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摘要] 对国民性的批判始终贯穿于老舍的小说创作之中，老舍通过对北京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的描绘以及对其人格丧失的深刻揭示，完成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批判国民性的同时，他又努力从北京传统文化的负面性中去探寻这种国民性形成的根源。他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却又不拘泥于鲁迅的现实性批判，而是在市民性格和文化批判中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性。

[关键词] 老舍；小说创作；国民性批判

对于以“描写北京”作为其文学根源的老舍来说，他是无限的热爱着北京的。他衷心地执着于对北京的描写，用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景，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以至于在他的多数作品中总弥漫着一股浓浓的“京味”气息。但是喜欢热爱并不代表着全面的肯定和盲目的高度赞扬，相反，在老舍的字里行间，我们总可以读到一种深刻的讽刺意味，不是刻意的瞧不起的嘲讽，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痛彻心扉的批判：对市民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负面性格的批判；对促成这种性格形成的北京传统文化的批判。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始终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之中，从而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家公认的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倾力于国民性批判的伟大作家，同时，他在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又具备了自己鲜明的独特之处。

一、 全面的性格展示

老舍是中国市民阶层的主要表现者和批判者，他的小说展现了一个十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市民世界。从他步入文学殿堂的开山之作《老张的哲学》到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即尚未完成的《正红旗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活跃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正儿八经老北京市民，所描绘的总是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而老舍所要真正体现和把握的则是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和这些老北京市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市民性格，也就是说，老舍是通过将市民性格清晰无疑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方式来完成对国民性的批判的。“如果说鲁迅通过对农民灵魂深处的弱态与弱点画出了‘沉没的灵魂’，那么，老舍则是通过对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来达到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①将笔触集中于市民的性格展现正是老舍国民性批判的显著特征之一。而这种市民性格的展现，又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精神状态的描绘和对市民人格丧失的深刻揭示来实现的。

多年的国外生活不仅使他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市民的狭隘性，还使他具备了宏阔的视野和理性的批判精神。因此，当他把目光从务实肯干、办事严肃认真、敢于竞争、自主独立的西方民族转移到这些仍旧流走于老北京城里的市民们时，他清醒地注意到了他们生命力的衰退和萎缩，而这种生命力的衰退和萎缩则正是中国国民麻木、软弱、糊涂的精神状态的外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于是，他的小说，从《二马》中“出窝老”式的马则仁到《离婚》中敷衍式的张大哥，再到《猫城记》中不明事理的猫人们，无一不是倾力于对这种精神状态的描绘。“麻木是感染力的蒙昧。是感受力的低下，是不能对环境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敷衍是意志的缺失，不能表达和实现自我；而糊涂是意志的沉沦和蒙昧，是思考和认识能力的匮乏。”②它们消磨了人们的生命力、意志力和奋斗力，而使人人都安于现状，好歹就这样活着。他们所有的生活内容就只是集中在吃、喝、玩、乐等等生物层次的欲望的满足和习惯动作的完成，没有了理想的追求，没有了生命的冲动，只剩下空虚的躯壳，如同行尸走肉。

国民精神就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堕落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国家又如何能够兴旺发达？只有遭践踏的份。然而，即使国家遭受着别过的肆意侵略，只要是没关系到他们的生命或者是切身利益，于他们又有何干？他们麻木愚笨的思想不足以使他们去感受丧国之痛；他们敷衍忍让的脾性不足以让他们产生抵抗的冲动；他们糊涂蒙昧的感知不足以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从这里，老舍透过市民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深切感受到了国家民族的危机，同时，他又通过对这种精神状态的全景式的描绘，将这种危机感传达给了广大的读者们。正像他在《二马》中所说的那样：“民族要是老了，人人从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儿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过要是有这么四万万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真到老得爬也爬不动的时，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①毫无疑问，老舍这是通过对这种精神状态的批判来表现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的。 麻木、软弱、敷衍、糊涂，这些看起来只是市民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而已，可是，究其实质，我们应该不难发现，它们就是市民性格的集中表现，是国民劣根性的具体外在的表现。而老舍之所以不惜笔墨、不厌其烦地给予其以全景式的描绘，正是他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强烈批判的手段之一。

对市民精神状态的描绘还只是老舍批判国民性的一个方面，要想全面深入地了解他笔下的市民性格，我们还必须深入探析他批判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对国民人格丧失的无情揭露。

