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一、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土司的形成和特点 土司，又叫土官，它是元、明、清中央政权借鉴前代的做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任用各族上层因俗而治的一种官职。土司制度的特点，一是土官由中央政府任命，二是置于少数民族地区，三是实行世袭制。 中原政府通过土官治理少数民族的作法，最早见于儒家经典。《易・观・象辞》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1](P1338)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因俗而治”思想的滥觞和理论依据。战国秦汉时期的楚庄乔王滇，秦置吏员管理西南夷，汉设都尉、县属，唐置“都护”和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官制，等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然而汉唐以来的“属国”、“都护”，羁縻土府、州、县，或命汉官，或任土酋，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是一种松散的宗主与从属关系。元、明、清三代创立和推行的土司制，则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制度性管理。 甘青地区的土司制形成于什么时代？对此，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王继光《甘青土司制溯源》一文，以《明史・土司传》及《明会典》等史籍不录甘青土司为依据，认为“明王朝没有在甘青地区正式推行过土司制度”，他认为甘青土司统治体系的形成，“至清王朝建立，才得以正式确认”。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论及清朝在边疆“因俗而治”的政策时， 只说它在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实行土司制度，设立土官等，也没有提甘青地区的土司。[2]这都是可以商榷的。明朝在甘青地区未推行土司制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元代就已经在甘青地区任命了许多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入明后，这些土官大都被明朝政府授以原职。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强豪人物，只要愿意投诚，也都授以官职。如元甘肃行省理问所官祁贡哥星吉，洪武元年归附后，授副千户世袭。元甘肃行省右丞，蒙古人朵尔只失结于洪武四年归附后，授指挥佥事世袭。[3]类此由元到明传承下来的土官不少，《明实录》、《明经世文编》及地方志多有记载。元代土官都有朝廷赐予的诰敕、印章、虎符、玺书、金银符等，他们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4]明朝继承了这一做法。此制实行于西南和中南等地区，同样实行于甘青一带，怎能说明王朝没有在甘青地区推行过土司制度呢？ 在少数民族地区，任命各族酋长以世袭官职的政治管理形式，是“因俗而治”的必然选择。《明史》等书不列专传记载甘青土司，并非甘青不存在土司，而是它与华南、华中、西南等地的土司相比较有明显的差异或特点。湖广土司授职不久，旋即“梗化”。[5]四川土司虽受天朝爵号，实则自王其地，以故终明之世，常烦挞伐。[6]广西土司“判服不常，沿革殊致”。[7]云南、贵州等地的土司也都很难“统摄”。再说《明史・土司传》的立传原则是“据其事迹尤著者”，“摭其大纲有关乎治乱兴亡者载之，俾控驭者识所鉴焉。”[8]甘青土司听从皇命，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他们《云南社会科学》年第期20035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No.5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李清凌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摘要：土司制是元明清三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明史・土司传》未收甘青地区的土司，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甘青地区元、明时尚没有土司，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关键词： 元明清；甘青地区；土司制中图分类号： 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305008705

收稿日期：——20030714作者简介：李清凌（～），男，甘肃甘谷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西北史的教学研究。194488自元明至清末，数百年来“输粮供役，与民无异，俊秀读书，亦应文武试”，乃至“与民厝杂而居，联婚结社……故土官易制，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3]根据上述立传原则，甘青土司不被列入《土司传》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明史》卷三三《西域传》0对元明时期甘青一带的土司制记述不少，如“元封驸马章古为宁濮郡王，镇西宁，于河州设吐番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诸州隶之，统治番众”。明洪武四年正月设河州卫，命元降官何锁南普“为指挥同知，予世袭，知院朵儿只、汪家奴并为指挥佥事。设千户所八，百户所七，皆命其酋长为之”。封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为靖南卫指挥同知”。“寻以降人马梅、汪瓦儿并为河州卫指挥佥事。又遣西宁州同知李喃哥等招抚其酋长，至者亦悉授官。”类此记载还有许多。 根据有关研究，元、明、清代甘青地区土司的分3布范围主要在兰州、巩昌、凉州、西宁、青海湖周围以及果洛、玉树等地区。从元、明传至清代而见于记载的土司共有多家，其中土指挥使，土指挥同知，土330610指挥佥事，土千户，土副千户，土百户，土百12282128长，土官人，土总头人，土头人。1315110 [9]它们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多数土司的官职较小，任职地区相对集中。