低一等;A4.对于任何X和Y,如果X优于Y,则X支配Y被证明为正当;(统治逻辑)A5.从而,男人支配妇女被证明为正当。这种用来证明性别、人种、阶级等统治的统治逻辑也可被用于证明人类统治自然的论证B:B1.人类有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能力,而植物和岩石则没有这种能力;(价值二元对立)B2.有这种能力的东西要比没有这种能力的东西在道德上优越;(价值等级思维)B3.人类在价值上优越于植物和岩石;B4.对于任何X和Y,如果X优于Y,则可以从道德上证明X支配Y是正当的;(统治逻辑)B5.因此,可以从道德上证明人类对植物和岩石的统治是正当的。显然,如果没有统治逻辑A4和B4,关于差别和等级的描述还不能证明统治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论证A和论证B都是在相同的概念框架中进行的。因此沃伦认为,要实现妇女解放,就要拒斥论证A及其使之成立的概念框架,这也正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要害。而且在这种意义上,生态女性主义是反对一切压迫的。另有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像沙勒和普鲁姆德,认为必须从认识论上批判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性主义。这种批判不是拒斥所有理性或接受非理性,而是要批判作为统治形式的理性。在西方主流文化中,自然作为被理性排除和贬值的对立面,包括情感、身体、热情、动物性原始或野蛮、自然界、物体和感觉经验以及无条理性、信仰等范围。换言之,自然这个概念包括了理性所排斥的所有东西。正因为如此,许多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对以往把妇女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那不过是父权制压迫的工具。另一方面,与自然相对立的人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则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理性是人类的显著标志,妇女、有色人种、奴隶、原始人则在人的理想模式之外。这种理性是具有男性特征和工具特征的。智力本性被认为是宇宙万物中唯一因自身的缘故而必要的,所有其它都为此而存在。通过二元对立思维,理想的人格模式与动物、原始人、自然的差别和距离被增加到最大限度。人有高级的智力(理性),而动物、自然则只有低等的身体的能力。完全的人的本体在于心智领域。它与其说和男性联系在一起,毋宁说与作为主人的男性精英相联系。他们让妇女和奴隶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而工作,他们把生活必需品领域视为低等的,而所谓人的品行则应远离这一领域。西方理性主义理想中的人,不仅体现性别排斥的规范,而且体现人种、阶级和物种排斥的规范。这种人性的理想的关键是征服和控制、夺取和利用、解构和吞并,是对自然(以及被当作自然的女性及其它)的统治。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者称此为“主人模式”。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理性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对立都是二元对立的产物,二元对立的问题不在于承认对立双方的差别,而在于它使差别变成等级关系,它建构了“中心”的文化概念和本体,致使平等和互助完全不可设想。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