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教育新闻深度报道的 选题与操作 [本文提要]教育新闻的深度报道要着重揭示教育领域的现象、话题、事件的“为什么”和“怎么样”，其深度体现在：反映教育的真实情况，解开对于教育问题的疑惑，反映教育发展的趋势，引导民众了解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改进教育。教育新闻深度报道主要选题包括社会热点、教育现象、敏感事件、争议话题。社会热点选题要注意独立思考。教育现象选题要注意用数据说话。对敏感事件的追根求源要注意逻辑性。对争议话题切忌滥用专家。 [关键词]教育新闻 深度报道 选题 操作 在很长的时期里，教育新闻还不是新闻各类题材的一个独立种类。直到近几年，随着民众对教育的需求与关注越来越高，教育新闻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种类，与农业新闻、经济新闻、法治新闻、社会新闻等，受到新闻从业人员的重视与研究，同时在服务民众、引导舆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教育新闻的深度报道也正是在不断满足民众对教育信息的越来越高的要求的过程中成为教育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报道形式。 对于深度报道，《1988年中国新闻年鉴》这样概括：“追求单一新闻事件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趋势，以促进读者对社会现状与发展形式完整而深刻的认识。”1（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 张志安主编）。复旦大学张志安在总结深度报道30年时用“启蒙”、“监督”“多元”来概括深度报道在中国的三个阶段。从他梳理的近30年中国的深度报道来看，其主要表现还是通过深入采访还原事实真相，从而实现社会启蒙与社会监督的功能。就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深度报道并非某一种特定的文体方式，而是一种新的报道方式，这种方式区别于一般的消息和一般的“纯新闻”文体，更着重揭示新闻事件的“为什么”和“怎么样”。对于教育新闻来讲，笔者认为，深度报道的任务在于，着重揭示教育领域里的现象、话题、事件的“为什么”和“怎么样”，其深度主要体现在：反映教育的真实情况，解开对于教育问题的疑惑，反映教育发展的趋势。教育新闻深度报道的最高境界是：通过更接近新闻事实真相的报道，用民众听得懂的语言引导民众透过教育的现象看到本质，从而了解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改进教育。教育新闻的深度报道的主要功能就是解释、分析、解剖、揭示，从而达到释疑解惑、启蒙监督的目的。 教育新闻深度报道的选题与操作好比打井的选址与钻探，活泉就在地底下，既要找准打井的地点，又要懂得合适的方法，否则是很难挖掘到教育深处的活泉的。这活泉，不仅仅是事实的真相，还有理性的思想、专业的预测，从而使读者的认识通过深度报道而达到“完整”、“深刻”。 深度报道以什么作为选题，与深度报道本身的特点紧密相关。深度报道要揭示的是“为什么”和“怎么样”，这就决定了它的选题应瞄准那些具有较复杂的背景、较深层的原因、较多变的趋势的新闻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有进行深入采访报道的必要，从这些事件确实也能挖掘出一般人难已了解的事实的真相、新锐的观点、超前的预测。这些选题包括：社会热点、教育现象、敏感事件、争议话题等。

社会热点：注意独立思考 教育方面的热点事件因其受关注度高，信息量大，读者往往已不再满足于对热点事件的泛泛了解，渴望对其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这是已成为社会热点的事件，可以以此为选题，探访热点事件背后的社会深层原因与时代背景，引导读者在社会全局下认识社会热点。还有一类社会热点，是尚未引起民众的关注，记者需要通过自己的报道，提升社会的关注度，促使矛盾的解决。 面对社会热点，如果只为赚取读者的眼球，推波助澜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催发“维特效应”，使类似事件不断发生。而专业素养则要求记者对教育领域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与信息储备，这样就不致孤立地看问题，对选题的处理上能够更加冷静与理性，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2010年5月，全国连发校园袭击案，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对于这样的社会热点，教育新闻记者怎样通过深度报道来引导人们理性认识校园袭击案？大多数媒体采取的是正面“进攻”，或是将目光聚焦于校园的安保制度，或是将目光聚焦于校园袭击案的凶手，探讨校园袭击案发生的社会原因。这些选题的角度与方向，背后其实都蕴含着采编人员对校园袭击案的认识。聚焦校园安保制度的记者显然是就事论事，没有看到校园袭击案背后的社会原因。探讨校园袭击案的记者向前进了一步，但这种探讨很容易将人们的怨气引入误区，使人们质疑现行的社会体制。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文汇报》的做法是，将校园袭击案与欧美校园血案联系起来，探讨防止类似事件的经验教训。2010年5月14日《文汇教育》第11期刊登了《欧美校园血案的“前车之鉴”》，介绍了发生在欧美校园的一些典型血案，并从研究前沿与媒体责任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进行了披露，为国内防止类似事件提供了思路。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人们在了解欧美校园血案的过程中对国内校园袭击案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上，不至于对社会体制产生抱怨。

