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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

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原作者:周公正)2010年06月22日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周公正编辑:楼曙光保护视力色:值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在此对那个年代、那一代人作一个学术理论上的探讨是一次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相会相知。

我作为一个云南知青在四十年前的12月21日这一天踏上了"知青"的人生道路,去回匆匆、是刻骨铭心的,借此研讨会将我们云南知青又是如何大返城的最后一幕情况作一个大致的介绍,供诸位了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和青年学生深入实际,深入民众的需要举措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的发表。

标志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突发为一场运动不可理喻地席卷了中国大地。

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为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由此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扭曲了一代人的命运。

历经十年,终于在1978年秋冬云南知青高举义旗,集体抗争,掀起了时为震惊全国的知青"返城风"。

一:云南知青解读云南知青主体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来自于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青年学生,197 0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下辖4个师,22个团,94个营,805个连,兵员共计20万人。

其中知青11万人,约占兵团总人数的55%。

据1973年10月统计共有在册知青95128人,其中北京知青5035人,上海知青35052人,四川知青41712人,昆明知青7229人。

1974年6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撤消,成立了云南省农垦总局,各师改为农垦分局,各团改为农场,实行企业管理。

至1978年冬知青大返城时,还留有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知青7万余人。

由于云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域、气候及民族的特殊性,十年上山下乡运动将京、沪、川三地青年学生的性格特征融汇成了云南知青区别于其他地区知青的特质和价值观。

(一)京、沪、川三大地域文化对云南知青的浸润:來自于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和昆明五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聚集在云南西南边疆一线,由于这些城市的文化差异,各地知青有着鲜明的性格风貌,对蕴成1978年底的返城风潮有着极大的影响。

仅从当时农场知青的基本队伍川、沪、京三省市知青的性格特征看:(昆明知青已大部返回)1.北京知青的深厚文化功底,好独立思考的政治见解,敏锐活跃的思维理念,有主见,爱议论,能"侃"善辨,第一批自愿来到云南边疆(周恩來总理亲批的北京五十五名知青)。

其后,也是北京知青成为回城的先行者。

2.上海知青的见多识广,勤劳克俭,敬业务实,宽厚谨慎,组成了农场连、排、班第一线干部的基本骨干。

3.四川知青(渝、蓉)豪爽耿直,吃苦耐劳,敢作敢为,那种天地不怕的好斗气概,涵养了云南知青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基本质地。

京、沪、巴蜀三地文化造就了云南知青性格的鲜明独特,理念的差异、丰富、生活习性的不同交融在云滇这块土地上,经过十年的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铸就了云南知青的性格特征:思想敏锐、刻苦耐劳、敬业务实、善谋果敢、勇于抗争和能从大处着眼、小事着手。

(二)云南知青心路历程中的四种"社会形态"当知青们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来到祖国西南边疆的深山老林,其经历的心理感受,不仅是路途的几千公里,而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史的全过程,据当时知青心目中的中国社会文明阶梯可分为: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思茅、景洪--农场连队和民族村寨。

其历史跨度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文明的京、沪大城市到历史教科书上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社会,其对于知青生活方式的倒退,对于知青文明心理的震颤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感受的,而由此促使云南知青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思索及其成长和成熟,勇挑重担,忍辱负重,是其他年轻人所无法比拟的。

(三)多元民族风情的熏陶云南土地上生活着26个民族,其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化,知青身居其间,生息与共,特别是傣、哈尼、拉祜、佤、布朗、基诺等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温顺、质朴、诚厚,极大影响了知青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和沉淀,引领着这些远离亲人的知青们对于自身人格的塑造,对了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文明社会的渴求,对于真、善、美的追寻。

(四)在严密的"革命传统"组织体系中陶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陈赓部队的官兵为保卫,建设南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地转业创建的各国营农场,这一支诞生于大别山红军时代的英勇部队,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西转战千里,解放了大西南,为保卫,稳定祖国西南边疆作出了特殊功勋。

这支部队的优良传统随着部分官兵转业农垦战线及其以后同知识青年的朝夕相处,血肉与共,而传承于广大知青,铸就了云南知青敢于抗争,勇于献身的风骨。

(五)垦建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是云南知青的共同目标。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国策的感召下,云南知青都有"种出争气胶、气死帝修反"的雄心壮志,相对于其他省市知青为生活安命劳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有一份神圣的使命感:以无私的奉献、青春的活力,屯垦戍边、拓植胶林。

