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员外派劳务合同纠纷李洋诉绿春航运船务私人有限公司、青岛德海航运有限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①【案情介绍】 原告中国青岛公民李洋与住所地在新加坡的被告绿春航运船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春公司”)及其在华船舶代理被告青岛德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海公司”)签订外派船员合同，约定原告自2008年7月3日起到绿春公司所有的“Green Spring”轮担任水手职务。“Green Spring”轮于2007年5月在宁波北仑港进行维修，后一直停靠在宁波恒富船业(集团)有限公司码头。被告绿春公司仅支付原告工资至2009年6月，此后一直拖欠工资未付。因索要工资未果，原告于2010年1月20日诉至宁波海事法院，并于当年5月31日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请求保全申请，要求扣押被告绿春公司所有的“GreenSpring”轮，获准许。 原告提起诉讼后请求：两被告支付其2009年7月至2010年1月的船员工资3，410美元；确认原告对“Green Spring”轮在所欠工资范围内享有船舶优先权。原告于开庭前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另支付其2010年1月至2010年6月的船员工资2，285美元。原告提供了相应证据支持其上述主张。 被告绿春公司对未支付原告2009年7月至2010年6月间工资的事实及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但辩称在2009年6月巳多次通知被告德海公司。及其船员离船，故在此之后的工资不应由己方承担。但是，对此事实，被告未提交证据。【事实提炼】 原告要求被告绿春公司及其在华船舶代理德海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并在所欠工资范围内主张对绿春公司所有的船舶享有船舶优先权。被告绿春公司主张，原告主张的未付工资中的一部分发生在己方通知德海公司及其船员离船之后，故己方不应承担此部分工资的支付。【争议问题提炼】 1．船员劳务外派中，船员、劳动服务机构以及海外雇主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2．被告绿春公司向其船舶代理德海公司通知船员离船的意思表示能否有效解除劳务合同?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未支付工资时，船员能否请求船舶代理公司支付? 3．原告就未支付的工资向法院主张船舶优先权，能否得到支持?【案件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8条第1款规定：“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本案中，原告为中国公民，被告绿春公司住所地在新加坡，原告在被告所有的“Green Spring”轮上担任船员。涉案船舶“Green Spring”为被告所有，船籍为新加坡。 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章对海事诉讼案件的管辖权作出了专门规定。其中，第6条第2款第5项对船员劳务合同诉讼管辖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海船的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船员登船港或离船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住所地为青岛，被告住所地为新加坡，船员登船港和离船港所在地都为宁波。涉案船舶“Green Spring”轮于2007年5月在宁波北仑港进行维修，直至本案诉讼进行时一直停靠在宁波恒富船业(集团)有限公司码头。 本案中，原告为保障其工资最终得以支付，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海事保全申请，并获准扣押被告绿春公司所有、停靠在宁波港的“GreenSpring”轮。原告在随后的诉讼中还主张其在未支付工资范围内对“Green Spring”轮享有船舶优先权。按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7项的规定，“因海船的船舶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优先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所在地、船籍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综上，宁波作为“Green Spring”轮所在地，原告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诉讼，符合海事案件管辖权的有关规定，即宁波海事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关于涉外船员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颁布前，主要可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与《民法通则》、《合同法》相应，《海商法》第269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确定与国际劳务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时，根据司法实践，应理解为劳务实施地的法律。 本案中，当事人都同意适用中国法。同时，由于原告主张其就未支付工资对所扣押的船舶享有优先权，而依据《海商法》第272条规定，“船舶优先权，适用海商法案例教程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因此从船舶优先权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说，也应当适用中国法。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43条就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了专门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可见，《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在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上，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直接规定了适用的法律及适用顺序，其立法意图在于保护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一、船员劳务派遣的法律关系分析 船员劳务派遣是跨界劳动服务中一种重要的形式。所谓“船员劳务派遣”是指船员在有关单位的组织下，在外籍船舶上提供操纵、控制、管理船舶等项劳务，从而完成运输生产过程的活动。依据交通运输部2008年颁布的《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第22条所规定的“境外船员用人单位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招用中国籍船员，应当通过符合本规定资质条件的船员服务机构办理”，我国船员劳务外派必须通过有关劳动服务机构进行。其程序为：船员与服务机构签订船员外派协议，服务机构再与海外雇主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在服务机构与海外雇主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中，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派遣期限、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的数额和支付方式以及违反协议的责任。船员与海外雇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而是通过上述两个合同，在外派期间服务于雇主。 二、船舶代理公司的法律地位 当从事国际贸易货物运输的船舶停靠在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所在地以外的他国港口时，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将无法亲自照管与船舶有关的营运业务。为解决此问题，有两种选择可供考虑：一是在有关港口设立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的分支机构；二是由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委托有关专门从事代办船舶营运业务的服务机构或个人代办船舶在港口的有关业务，即委托船舶代理人代办这些业务。受财力、人力等资源所限，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无法在可能停靠的港口普遍设立分支机构，再加上各国航运政策不同，委托船舶代理人代办有关业务成为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比较经济和有效的办法。船舶代理人是以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的名义代办相关业务，其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承担。 本案中，被告绿春公司的抗辩理由为，自己在2009年6月已多次通知德海公司，要求其船员离船，故主张在此之后的工资不应由自己负担。然而，德海公司是绿春公司的船舶代理，绿春公司向其船舶代理所为的意思表示对船员李洋是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再者，本案中，绿春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在2009年6月已通知青岛公司及其船员离船的主张。相应地，当被告绿春公司未支付或迟延支付原告工资时，原告请求绿春公司的船舶代理公司支付工资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符合合同相对性的要求。 三、船员工资与船舶优先权 《海商法》第22条第1款具体规定了具有船舶优先权的各项海事请求，其中与船员劳务相关的有两项，其一为：“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散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另～为：“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原告在绿春公司所有的“Green Spring”轮上任船员，因船员工资而提出的给付请求可根据《海商法》第22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就未受偿工资主张船舶优先权。在船舶上存在多个权利的同时，船舶优先权可以先于其他权利而受偿，这是为保障包括船员权利在内的特殊权利而给予的立法考虑。【相关评论和理论争议、分歧介绍】 目前，我国缺乏专门的《船员法》，船员劳务合同是由《劳动法》所调整，还是由一般的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抑或是需要加以特殊规范的合同，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仍分歧较大。 一种观点认为，船员劳务合同受《劳动法》调整。其理由在于，从《劳动法》的立法意图分析，凡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以劳动给付为目的，同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都属于劳动关系的范畴，并成为《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另一种观点主要为海事司法实践采用。该观点认为，船员劳务合同与《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合同存在重大差别，例如，船员劳务合同的国家干预性不强，且相关争议可以直接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无须经过劳动仲裁，因而其不受《劳动法》调整。 与上述理论相应，在案件审理的实体法依据上，情况也较为混乱，有的法院依据《劳动法》，有的则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等。 此外，关于船员劳动中介机构的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也不统一。 按照1920年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设立海员职业介绍所公约》(于1921年11月23日生效)第2条规定，任何个人、公司或者其他机构均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