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丧失政权的教训与启示左凤荣2013-2-25 15:52:41 来源：《当代世界》2011年第8期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着93年历史、执政长达74年、党员人数曾达到1900万的大党，曾对20世纪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政权，落得自动解散的命运。

苏联剧变20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原苏联地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们在谈起苏联这个大国的解体时，仍然不免带有惋惜之情。

共产党人为苏共失去政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而心痛，爱国者为失去一个强大的祖国而神伤，普通民众为国家解体带来的骨肉分离、交往不便而痛苦。

当然也有人为此而高兴，许多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甩掉了“包袱”，波罗的海国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独立，中亚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头上不再有“太上皇”和“紧箍咒”。

但人们还是有共识的，都不愿回到原苏联的体制中去了。

苏共丧失政权有其必然性，其教训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完成从一个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执政党与革命政党的任务不同，面临的环境也不同，其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方式自然也应该有很大区别，但是，苏联共产党执政后，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没有完成从一个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列宁说过:“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

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1]在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无疑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与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

但是，由于双方在对待农民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1918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了政府，1918年7月双方的联盟彻底破裂。

实际上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局面。

在1918—1920年布尔什维克试图按照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模式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社会制度，一切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工人生产农民需要的产品，农民把粮食按国家的需要量上交给国家。

这样的政策遭到了农民的反抗，在旧俄军队和外国干涉者被打败时，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与农民的战争。

1920年底和1921年初苏俄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要求终止现行的经济政策，实行社会主义民主。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布尔什维克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对此党内没有分歧。

但是，政治上怎么办?党内、党外都有不同意见。

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和社会革命党少数派的领导人多次声明要求在苏维埃政权法律的范围内合法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他们批评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俄共(布)本应与经济上的改革相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俄共(布)十大也通过了实行工人民主制和加强党内民主的决议，但实践上并没有落实。

关于允许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允许农民有自己的组织等建议都没有被接纳。

俄州布)利用喀琅施塔得叛乱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镇压，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喀琅施塔得叛乱。

事实上，这些政党并没有号召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但他们提出放弃对农民的强制措施，把政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重新自由选举苏维埃，实行言论自由等主张，能够对水兵的情绪产生影响。

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决议指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应当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有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而“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

[2]同年，俄共(布)十二次代表会议又强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些政治力量。

”[3]此后，俄共(布)加紧了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成员的镇压。

1922年8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前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成员采取行政措施，列宁强调利用旧知识分子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大厦，但是中央委员会中不少人坚持的是另外的政策，列宁生病与不能正常工作妨碍了列宁政策的执行。

到1922年秋，有200多人被驱逐出境，其中不仅有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实际工作方面的专家:工程师、农学家、医生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社会学家索洛金等远走他乡。

到1922年底，其他党派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布尔什维克一党独存、独掌政权的政局在苏俄完全确立下来了。

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

俄共(布)没有确立把先进分子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的政策，没有相应地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

在新经济政策下，一些有头脑、会经营的农民、手工业者、私商走上了富裕之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始终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异类看待。

新经济政策时期通过的两个党章都是以阶级出身来判定人是否先进，入党者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又分为一贯从事雇佣劳动的产业工人和非产业工人、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和雇农);第二类是农民(红军战士除外)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手工业者;第三类是其他人(职员等等)。

不同类的人入党，对人党介绍人和预备期的要求也不同。

脱离其他政党的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被吸收加人俄共(布)，需要有五名五年以上党龄的党员介绍，还必须通过生产单位的支部审查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

俄共(布)没有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建党思路一如革命时期，仍从所谓无产阶级利益出发处理问题。

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失误:新经济政策这一符合苏联国情的政策被人为中断;在新经济政策下富裕起来的农民被作为异己力量排斥;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了加速实行工业化，斯大林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违背农民意愿、阻碍农业发展的集体农庄制度。

因为农民没有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也没有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权面前，他们只能服从，使这些明显破坏生产力的措施得以推行，为苏联剧变埋下了伏笔。

二是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转向引导人民管理国家。

无产阶级国家是新型国家，它应该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应该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制度，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发现了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新的政权形式，即它“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

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

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

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

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由公社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

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

”[4]巴黎公社的实质在于，国家从压迫人民的机关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人民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国家的主人。

列宁在设计苏维埃国家时，也强调要建立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详细论述了什么是公社式的国家制度和政体形式，其核心是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

但是，十月革命后的实践没有实现这一构想。

人民的自治和劳动者的直接管理和监督日益被削弱。

苏维埃政权虽然在法律上消除了劳动者参加管理的障碍，但是“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5]这个“先进阶层”就是俄共(布)。

但是，苏共并没有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权和知情权，没有落实人民主权的原则。

从斯大林开始，苏共是建立在领导人的权威和非民主的原则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不断强化。

1934年党的十七大决定在州以上党委设立各种“生产业务部”，在党中央设立农业部、工业部、运输部、计划财政贸易部、文化和宣传部等与政府相对口的部门。

赫鲁晓夫加强了以党代政，为了便于直接指挥生产，他把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分成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党代政的状况没有改变，党政机构重叠，管理人员膨胀的现象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党的领导兼任政府职务普遍化;各级干部只要不是老死任上或高升，就不会被撤换;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党政融为一体，党成了国家机构的一部分。

1936年苏联宪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但却成了一纸空文，该宪法通过后没多久，苏联便开始了规模空前、严重破坏法制的大清洗运动。

赫鲁晓夫时期有意加强了苏维埃民主，也是形式大于内容，民众对苏共的决策和干部仍然没有影响。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向专制更进了一步，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由于没有法制做基础，导致了国家的混乱。

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时间里，始终是党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管理着国家的一切事物，相当数量的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问百姓的疾苦，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形成了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阶层。

据统计，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联盟一级的机关和部多达110个，各类行政管理人员多达1860万人，85%的苏联人认为他们不是在代表自己掌权，认为他们只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工作人员，干群矛盾激化，苏共失去了多数群众的支持。

三是苏共不重视自身的建设，没有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丧失了先进性苏共不重视国家的民主化建设，始终没有形成产生最高领导人的程序与机制。

列宁是在革命斗争中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的。

在革命斗争中，谁正确，谁就有号召力。

列宁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但是，在掌握了政权后，领袖的产生无疑需要制度化。

从苏共的实践看，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有的是经历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后成为最高领袖的(斯大林、赫鲁晓夫)，有的则是通过政变这种非正常的方式上台的(如勃列日涅夫)，其余的则是由政治局内的实力派决定的。

普通的党员，甚至党内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选举权。

更重要的是，党的最高领导(实际上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没有任期制，使其错误难以纠正，所以，导致了苏共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就是在最高领导人(不包括列宁)去世或去职后，其后继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其前任的错误。

苏共各级领导人的政治命运主要取决于其上司。

很多官员在行使权力时唯上不唯下、唯官不唯民。

苏共还实行根据干部级别享受不同待遇的干部特权制，它成为收买党政干部的一种手段，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言:“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

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保持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

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

”[6]这些因素造成苏联人所得不是按劳动、按劳动的质量，而是按一个人的职位高低。

苏共掌握着一切权力，但却不受任何监督。

群众的监督有名无实，党的监督系统的权限也日益缩小。

1934年党的十七大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取消了列宁时期监察委员参与和监督党委决策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