所以云南知青拥有博大胸怀和深邃目光是不无道理的,实践证明:我国农垦事业五十年,能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并能有效转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概也就是云南橡胶农场了。

(六)"乌托邦"英雄主义的影响当我们解析云南知青特质时,不得不提到一个也多少影响了云南知青思想脉络的事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云南知青中的一些血性年轻人,随着缅共武装斗争的兴起、发展,自愿投身域外,艰苦卓绝地战斗在深山老林中,不管这些人最后是回归祖国、流落海外或消失于缅北原始密林中,这些传奇一直是流传于云南知青中的神秘话题和"格瓦拉"式英雄膜拜的困惑。

所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云南知青敢于斗争,勇于献身的精神特质。

pager二:返城风潮始末上山下乡十年,对于历史说是瞬间,但对一代知青人说是整整一生的青春年华,一九七八年秋冬,随着"四人帮"垮台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

启示了云南知青对于正义的伸张,人性的觉醒和自己命运把握的渴求,终于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回家。

1978年10月,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等接连三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6000多名知青联名上书,说出了广大知青深埋心底的声音。

由于时任领导的冷漠、官僚、偏见,根本无视知青的合理要求,使事态迅速升温并蔓延席卷整个农垦系统。

1978年12月10日,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纷纷罢工。

1978年12月16日、18日,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分二批离开景洪北上。

1978年12月24日,第一批请愿团代表抵达昆明后,发生了卧轨事件。

1978年12月25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同志率领国务院调查组抵昆。

1978年12月27日,丁惠民同志率领的赴京请愿团抵京。

1978年12月28日,云南省委成立调查和处理国营农场知青问题领导小组,由赵凡、刘明辉(云南省长、省委副书记)、薛韬(省委副书记)、張云(省委副书记)、许法(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等五人组成。

1979年1月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接见丁惠民等十名代表,听取汇报,作了重要讲话。

1978年1月6日,临沧勐定农场发生211名知青集体绝食静坐,赵凡同志火速赶赴现场,1500余名知青跪哭会场,恳求回家。

其间赵凡同志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并以云南省委扩大会形式会同京、沪、川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商议、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于1979年元月18日和25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解决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6条意见,是时,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同志明确表态,各地知青统统回去,在知青向题上,我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979年2月6日,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请示报告》,于此同时,云南省形成制定云革委22号文件。

终于冲破了两个"凡是"桎梏,为云南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使广大知青的要求如愿以偿。

到1979年7、8月间,云南农场知青基本上都返回了原籍,从而迅速恢复了西南边疆的稳定。

2000年,我们在编纂《勐龙印迹》之时,一个沉重的话题时时拷问良心,知青回城风潮为何没有起于一直穷困不堪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始于知青汇聚的北大荒,也没有首发起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却爆发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而且波及全国,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30年后的今天,探析这一原由:其一:云南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害的重灾区之一,农垦系统更是深受其害,当一些"极左"做法在内地已是偃旗息鼓,云南却是"紧跟"、"高举"。

各种"流毒"还可大行其道、甚至变本加厉的发挥,"划线站队""痛打落水狗""奸污女知青""吊打捆绑男知青"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

至于"接受再教育"、当时风行于云南农场的"大干、苦干、拼命干","活着干、死了算","要胶不要命"的极左口号和行迹对于知青心理和生理上的愚弄、损害。

直至国务院调查组深入连队知青中说起,国家下达一个农工日挖梯田的指标是三个穴(9公尺梯田加三个60X70X80CM的树穴)时,知青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一般梯田大会战时,日完成要十几个穴,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个穴。

当时,种种极左的做法极大挫伤、摧垮了广大知青建设边疆、建设农场的热心和热情。

物极必反,知青们到忍无可忍之时,一旦思想开窍、真理在手,奋起反抗是理所当然的,1978年秋冬的返城风潮从根本上说就是"极左"路线长期猖獗的必然反抗。

其二: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开始了共和国历史上全面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进程,时至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知青们探亲回场带回了种种所见所闻,对于原本埋头苦干的知青们无不是一阵阵清风,沁心醒脑。

广大知青伴随着这股思想解放大潮的澎湃而觉醒,当时农场盛传来自北京的"中央首长有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个不满意"等讲话,极大地唤醒了深埋在知青心底的願望,特别是中国青年报评论员关于《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等文章的发表以及全国上下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东风,开启了广大知青麻木、困惑的思闸,获得了敢于挑战"凡是"的思想武器,直至付之行动--我们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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