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 1．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若即若离”的关系。 一只噬菌体在繁殖的时候，会吸附在一只细菌或病毒的身上。之后，噬菌体会将体内的一条DNA遗传双螺旋链条，植入细菌或病毒体内。植入后，这条DNA遗传链条就开始分裂成两条单螺旋DNA遗传链条，之后它们会以细菌或病毒体内的DNA核酸物质为原料，复制成为两条DNA双螺旋遗传链条。之后再分裂再复制，直至这只细菌或病毒体内所有的核酸物质被使用完毕，然后每条复制成的DNA双螺旋，利用细菌或病毒体内的氨基酸合成它自己的蛋白质外壳。此时这只被吞噬的细菌或病毒的体内，已经“孕育”了数以万计的新噬菌体，而这些噬菌体的使命，则是在“破壳而出”之后，去寻找可以复制自己下一代的载体，即另一只细菌或病毒。 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希腊哲学成为了基督教思想1的载体，或者基督教思想成为了希腊哲学的载体，都有些不太准确，但若从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二者“若即若离”的紧密关联来看，则的的确确有噬菌体吞噬细菌这样的相似性。正如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找寻到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和斯多亚主义(Stoicism)的影子；亦可以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中看到他是如何借用了基督教的《旧约》，虽然在中心论点上迥然不同，但在论述思想上却与基督教思想相似。2
既然如此，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两者谁是噬菌体，谁是被吞噬的细菌呢？通过噬菌体吞噬细菌的例子可以看出，噬菌体无疑是完全的获利者，它因细菌体内的核酸物质与氨基酸等养分为原材料，得以复制繁衍；而细菌则因被噬菌体的侵蚀而彻底死亡，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相互利用则不然。宏观来看，他们双方彼此都从对方那里吸取到了精华，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发展，并且发展的相当繁荣。再结合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与历史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腊哲学有其选择基督教思想的历史需要与必然性，而基督教思想同样也有其选择希腊哲学的历史需要与必然性；站在今
1 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者教义虽略有不同，但神学思想核心一致。例如，基督教的三
大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 2 杨庆球：《基础系统神学》，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10年3月，第325页。 天的“处境化神学”角度，我们可以把思绪的视野放得再更广阔一些：试想一下，除去历史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外力，希腊哲学或许并非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唯一载体。神若允许，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哲学思想，亦能为基督教神学思想所用，亦能作为上帝救赎真理的反光明镜，阐释神启示世人的真理。
2．基督教思想选择希腊哲学的历史需要与其必然性。 从西方教会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之所以选择希腊哲学来阐释自己，是与教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基督教在主后313年《米兰赦令》（Edict of Milan）颁布后，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并且在392年，狄奥多西斯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教会从此迅速发展起来。但在此之前，基督教却一直为罗马帝国所逼迫。原因在于罗马的官方宗教，以崇拜皇帝为中心的帝国祭祀仪式。皇帝被赐予秩序和繁荣的神来尊敬，他们是整个帝国的化身。任何宗教只要承认此祭祀礼仪的合理性和不与良好秩序相抵触，都被承认。1 然而，惟独基督徒不听从罗马帝国的这项法令，因为他们只称耶稣为主，只敬拜上帝，因此冒死拒绝敬拜凯撒。2 初期教会在面对罗马政府这样强大的外敌之外，教会内部依然还要面对两大劲敌。首先，就是来自基督教的“母体”，犹太教的逼迫。在使徒教会初期，犹太教是压迫基督教众多势力中不可小觑的一支。使徒教会建立初期，罗马政府起初一直认为基督教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所谓的“拿撒勒教派”而已，因此在处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矛盾上，常常误认为只是犹太教内部的所谓“律法上的争端”。3 因此，初期教会无论是在面对犹太教的迫害，还是在寻求罗马法律的保护，都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加之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对早期教会内部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便更加加速了早期教会的护教者们，不遗余力地将基督教与犹太教区分开来。而希腊哲学则在阐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4 其次，促使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相结合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在于早期教会的教父与护教者们，必须对那些打着基督教名义，四处宣传自己理论的异端予以反抗与批判。初期教会时期，正是罗马帝国经历极度繁荣的时期，经
1 王业平：《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第7页。
2 杨庆球：《基础系统神学》，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10年3月，第324页。
