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一)

【内容提要】我国合同法确立合同自由原则，鼓励人们积极地利用合同实现自我意志的同时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追求衡平正义，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对合同自由原则起到引导和矫正的作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适应了现代民法由个人本位迈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潮流，但是，合同自由原则在促进了人性解放的同时，由于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求，使得不论法律多么周全，合同多么严密，只要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于是，就需要有防范性的原则，以便当事人在利用合同自由原则行事而发生与该原则不符的结果时，能对该结果加以修正，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家里，在合同法中注入如“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弹性条款显得格外必要。在本文中，笔者试着从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法原则体系的基础作用的角度出发，浅析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先合同义务

在我国合同法的原则体系中，对应与合同自由原则，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当事人在合同活动中讲诚实守信用，以善意的方式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得规避法律和合同义务。我国合同法在第一章第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合同关系当事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民事主体个人能力的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但它在促进了人性解放的同时，由于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求，使得不论法律多么周全，合同多么严密，只要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于是，就需要有防范性的原则，以便当事人在利用合同自由原则行事而发生与该原则不符的结果时，能对该结果加以修正，诚实信用原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家里，为了解决人们在适用法律规则和当事人约定时产生的“合法不合理”现象，防止法律异化，在合同法中注入如“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弹性条款显得格外必要。因此，我国合同法原则体系中，十分重视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并围绕该原则形成一套详尽的规范体系。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

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的历史来看，它正是在合同法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并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这种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要求最早出现在合同履行领域。诚实信用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古罗马帝国对海洋的扩张使商品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体现诚信的合意契约，而罗马执法官以裁量行为确认其具有法律效力，诚实信用原则第一次成为一种法律形式出现。《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当以善意履行”，我们一般将该规定所要求的“善意”解释为诚实信用，而真正将“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规范确立下来的，应是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该法典第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诚实信用，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但依该法之规定，当事人可以以特约排除对诚实信用履行要求的适用，所以该法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在性质上仍属于任意性规范，难以称为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德国民法典》冲破了概念法学的阻碍，明确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强行性规范规定下列，并将其作用领域由合同扩大到一切债之关系中。该法第242条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债之履行的基本原则。而到《瑞士民法典》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作用的领域扩张到一切民事活动领域，成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法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使诚实信用原则不仅适用于债务人，也同样适用于债权人，不仅适用于合同及债的履行，而且适用于一切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被学者们称为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甚至有人主张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不限于私法，

对于民事诉讼法，乃至刑法、宪法亦应适用，足见其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然而，诚实信用原则只有在私法中才具有重要价值，在私法中尤以合同法为其主要作用领域。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要求人们在进行交易行为时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要求当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不仅要承担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义务，还应承担随着合同关系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诚实、善意的附随义务，即对于依照通常人的看法应由债务人承担的义务，即使合同未作约定，债务人也应当履行。对于债权人而言，虽有权接受债务人的给付，但也不意味其可以高高在上，而应尽到相互协作、配合的义务，诚实信用不仅调整着经济关系，而且推动着人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二、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法原则体系的基础作用

目前适用的合同法，不仅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中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围绕着诚实信用原则，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合同义务体系和适用规则，从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解释乃至终止，整个交易过程始终贯彻着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丰富了我国合同关系的内容，体现了现代合同法对当事人保护周密化、精致化的趋向。诚实信用原则使我国合同法成为一个科学的规范体系。

1、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订立中的先合同义务

按传统民法，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前相互之间并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彼此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民逐渐认识到，由于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过错致使合同不能成立，而导致信赖该合同能够成立而为此积极准备的相对方遭受损失，此种损失仅因合同没有成立，而失去对过错方的约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随着耶林关于缔约上过失责任理论的提出，人们逐渐认识到合同关系是一种基于信赖而发生的法律上的特别结合关系。当事人为了缔结合同而进行磋商之际，已由一般普通关系而进入特殊结合关系，这就要求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超出一般普通关系所要求的侵权行为法上的注意义务，而负起保护这种特殊信赖关系的协作义务、通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义务、保密义务等附随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的订立阶段被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但缔约上过失责任。由此表明，现代民法不仅要保护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对于正在产生过程中的“合同关系”（信赖关系）也给予特别的保护。

适应现代民法的这一要求，我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及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并且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产生的缔约上过失责任，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都没有作一般规定，而仅是就特别情形设个别规定。只是在学说和判例上主张应扩大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进而建立缔约上过失责任的一般法律原则，以合理规范当事人之间的缔约磋商行为。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要求，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第197条和第198条设有明文将缔约上过失责任作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予以规定。我国合同法对缔约上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规定，除了明确列举恶意磋商和违反保密义务以外，还规定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也适用缔约上过失责任。这一开放性条款使得缔约上过失责任成为我国合同法的一项法律原则，但这一规定没有先明确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径直规定缔约上过失责任，从体系上看未见圆满，使得人们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将会出现大量援引“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这一模糊条款，实质上就成为人们在援引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从而会使这一规定在执行中的力度大大减弱。笔者认为，此处应对诚实信用所要求的先合同义务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便当事人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