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一、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一种社会主义。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次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被称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教父”。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成立时通过的原则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任务与目标》，明确提出了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纲领，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在理论基础上宣扬多元性，主张放弃统一的世界观，自称既接受人道主义的启示，又发端于宗教原则，也不拒绝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各种实用主义观点的大杂烩，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政治上主张联合专政，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已发生 根本变化，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张多党制，工人阶级要通过议会多数掌握国家权力，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社会；经济上主张建立“混合经济”，即合作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自由竞争相结合，反对消灭私有制，主张实行国家干预和计划化，逐步扩大国有化；鼓吹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福利国家，主张改革税制，通过扩大公民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实现经济平等；认为通过改良和科技革命，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就会自动改造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具有两面性，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求变革的某些愿望，但同时也不主张执行暴力革命与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 二、左右派比较

古典社会民主主义（老左派） 撒切尔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新右派） 国家普遍而深入地介入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 小政府 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支配 自治的公民社会 集体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 凯恩斯式的需求型管理，加上社团主义 道德权威主义，加上强烈的经济个人主义 限制市场的作用：混合经济或社会经济 与其他市场一样，劳动力市场也是清楚、明晰的 充分就业 对不平等的认可 强烈的平等主义 传统的民族主义 多方位的福利国家，保护公民“从摇篮到坟墓” 作为安全网的福利国家

线形式现代化道路 线性式的现代化道路 低度的生态意识 低度的生态意识 国际主义 关于国际秩序的现实主义理论 属于两极化的世界 属于两极化的世界

左与右的划分，主要指的是20世纪西方传统政治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传统左派坚持国家干预主义的基本立场，反对市场放任主义，而新右派则始终坚持市场的原则，反对社会为了公正而干涉市场经济秩序；在如何看待平等的问题上，传统左派强调社会公正的优先性，主张通过国有化或扩大社会福利等手段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上的公正和平等，而新右派则主张机会上的公正和平等，默认社会不同成员之间收入差别的合法性；在福利制度问题上，传统左派坚持多方位的福利保障，保护公民“从襁褓到坟墓”，而新右派则主张削减福利项目，只为公民提供最低安全网式的保障；在对待家庭模式的变化上，传统左派默认当代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新变化，主张家庭模式的多样化，而新右派则反对当代家庭领域中的变化，要求向传统家庭模式回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左翼政党的这种政治主张与福利国家模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高税收、大政府、社团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国家干预主义政治模式。随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总体目标上，并未放弃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但在自由和效率与平等和公正之间，他们把自由和效率放在首位。 三、“第三条道路”超越左与右的基本立场

既然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就必须提供一种新的政治学说以填补它们所遗留下来的空白。作为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布莱尔说：“我们需要的既非旧 - 2 -

式左派，也非新式右派政治，而是面目全新的中左派的政治议程——开辟新天地的政治，它并非以一套教条代替另一套，它提供了新政治真正的希望。”1 西方的中左翼政党要接替保守党取得执政地位，就必须在政治纲领上也能够提供一种替代方案。但是，重新拾起新自由主义的旗帜肯定是不行的，然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也已经陈旧不堪，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创新，走出一条新路来。 布莱尔的顾问、民间智囊机构“大众”的负责人杰弗·马尔甘（Geoff Mulgan）对探索中的英国工党所面临的这种状况进行了描述。他说：“同许多其他西方社会一样，英国现在正力图在两种政治方案衰竭之后找到一个新的方向。第一种即社会民主主义，那是一种对政府的信任感、适度平均主义福利以及混合经济的糅合物„„继之而起的是撒切尔主义，它作为一种大胆的全国性更新方案，直接触及了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可随后便偃旗息鼓了„„二者看来都没有重获新生的潜力，也不可能恢复对现存制度的信任，或重建它的合法性。事物往往是在它们分崩离析前就僵化了。在英国，左翼正是在崩溃之前僵化为托尼·本主义，右翼在被一系列事件打垮之前僵化为撒切尔主义。”2既然没有现成的政治和思想资源可资利用，只有开辟新的道路这一条路可以选择了。社会民主党人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也是必然的了。 吉登斯说，“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已经解体了，而且新自由主义是充满矛盾的”，对于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没有现成的思想资源供他们直接使用，只有在现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左与右立场，对它们进行重新反思和整合，建构出一种适应当代西方政治要求的新的理论来。 超越左与右，既是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对自己进行的全新的政治定位，同时也是“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早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演说中，克林顿就明确地提出了超越左与右的价值取向。他说：“我们必须采取的变革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它是两者的结合，而且与两者截然不同。生活在城镇的美国人民对左派与右派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陈腐话语，以及使我们的政治代替了行动的其他言论不感兴趣。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吉登斯说：“‘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一种思想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来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3布莱尔也直言不讳地说，“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恰恰就在于它是在超越左与右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条新的道路。“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概念当作邪恶而要消除的新右派。”4 当今西方的“第三条道路”模式多种多样，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政党也很多，在对自己所走的中间道路的具体称谓也不完全一致。但是无论是英国的“第三条道路”还是德国的“新中间派”，抑或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所采用的“适合其本国文化的称谓”，它们的立场却是相同的，即“都放弃了以左派和右派教条为代表的世界观。” “第三条道路”把自己定位于超越左与右，对于自身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它可以从传统的左与右之间的森严的壁垒之中跳出来，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上的束缚，从而更能随心所欲地整合原有的思想资源。如果它固守于传统左派的立场，必然会受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教条和框框的限制，对于新右派的某些措施很难大胆地予以接受。同时，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由于提出来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并且都各自接受过实践的检验，二者的优劣得失也非常明显了，在超越二者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扬弃，比重新创立一种新的理论，相对容易得多。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采取一种中间立场，更容易团结社会中的广大的中间阶层，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这一点在西方的政党政治体制下，是非常重要的。 四、“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福利观

