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研究热点的出现一、抗日战争史研究1.日本侵华罪行研究。
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问题，南京大学的学者编辑出版了28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汇集了日本、美国、德国及我国各档案馆收藏的相关史料，以及口碑史料，其中有很大部分为首次刊布。
还有学者利用该史料写成《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一书，对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关系、大屠杀的时空界定、性暴力发生的位臵与特点、新发现的埋尸地点以及民众对日军暴力的抵抗，都比以往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关于细菌战问题，《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揭秘》一书，通过对江西玉山、上饶、广丰等地细菌战受害者的调查，揭露日军实施细菌战的过程和实况，并对近年来中国民间细菌战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诉讼进行了法律方面的分析，对人们认识战争遗留问题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有一定启发作用。
关于战时日本强掳中国劳工问题，有河北的一位学者以个人的力量进行广泛的调查，编成了5卷本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其中刊布了500多名幸存劳工的口碑史料，真实记述了日本侵华时期被掳到日本北海道煤矿、九州岛煤矿、本州金属矿业、日本各地土木建筑、港湾装卸与造船等共计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4万名中国劳工的苦难经历。
关于“慰安妇”问题，有学者利用台湾省编印的有关史料，以及中央档案馆尚未对外开放的日军战俘口供，并结合实地调查，对日军在华北地区慰安所的分布、形态与特点，以及日军强掳慰安妇的手段，不仅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并较为详实地论述了战时慰安妇制度是由日本政府与军方操纵而实施的，并非商业行为。
关于日本战时的毒化问题，有学者以较多的满铁资料和其他档案资料，论述了日本在东北实施毒化行政的演变过程、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东北农业的危害，以及烟毒对东北农村社会的影响。
2.日本侵华政策研究。
关于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源问题，《日本大陆政策史》一书，把日本的侵华政策上溯到甲午战争前，即明治维新后大陆政策的制订时期，认为日本从发动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一切对外侵略，都是大陆政策实施的结果。
《日本右翼研究》一书认为，右翼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有着密切关联，在政治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得以建立的基础；对中国侵略的一些重大事件，军队右翼都直接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出版了《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一书。
该书以新发掘的史料为基础，更详实地记述了战时日本右翼学者文化人，为配合日军侵华在思想宣传、学术情报、奴化教育、新闻舆论、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实施的“文化战”，揭示了日本文化侵略的政策策略、实施途经及对中国的危害。
另外，有学者撰写了《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一书，对日本侵华造成的中国公私文物损失、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和战后中国对日本掠夺文物的追索等进行了论述。
3.中国抗战研究。
对于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和国共两党的作用问题，有学者指出：第一，抗战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第二，中共提出并且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民心，从而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抗战，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形成了全国抗战和全民族抗战；第三，在抗战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但在抗战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趋势是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增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
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有学者把领导权与领导者区分开来，认为领导权问题是中共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的策略思想提出来的，主要是指以正确的主张和模范的行动影响和引导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说主要是进行政治领导，即使就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而言，也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
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学者从中共高层决策的角度，探讨其具体过程，从中可见中共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的提出，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每一步都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方面的反应，自身的成熟密切相关。
二、中华民国史研究1.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党员构成问题研究。
有关研究认为，国民党在1924~1949年与中共的竞争过程中，意识形态层面始终处于一种劣势。
其主要表现及其特点是：形式化、肤泛化，缺少学理支撑；口号与时代脱节，以及由党内派系造成的分裂和破碎。
其结果则是：直接导致国民党组织内聚功能、社会动员能力、实施有效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势，从而败于具有优势意识形态的共产党。
1928~1930年国民党进行党员登记，其目的在于纯化党员成分，强化党员意识，统计党员数量，从而打造保守与反共的国民党，以适应遏制革命、执政治国的新要求。
登记结果显示：军队党员数量庞大，党的统治带有强烈的军事暴力色彩；城市党员比例偏高，城乡党员结构严重失衡。
这一结构性问题一直延续到国民党逃离大陆。
2.国民党的党政关系问题研究。
有关研究认为，国民党所实行的“党国”体制，由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此后继续沿用和发展。
其核心在于，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行政运作模式。
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成为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3.国民党的派系争斗问题研究。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纷争。
有关研究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民党发迹于广东，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而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
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1931年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后之所以能够再起，一方面是因他仍控制着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是随着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对日政策改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就需要有一个能统帅全国的军事领袖，面对国难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粤方为了国民党自身统治的需要，也不得不放弃进一步打击蒋介石。
随着蒋的下野与再起，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相互达成妥协，才逐步形成了以蒋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4.蒋介石的抗战态度问题研究。
有学者以三篇论文研究了中日间秘密谈判的情况及蒋介石对这些谈判的态度。
指出，孔祥熙作为国民党内主和派的重要代表，掌控了多次中日间的秘密谈判，但只是有保留地向蒋作过汇报，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有所隐瞒，并不是被普遍认为的代表蒋介石的意志，因而亦遭到蒋的批评和阻遏，甚至受到“以汉奸论”、“杀无赦”等严辞警告。
而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其软弱的一面。
不过，这些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只是被动应对并都主动刹车，对待谈判的态度亦日渐强硬而非不断软化。
蒋提出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谈判条件，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且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问题的解决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较易问题的解决。
三、近代乡村社会研究1.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问题。
有关文章认为，从社会经济史和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主要是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化的普及教育，从而显示了一种农村改造的现代性模式。
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宣告结束，其实抗战爆发后还有许多地方仍在继续进行着，其所持的乡村建设理念和实践中的建设内容并未中断或改变。
乡村建设运动的模式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乡村问题，并不能实现所谓的“乡村复兴”和“民族再造”，但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努力方向在今天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2.国民政府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对此有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种看法。
肯定者认为，1928年后国民政府开展的合作运动，不仅是其实现民生主义的手段，而且是其统治合法性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努力，因此是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多体现了政府意志。
否定者认为，合作社经济政策的完善程度与积极意义虽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推行中绩效明显不足，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合作社价值及属性的认识偏差，缺乏有效的组织保证、权威资源和财力支撑，以及政权的专制性。
乡村信用合作事业主要靠政府强力与银行资本的资助而推进，使合作社“异化”为银行资本在乡村的“代理人”；信用社在促使城市过剩资金流向乡村的同时，又为现实政治制度环境所掣肘，形成了乡村借贷关系中信用社“大发展”与高利贷继续盛行的怪状。
3.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
有学者以调查所得的200余块水井碑刻及访问材料，考察了明清以来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的水井习俗和制度。
认为，北方乡村水井在建构社区空间、规定社会秩序、管理社区人口、营造公共空间、影响村际关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由水井组织产生的多种关系，使合作式的相互依存成为必要，地缘关系突出，血缘关系减退，还形成了一套相对严密的采用井水规约，并内化为乡村社会的秩序。
还有学者探讨了山西、陕西地区水权保障系统及其运作方式。
指出，水权保障系统是以获得水资源为目的的民间组织，农户自愿介入，寻求维护自身水权的保障。
为了维护地缘、血缘两个层面的水权，农户间形成一套有别于政权体系的管理原则。
水资源的分配形成灌渠、利户两个受益层面，由此又使水权保障系统形成以渠系、村落为基点的地缘水权圈以及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水权圈，两者相互交织，融社会习俗、社会惯性为一体，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虞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