当老舍来到英国的时候，在比较英国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处中，他看到了英国人身上闪耀着的国家民族意识。虽然他不无讽刺地写到伊牧师“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叫中国变成应该的属国”，①却让我们看到了英国国民对于国家政治的“普通参与意识”。可反观我们的国民，他们的国家意识又在哪里呢？老张的眼里除了钱还是钱，他的人生哲学便是“钱本位而又三位一体”，为了给自己寻找赚钱的机会，他不惜干出任何坏事，连最起码的道德感和同情心都没有。《猫城记》里的猫人们“藐小，自利，残忍。没有一点诚实，大量，义气，慷慨。”②他们生下来就是为着拾便宜，谋取个人利益。在猫国里，“上至皇上，下至平民，都承认作坏事是人生大道，作好事与受苦是假冒伪善。”③“皇上没有人格，政客没有人格，人民没有人格”④。这里显现的尽是道德的败坏和人格的丧失，晃动的全是自私自利的面孔，这样的人们又怎么会顾及到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存亡呢？于是，在国破家亡之际，面对着救亡热潮，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不是人民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而是《火葬》中所描写的那样，人们最直接的反映只是：“标语没有教豆腐便宜一个铜板，话剧也没有教谁走了好运。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便宜，便也犯不上多关心什么国家大事。”⑤他们关心的永远只会是个人的利益。《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真诚地同情钱默吟的遭遇，可就在他迈去钱家想探望老朋友的瞬间，因为害怕连累自己而改变了主意。他的心中只有“四世同堂”的小家，而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不都是这类“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自私自利的芸芸众生吗？而这正是我们国家卑微人格的最为贴切的体现。

西方民族的国民们想的是如何使国家变得更加的强大，如何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最大的胜利，而我们的国民却只知道斤斤计较个人微小的得失，就是在别国欺负到他们头上来了的时候，他们也就知道卑微地忍让以求个人片刻的安宁，而将一个国民最起码的民族自尊心除却得干干净净。这不就是国民人格的最彻底的丧失吗？老舍曾在《猫城记》中这样说到“国民丧失了人格，过便慢慢丧失了国格。没有人原与没有国格的国合作的。”①因为国民的人格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老舍不遗余力地给予市民人格的丧失以无情的揭示，并将其渗透在市民性格的展示当中，使其成为除描绘市民精神状态外国民性批判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

由此可见，老舍在他的小说中，通过对市民精神状态的描绘和对市民人格丧失的揭示，将市民的负面性全面而又深刻地展示在了广大读者的眼前，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国民性批判这一创作主题。

二、 深刻的文化探源

荒芜的土地种不出茂盛的庄稼，同样，国民劣根性得以形成并能够长期的生存下来，也就必定有其耐以生存的土壤。于是，老舍在批判国民性的同时，又倾力于探寻促使这种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这样就又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当一种文化烂熟之后，人们从中获得的不是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到吃、喝、拉、撒的节目中去了。”②在老舍看来，正是这种烂熟文化蒙蔽了市民们的视听，挫掉了他们性格中的锐气和进取心，使他们变得麻木、敷衍和软弱，从而甘心于糊涂的鬼混。在他眼里，这些腐朽的传统文化便成了造成中华民族劣根性的根源之所在，因此，老舍在进行他的国民性批判的同时，总是紧紧抓住文化这一锁环去着手分析和研究一切。

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典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封建社会尊为不可侵犯的行为规范，是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至高标准，它固定着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因此，对于人们的性格和人格模式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老舍小说中的老派市民们身上几乎都有这种文化作用的痕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环境中，老马的重儒轻商、奴颜婢膝、中庸迷信等等民族劣根性显得格外的扎眼，可他就是由这种封建文化熏陶出来的典型。张大哥的一生都在他的庸人哲学中奔波忙碌，凡事折中，求和平求安稳，致使人们都跟他一起敷衍忍让，似乎一切都得以平静，无风无浪，对谁也构不成伤害。可是，这种敷衍的后果却是：坏人和罪恶横行，生活和社会都停滞不前，使人心更加怯弱，改革的可能性更加微小，就像《离婚》中讲的那样：“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尔有点光明，人们或许还都闭上眼，受不住呢！”①而这种敷衍下的生活就像一个圈子把人套死，使人完全消掉锐气，变得庸俗和毫无价值，而消掉锐气，变得庸俗，又使人变得软弱和顺从。于是当你看到祁老人还可以向来抄家的便衣侦探微笑，鞠躬，待之以“礼”的时候，也就不会显得太过惊讶了。而与祁话同住小羊圈胡同的马老寡妇那一句“日本人厉害呀，驾不住我们能忍”则正是这种劣根性发挥作用的体现。