社会福利政策，是“第三条道路”政治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的福利国家历经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福利国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无论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都不满意，尽管他们看待这一问题的角度并不相同。“第三条道路”从现实出发，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要求将消极的福利制度变为积极的福利制度，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新的风险的冲击。 1．风险社会的来临

1（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第39页，曹振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2（德）安勒·库泼鲁斯、约翰·康德尔：“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与变革”， 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

第166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 3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27页，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2000年。

4 （英）托尼·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第6页，当

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 - 3 -

为什么要对传统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传统福利制度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但从基础上来看，吉登斯认为，传统的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对外在风险进行管理的基础之上的。当人为的风险取代外在的风险，成为人类所面临着的主要风险形式的时候，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对它进行改革也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了。 从外在风险到人为风险 风险概念是吉登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在前传统社会，是没有风险这个概念的。例如，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风险概念的出现是与现代性的形成相联系的。在16—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据吉登斯考证，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传入英语中的，他们使用风险这个词来指代航行到未知的水域。换句话说，风险这个词最早主要是指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转向了时间方面，例如它被使用在银行和投资方面，主要是用来计算投资决策对借用者和贷款者可能带来的后果。因此，后来被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5吉登斯认为，风险与冒险或危险并不是一回事。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的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与未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密切相关。 过去，人们认为不确定性主要因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它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让人感到无法把握。在近代，西方哲学家们把对自然的认识，作为消除对自然的恐惧的重要途径，就是把风险看作外在风险的重要表现。 认识了自然界的规律，就可以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确定了吗？吉登斯认为，并非如此。随着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深入认识和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充分掌握，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己的生活更加确定，相反，人类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不确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使我们的生活产生不确定感的根源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而是源于我们人类自身的行为。吉登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不确定性并不像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的那样，源于无知。实际上，我们对历史以及周围物质世界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不确定性。”6我们生活的社会和物质世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为不确定性”，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或者人为风险源自人类改变历史进程以及自然形态的企图。而外部风险则是源于不被人类掌握的自然或“不被掌握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表现为自然传统、惯例和习惯）的不确定性。 吉登斯认为，风险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另一类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即人为的风险。根据他的观点，所谓外部风险，就是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就是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担心的主要是外部风险，如农业的歉收、干旱或洪涝灾害、瘟疫或饥荒等。而在现代社会里，人们所担心的风险转向了来自人类活动后果本身的“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如核战争的爆发、核电站的许多事故和核废料引起的辐射；海洋的化学污染足以摧毁制造大气层中氧气的浮游植物；大气污染的一种“温室效应”，破坏着臭氧层，使冰雪覆盖层融化，淹没大片地区；热带雨林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而它是再生氧的基本来源；大面积使用人造肥料，结果使得成千上万英亩的表层土壤失去了肥力。7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里，纯粹的自然界已经终结了，如果说人们还会对来自自然界的风险表示担心的话，那么这种风险大多数是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当今的生态风险，实质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风险。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 自然的终结，是近年来人们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吉登斯同意这种提法。在他看来，自然的终结，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了，而是指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方面是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过去曾经是自然的很多东西，现在都不再是完全自然的了，尽管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确定这种变化是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但是，我们所面对的风险，不仅存在于自然领域，而且存在于其他社会领域，制度化风险就是其中的一种。吉登斯说：“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并不只涉及自然——过去所涉及的多数是自然的。它还渗透到生活的其他领域。”8我们在生活中，会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否稳定，我们的健康是否有保障，我们的婚姻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我们的将来越来越不可决定，其中充满了各种机会与风险。 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又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当然，今天人们所面对的风险与以前在性质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