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财富不平等报告 ——26名富豪占有38亿贫困人口财富之和 瑞士度假小镇达沃斯在过去的三四天里因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备受瞩目。全球政商领袖和各界名流济济一堂，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框架”的构造方案。在达沃斯论坛开幕的前一天，乐施会（Oxfam）发布了一份年度全球财富不平等报告，吸引了和达沃斯几乎等量的媒体关注。在这份名为《公共服务：普惠全民，还是偏待私利？》的88页报告中，大量数据和调研结果勾勒出一个惊人的、严重失衡的全球经济格局：仅去年一年，全球亿万富豪们的财富就增加了9000亿美元，平均每天增长25亿美元；26 位世界顶级富豪拥有的财富几乎相当于全球最贫困的38 亿人（全球一半人口）的财富之和。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的政府对巨富和他们的公司都存在征税不足的现象，更未能解决逃税避税等问题。报告还发现，性别不平等与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互相交织，导致当代女性承受了更为沉重的打击。
“不平等”的两种理解路径 在达沃斯论坛举办的前一天抛出关于世界不平等议题的报告——这从2013年起已成为乐施会的一个“传统”项目。每年的不平等报告都会以最直观的数字方式体现全球首富和最底层人群之间的财富差异。今年的报告显示（2018年）有26位富豪占有全球38亿人口财富总量，而2017年这个数字是43——进一步说明过去一年财富集中的程度更高。这份参考了500多条最新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报告还包括如下结论：全球34亿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5.5美元；男性拥有的财富比女性拥有的财富多50%；对最富有的1％人群加征0.5％的财富税，筹措的资金可以为全球2.62 亿失学儿童提供一年的教育费用，同时还能提供可拯救330万人生命的的医疗服务。
在公共辩论中，“不平等”议题往往会由于其概念和内涵的多义性而陷入相互混淆的境地；即便在专业领域，不同学派对不平等的认识框架也不尽相同，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解决相关解决思路和政策制定。总得来讲，绝大多数“不平等”可分为结果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平等。前者主要针对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程度进行考查，强调财富从顶端向下的流动，从而增进人类整体福利。这也是经济学用于财富再分配领域的传统分析框架。而后者进一步演化为对人类发展过程中生存环境的考查，强调种族、家庭背景、性别这类个人不能决定、无法控制的因素不应成为生活结果的决定变量。这类不平等也会常常被表述为（某领域）的权利不平等。因此，政策层面需要对个人的不利生存环境进行补偿，令人类（或特定群体）有均等的获得医疗、教育等基本保障条件的权利。
乐施会的报告兼顾了这两类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呈现的趋势和程度。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不平等的严重程度自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加大。和十年前相比，亿万富豪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全球首富、亚马逊老板杰夫·贝索斯的个人财富已经增长到1120 亿美元，他的财富总额分出1％，就相当于埃塞俄比亚（1.05亿人）全国一年的医疗开支。而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新的衡量标准，全球还有近半数人口（约34 亿人），每日的生活费不足5.5 美元，处于极端贫困线之下。
财富源源不断向顶端聚集，相比之下贫困人口却损失惨重。另一份在去年初由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人主持的2018 年《世界不平均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由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WID发布）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在1980 年至2016 年期间，全球收入每增长1 美元，最贫困的50% 人口只获得了12 美分；相比之下，最富有的1%人口却获得了27美分。
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转化为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不平等。贫困人群接受教育的机会甚至预期寿命值都远低于富人。同时社会的流动性也进一步降低——乐施会关于越南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显示，近些年来代际流动已经放慢。而在拉丁美洲，由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教育质量差别巨大，导致代际流动性非常微弱。不仅穷人受困，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也难逃一劫。研究数字显示，西欧经济体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乐施会报告指出，这种停滞背后的原因正是经济上的不平等。 女性无偿劳动：不平等的隐形冰山 持续发酵的经济不平等危机加大了男女之间的性别鸿沟。全球来看，女性收入平均比男性约低23%。而财富在向顶层极少数富人手中聚集的过程中，绝大部分涌入白人男性手中。与此同时，这种不平等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女性群体之间还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乐施会报告显示，在非洲、印度、孟加拉等国女性仅拥有20%-30%的财富；美国白人单身男性拥有的财富是西班牙裔单身女性的100多倍；而很多国家女性对土地的所有权更是少之又少。女性获得及控制生产性资产——例如土地、信贷、保险和技能等的机会也总是少于男性。
过去的一两年间，随着“Me Too”大潮而不断浮现出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的呼声，已经令人们多少了解到世界各个国家都存在着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局面。但事实远不止于此。除了看得见的薪酬，全球女性（包括妇女和儿童）每日还要花费无数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家人、病患，以及做饭、打扫、汲水拾柴，而这些劳动往往是没有报酬的——这类被乐施会报告统称为“无偿家务和看护（unpaid care work）”，填补了国家公共服务的缺口，是一种巨量的隐形补贴，但在标准的经济分析中却常常被忽略。乐施会这份报告给出的全球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全球女性所做的无偿劳动都交由一家公司来完成，那么其年营业额应达到10万亿美元，是苹果公司年营业额的43倍。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关于分城乡、分性别的居民无酬劳动时间情况。来源：国家统计局