教育现象：用调查数据增强说服力

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现象，诸如热门专业、就业选择等，会影响人们对教育的态度，并进而影响教育本身的健康发展。这时，就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引导民众正确看待这些现象，保持应有的理性，改变态度。然而，零碎的现象并不一定就能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对于教育现象这类选题，要使报道揭示出“为什么”与“怎么”，常需要通过调查数据来说明问题。 调查数据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它能反映一个事物面上的情况，这就使个案具有了面上的代表性，再结合个案进行深入剖析便有了依据。对于一些教育现象的深度报道，调查数据最能准确揭示事物的本质，使报道显示出其应有的深度。 《家庭教育时报·立业周刊》的五版“特别关注”是一个深度报道栏目，在报道实践中就特别注重用调查数据来反映面上情况。2009年11月19日五版，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怎样提升高职生的竞争力》。其中对于社会看好高职生的情况，就使用了麦可思公司公布的2010届大学毕业生流向月度跟踪调查数据，调查数据涉及大学本科生与高职高专生毕业后直接工作的比例、本科生与高职高专生签约的比例、本科生与高职高专生签约民企的比例等。由于数据来源于专门的咨询机构，权威性强，通过数据对比，可以明显看出高职高专生就业情况明显好过本科生，使“社会越来越看好高职生”的结论无可辩驳，也为相关专家对高职生优势的分析提供了支撑。 但是，并非是数据就一定有说服力。调查数据也能说谎。同样是调查数据，有些调查数据由于调查的方法存在瑕疵，使得调查数据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影响。比如，《家庭教育时报·立业周刊》11月5日五版《到哪里去找好工作》，其中对大学生看待工作的态度，记者使用了自己调查得来的数据，数据涉及八个项目，文章通过表格与饼状图对数据进行了说明，比较形象。遗憾的是，这些数据采样偏小，只是来源于对十几所学校200多位学生的调查，与上海每届十几位大学生相比，这个数据的代表性显然不够。数据没有代表性，与调查数据紧密相关的深度访谈就没有了基础，整个报道也难有什么深度。如果不注意调查数据的权威性，调查数据常常可能不但不能显示其报道的深度，还可能使报道违背事实本来的真相。

敏感事件：追根求源要讲逻辑 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敏感事件，比如大学生猝死事件等，常常会引起民众对教育环境的关心，需要媒体通过追根求源，回答读者心目中对新闻事件的“WHY”（“为什么”），以解除人们对于教育环境的质疑，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心理恐慌。凡事有果必有因，这种因，只能是符合事物本质规律的因，而不是新闻记者主观臆断的因，否则就很难让人信服，自然也就失去深度报道本身应有的力度，难以发挥影响。 《文汇报》2010年4月29日在第9期《文汇教育》上刊登了一篇新闻报道：《猝死阴影下的大学生体质报告》。这篇文章以4月初发生在上海某高校的两起猝死事件为新闻由头，对大学生猝死的原因进行了探究。通过对学生猝死事件进行“纵览”，记者发现，死亡学生中男生比例明显高于女生，并以理工科学生居多。其中的原因在于大学生们的回答：“猝死并不意外啊！通宵打网络游戏能不透支体力吗！”于是，记者对理工科男生打网络游戏的现象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记者发现，理工科打游戏确实有体力透支的情况。不仅如此，记者还在一份松江大学城夜生活调查中看到大学生23点以后不睡觉的六个原因。接着，记者通过采访大学体育老师找到了大学生体质变弱的另一大原因：缺乏运动。问题是，这些原因与大学生猝死事件有何关系呢？文中在第三段提出疑问：为什么不断有大学生猝死的事件发生？是先天性疾病还是有别的原因？如果说报道花大力气呈现的大学生作息不规律、缺乏运动导致体质变弱是大学生猝死的原因，但记者并没有对猝死的大学生进行调查，这就是使原因与结果缺乏逻辑联系。如果说报道呈现的情况与大学生猝死没有联系，大学生猝死的新闻由头与新闻报道就是游离的，不能形成有机的整体。正因为缺乏有机的联系，整篇报道“做”新闻的痕迹明显，只是借热点事件来说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笔者看来，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记者有意对大学生猝死原因进行调查，可能由于当事者的原因使调查不能进行，记者只好采取侧面迂回的办法，只是迂回最终没有回到事情本身。二是记者可能在关注大学生作息与运动的过程中，正好遇到大学生猝死事件发生，便以此为由头使报道能借助热点事件而引起关注。不论是哪种原因，都忽视了事件之间本身的规律性，从而使报道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这篇报道重构其因果的逻辑性有两条途径。一是对猝死的大学生的死因进行调查，请专家讲解避免猝死的办法，再结合死因对大学生进行调查。二是对大学生体质有一个科学的报告，并与以前的大学生体质进行对比，找出原因，请专家提出解决之道。至于猝死与大学生体质是否有联系，还要看调查结果，而不是生硬地联系起来。

争议话题：专家现身要适宜

对于一些争议话题，通过深度报道进行分析、解释、预测、解剖等，能够达到释疑解惑的目的。教育新闻的记者对教育比其他方面的记者有更专业的素养，但记者毕竟不是专家，对于某些专业性强的报道内容，采访专家，请专家现身说话，能保证深度报道的专业性，也能使报道能达到读者期望的深度。 《文汇报》6月16日第一版“文汇深呼吸”栏目刊发了一篇报道《近年来不少人给语文教材挑刺，说这篇课文“渲染暴力”、那篇“鼓励冒险”，会“误导孩子”——语文课本应当驱逐鲁提辖？》。这篇文章的选题来源于社会争议话题。这样的争议话题如果媒体不适时给予引导，很容易让民众陷于思想混乱，甚至导致人们对教育的不理解、不支持。这类争议话题采访起来往往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语文教材这样的专业问题，民众固然各有看法，但信服的还是专家。也正是摸准了民众这种心理，文汇报这篇关于语文教材的采访走的就是专家路线，在文章中，先后有教育部的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全国“新课标”语文教材执行主编现身发表观点，对给语文教材挑刺给予了回应。因为专家的专业性与发表观点的话题正相吻合，其报道的深度也在专家的论证下自然显出。 但专家并不是万灵的。有些场合，专家现身不仅不具备说服力，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更大质疑。《新民晚报》的《教育周刊》在5月24日刊登了一篇关于学生家长为择校迁居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