3 新约，《使徒行传》18章，12-17节。
4 参：殉道者查斯丁（Justin Martyr）《与特里风的对话 Dialogue with Trypho》 济，文化，宗教蓬勃发展，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便利的因素，亦为异端的成长建立了温床。当时，对基督教思想侵蚀最猛烈的异端，莫过于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伊便尼派（Ebionism）、孟他努主义（Montanism）、摩尼教（Manichaeism）。诺斯底主义是危害最大的，它是“健全的使徒教义掺杂了异教哲学，甚至是星像学和希腊神秘宗教而产生的偏差。”被哈纳克称为：“基督教信仰的极端希腊化。”1 由于早期教会的教父和护教者们大多为希腊、罗马人，因此在早期教会第一个三百年的“教会的英勇时代”2 中，他们运用自己的希腊哲学思想，在捍卫基督教正统信仰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以当时最为崇尚的希腊哲学来阐释基督教思想，目的是要当时的社会了解基督教，并接纳基督教。他们所走的这一条对话的道路，终于为基督教进入希罗世界，并今后的大规模传播，打开了一扇大门。 虽然在对话中，基督教思想日益希腊化，希腊哲学开始逐渐渗透入基督教思想的内部，并且造成后世几乎无法摆脱的影响，但基督教信仰却逐渐的理论化与系统化，真正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开始出现。比如：“道”或逻各斯的学说被特别强调，日趋表明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也是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之间的一座桥梁。3
3．希腊哲学选择基督教的历史需要，与其必然性。 基督教思想之所以能够取代希腊哲学，占据当时甚至于当今的主导地位，内在的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在古希腊文化与古希腊哲学发展中，始终占据着“本原”或“第一推动力”的主导地位，也正是这“第一动力”使基督教“超而优越”的上帝，轻松入主希腊哲学；第二个方面，古希腊神话最高神“宙斯”的诸多缺陷，比如具有人的感情用事、并非万能与唯一，就注定了他要被更优越的全能的基督教上帝所取代，而基督教的上帝却恰恰能弥补这位神在古希腊哲学中的“不足”与主导地位。4 至于外在的优势，很明显的在于罗马帝国的日渐没落，以及基督教的日渐强
1 王业平：《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第12页。
2 祁伯尔（B. K. Kuiper）：《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李林静芝译，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
2009年5月，第8页。 3 王业平：《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第42-43页。
4 曹兴，刘海涛：《基督教在西方哲学中的沉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页。 大。主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于蛮族日耳曼人中的西哥德人。残酷的战争中，惟一残存下来维系西欧人民精神力量的，便是它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当蛮族兵临城下的危机关头，罗马皇帝不能保全罗马城时，罗马教皇利奥一世（Leo I）出面求情，保全了罗马城。1 从此，基督教便成为罗马帝国传统的象征，成了社会无秩序中的秩序代表，罗马教廷成为当时的政治与宗教的最高机构，占据了社会精神生活的主导地位。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尤其是十三世纪，欧洲教会的势力达到了极致，教权完全支配了欧洲列国的王权。而希腊哲学，则经过古罗马人、日耳曼人的战火洗涤，在欧洲本土趋于消失。即便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保存了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为代表的希腊哲学的“火种”，2 但这“火种”再回到欧洲时，面对以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为代表的经院哲学体系，和罗马教廷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势力，再也无法掀起“燎原”之势。因此，希腊哲学慢慢的成为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下级”和“女仆”供其使用。3
4．中国的哲学是否也能够成为基督教思想的载体？ 历史促成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结合，但我们也应当承认的一点是，希腊哲学并非是基督教思想唯一的阐释者。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希腊哲学中，虽然大卫·施特劳斯曾指出：为基督教思想做好准备方面，没有一个希腊人比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做得更多。4 但是柏拉图的思想到底对基督教思想带来多少积极的影响，对于基督教思想的贡献大于其破坏还是破坏大于其贡献，现在也很难说清楚。5 其次，纵观人类文明史，有好多璀璨的明星，比如古埃及文明，中国文明。进一步说，中国的文明比起希腊文明要好得多。6 只是我们要顺服，要尊重上帝帝在历史中的安排。倘若历史可以重写，上帝给我们中国哲学创造一次阐释基督教思想的机会，我想中国的哲学一定会成为基督教思想更好的载体。
1 祁伯尔（B. K. Kuiper）：《历史的轨迹---基督教会2000年史》，李林静芝译，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
2009年5月，第51页。 2 曹兴，刘海涛：《基督教在西方哲学中的沉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第60页。
3 托马斯：《神学大全》，第一集，第一部，第一题，第五条。
4 D. F. 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1页。
5 王业平：《西方基督教思想史》，第11页。
6 辜鸿铭：《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