而最近刚刚公布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也显示，中国女性用于无酬劳动上的时间也超过了男性：前者每日平均3小时48分，后者则为1小时32分。这种日常存在的严重的性别不公正却往往不为人们所见——恐怕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我们的经济体繁荣是建立在无数女性的无酬劳动基础上的。拥有较少的财富，意味着女性可用于应对危机的资源比男性更少，议价能力能低，年老后更有可能陷入困顿。而花费大量时间在无偿家务和看护上，也意味着女性受教育、提高工作技能、获得体面薪酬的能力被削弱。在很多国家，女性参政议政的能力随之降低，进而导致她们的需求不为政策制定者所重视……所有这些都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
“水涨船高”的迷思 多年来主流经济学界秉持一种观念，即富人愈富，将有助于整体社会变得更好。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启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以期通过各种方式刺激私人/企业财富增长来带领西方社会走出滞胀。但如今这种关于财富“涓滴效应”的话术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乐施会报告中呈现的一系列现实，包括贫富鸿沟拉大、女性陷入困境、代迹流动减缓、减贫效应减弱……离学者们设想的由顶级财富带动全体发展的经济形态显然相去甚远。而根据《世界不平均报告》显示，全球最富有的1% 的人群占有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的28%上升至2016年的33%，于此同时底部75% 的人群所占有的财富份额则一直停留在10%左右。40多年的时间里，私人财富持续增长的同时，世界各个国家的公共财富在国家财富中所占比例，几乎都呈下降趋势。这无疑削弱了一国政府进行经济调节、遏制不平等水平的能力。
图片来源：《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存在着对最富裕人群和大公司结构性、系统性的征税不足现象。理论上讲，累进税制（根据课税对象数额来分级制定税率）已被证明是控制收入与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有效政策工具。但在现实中的执行却往往流于无效。乐施会报告发现，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以及企业所得税税率。1945 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94%，1980 年降为70%，到了今天则几乎减半，仅有37%。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平均最高税率更低，仅为28%，企业所得税率为25%。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类新自由主义政策“重镇”都开始修正自家的观点，认为世界各国针对最富裕人群仍有足够的征税空间。
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往往体现为流动性极强的金融资产（比如股份），这使得他们是较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税的主要受益者。在拉丁美洲，收入最顶端的10%人群的税率仅为4.8%。同时这些人也拥有更复杂和系统性的逃避税方案——财富金字塔顶层人群去年至少向税务机关瞒报了7.6 万亿美元资产，逃避年度纳税额约达2000 亿美元。而避税天堂的存在使得对财富与资本收入进行准确地测度与征税愈发困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税收净增长全部来自工资税和消费税（如增值税）。这类税通常为累退制（不论课税对象数额，税率一律相同），和富人相比穷人要将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缴税，因此这类税的征收在事实上加剧了不平等。 资料来源:Scheve 和Stasavage (2016)，400 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税基。401 注:选取20 个富国为样本。
图片来源：《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解决方案：公有还是私营？ “不平等”是蚕食经济体的危险因素。在过去几年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被不断重塑：反全球化叙事的兴起助长了威权主义，从美国到巴西，从欧洲到菲律宾，右翼排外势力抬头，民粹政客粉墨登场，各国债务危机浮现，一直到最近的法国“黄背心”抗议，可以说背后无不体现着丧失了福利增长机会的所谓“失意人群”对不平等现状的不满。
在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上，传统经济学家（不论政治光谱如何）的关注点都在于如何将财富从富人向穷人转移。这最早基于功利主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则进行的精明算计：为穷人增长财富可获得的效应大于减少富人财富产生的损失。经由罗尔斯等自由主义代表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系列理论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尤其是再分配领域的政策制定，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用。然而仅对不平等结果（尤其是收入不平等）进行再分配的思路最多只是出于控制风险，却消弭不了更大的结构上的不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框架为考量人类福祉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他认为纯粹的财富分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普惠的公共服务或许是提高人类整体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政府与公共政策在关注个人物质受益的同时，应转向于提高能力或自由，为人们在“选择”和“行动”上充权。
这一思路也体现在乐施会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里。乐施会呼吁提供面向全民的普惠式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等）以及养老等社会保障措施，并藉由向最富有的人群和公司更合理及严格地征税来筹资。同时，公共服务的设计应满足女性的需求，尤其是政府应致力将妇女们从每日（累计）数百万小时的无偿家务和看护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她们中的更多人能够接受教育、提高工作技能，参与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