由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则仁、张大哥、祁老人等等都谨小慎微地恪守着儒家的道德规范，他们都安分守己，讲认清礼节，平和稳静，凡事以忍让为上。可当这些行为反映到他们的性格特征上时，则表现为中庸、怯懦、狭隘、守旧和敷衍，也就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我们由此也可以看清楚儒家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国民劣根性的形成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了。

然而，在流传于北京的那些传统文化中，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的并不就只有儒家的伦理道德，除此以外，还有那众多的被北京市民所推崇的北京风俗。

老舍的小说可以说就是一幅北京市民的生活画卷，而在这幅画卷中，对于北京风俗的描写则占据着相当大的分量。风俗可以说是一个地方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民族特色和社会面貌，更能反映与其息息相关的人们的心理和性格特征。老舍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因此，在《正红旗下》中，他可以不厌其烦地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北京的种种风俗习惯：从洗三到满月到过年再到婚丧大事等等，套套礼节，来不得半点马虎，周旋于其中的北京市民们即使穷得没米下锅了，也必须想着法子去显示自己是讲究礼节的人们。然而，正是这“二百多年来沉积下来的历史积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记了自遣，也忘记了自励，在礼俗的繁文缛节上，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浸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①它们使市民们变得庸俗，变得迷信，变得麻木……他们的生活就只是为了这些繁文缛节而展开的，至于其他的，似乎一切都与他们无关，因而也引不起他们的关注。所以，在《四世同堂》中，祁老爷不管天下怎么乱，总还是坚持着认为北平人是不能忘记礼节的。虽然战乱连连，民族危在旦夕，可庆祝寿辰远比关注国家民族命运要来得重要，什么民族意识，什么爱过之心，一旦遇上了“礼节”，就都只能乖乖地靠边站了。“礼节”让他们失去了国家、民族观念，甚至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他们已经变成了礼俗的奴隶。这是市民的悲哀，但更大程度上是国家是民族的悲哀！

可是，更为悲哀的还不于此，如果人人生来就都是这样，倒也让人觉着一切都是习以为常，似乎理应如此。然而，当一个本来正直勇敢，有理想，有上进心的有为青年被这种文化给摧毁的时候，人们所受的冲击力就远非悲哀可以形容得了的了。恰恰老舍就将这么个人物推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祥子。

尽管与虎妞结婚意味着祥子以后全部生命意义的丧失，可是北京人传统的“面子”观念让他无可拒绝；愚昧的迷信——巫婆驱邪使虎妞带着那未出世的孩子走向了死亡；传统的丧事礼节又让祥子失去了一生唯一的追求——车子；而“白房子”又将小福子逼向了绝路，夺走了他最后的希望。婚丧大事、巫婆驱邪、白房子等等，这些在北京都极有代表性的风俗在这里都成了造成祥子悲剧的刽子手，就是它们使祥子一变再变，最终走向了彻底堕落的深渊，使他从体面上进的要强青年变成了无恶不作的流氓地痞。

好人就是这样被摧毁的，熟烂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摧毁了国民正直、善良、勇敢的优良品德，而使他们变得愚昧、狭隘、自私、妥协，它们成功地控制着市民们的灵魂，规范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命运走向。从这里，我们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性不仅仅是规范着市民性格的形成，还具有促使市民性格转变的力量。只要是不适应不顺从它的要求的，它就会使尽浑身解数，将层出不穷的困难推到你的面前，让你受尽折磨与打击，甚至让你无法生存，最终只得顺着它的意志去行事，而且，还能不露痕迹地让你心服口服地承认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即使你是被愚弄了，却还以为自己正是在朝着命运的召唤行进。至此，老舍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北平，作为中国近千年来的帝王之都，明清以后逐渐形成了带浓厚封建色彩的‘北平文化’，其内核——等级观念、家本位、旧的伦理道德和繁文缛节风俗习惯，已深深地渗入到市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中，严重地阻碍了市民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生命意志的张扬。”①它们腐蚀着市民们的灵魂，麻木着他们的意识，甚至吞噬了他们的肉体，可是愚笨的市民们却还虔诚地尊奉它们为不可侵犯的神灵，荒诞！可笑！更是悲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老舍看来，传统文化的负面性便是国民性扎根的土壤和生长的肥料，也就是国民劣根性得以形成的

根源之所在。因此，当他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也对这种文化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三、独特的视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