据龚荫《中国土司制度》附表所列《全国土司总表》，元、明、清代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3南、湖南、湖北、甘肃、青海、西藏等个省区共设11多个土司职名，而甘、青地区所见的只有土指挥100使、土指挥同知、土指挥佥事、土千户、土副千户、土百户、土百长、土官人、土总头人及土头人等种，且10都是武职或文职而未入流者。任职地区集中在清代的兰州（治今兰州市）、巩昌（治今陇西县）、凉州（治今武威市）、西宁府（治今西宁市）和环青海湖、玉树、果洛等地区，属蒙、回（维吾尔）、土、撒拉等民族聚居地，有利于各代中央政府的集中管理。 二是外来人员多，社会根基浅。甘、青土司大都是元、明以后迁来的外地人，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便是土生土长的西番（包括藏、土等族），也自宋、元以来衰微流落，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因此，他们要在各民族聚居的甘、青地区占有一席之地，享受政治、经济和宗教特权，就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而中央政府只要“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就能对土司“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10]大概正是由于元、明、清代中央政府在处理甘青土司问题上颇得其法，3故数百年来，甘青土司一直“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统治者普遍认为这里的“土官易制”，“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11] 三是世系延绵，流传长久。从元朝至清末（实际上存在到民国或更晚），多年来，甘青土司大都世系700分明，传承不绝。即使在清雍正以后大规模“改土归流”中，甘、青土司也未被触动，甚至还有新的增设和提拔。如陕甘总督岳钟琪在“改土归流”的大潮中奏请给甘肃土目韩炳、韩大用人“各给土千户号纸，令分2辖回族”[12]，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元明清时期甘青土司与流官的关系 如前所述，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不同于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那里的土司“大姓相擅，世积威约”[10]，“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6]。就是说，他们大都有自己独立的管理地盘和机构，对辖区居民实行完全的统治权；甘青土司则都被安置在中央设置的地方军政机构中，既是国家官员，又领有一部分国家赐给的土地、民户等，国家允许他们建立一定规模的土司衙门和吏目，在辖区和部落内部享有一定特权。 元朝在今甘青地区的行政建置，除陕西和甘肃两个行中书省（下设路、府、州、县及宣慰使司或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在宣政院下设吐蕃等处宣慰司（下领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和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辖今甘肃临夏、甘南，武都部分地区及青海的海北、黄南、海南、果洛等地），吐蕃等路宣慰司（辖今青海玉树、海西等地），掌管吐蕃地区的政教事务。 明朝在今甘青地区的建置，除陕西布政使司（下领府、州、县），都指挥使司（下设卫所），提刑按察使司辖区外，还于洪武三年（公元年）在河州设置了1370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西宁、河州、洮州、岷州及朵甘、乌斯藏地区，后又在朵甘和乌斯藏分别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直属中央，下辖指挥使司，宣慰使司，13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6417[13]洪武十二年（公元年），设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初治庄浪（今永登1379县），洪武二十六年（公元年）徙治甘州（今张掖1393市）。下领卫，千户所，统管军民事务。此外，在124嘉峪关以西还设置了哈密、赤斤蒙古、罕东、罕东左、安定、曲先、阿端等卫，属羁縻性建置。7 清代今甘青地区属于甘肃省。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陕西布政司分设左、右两个布政使，其中右布政使驻巩昌（治今甘肃陇西县）。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改陕西右布政司为巩昌布政司。次年，又改为甘肃布政使司，移治兰州。雍正三年（公元年），清1725政府撤销了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将其所属的卫所改为府、州、县，实现了行政建制统一化。甘肃布政使司（即甘肃省）下辖庆阳、平凉、巩昌、兰州、宁夏、西 89宁、凉州、甘州、镇西等府，9涇、阶、秦、肃、安西、迪化等直隶州。辖区包括今甘肃、宁夏、青海和6新疆东部的广大地区。 上述行政建制在各朝数百年统治期间多有变动，但土司在这个蛛网般统治机构中的地位从未变。就是说，土司从高级的武职土指挥使到未入流的文职土头人，始终是在流官的监视、牵制和管领下，按朝廷的旨意办事。稍有疏忽，就会被弹劾、举报和处罚。土司相对单薄的经济、政治和武装力量，迫使他们只有出力报效，借助于中央政权的威力，才能保持在地方各级军政机构和本部族中的特权。由此，元、明、清代甘青地区的3土官大都能够配合汉官、流官，在出征、平叛、维持地方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地方史及土司族谱、家传中反映这类史实极多，下面举几个典型例子。 何锁南（又作何锁南普），河州右丞里西番（今藏族）人。元陕西平章宣慰使都元帅。明初卫国公邓愈招抚归诚，赐姓何，授河州卫土指挥。卒，授其子何铭镇国将军，本卫指挥同知，因功升都指挥同知。永乐间（公元～年）卒于军，子何忠袭职。忠卒，子14031424何英袭，调遣防守，时有军功。正统间（公元1436～14年），授指挥佥事。英卒，子何端继续守备甘、凉一49带。卒，子何勋承袭，嘉靖间（公元～年），15221566征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守碾伯（治今青海乐都县），进军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卒于军，子袭职。卒，无嗣，其弟何珽继之。珽卒，子何橦袭，防御甘、凉，屡有战功。天启四年（公元年）卒，子何1624永吉承袭。清初，永吉率众归诚，随河州副将出力征贼。顺治五年（公元年）回变，其子何扬威率部落1648征战有功，请给号纸，世袭原职。康熙四十一年（公元年）子承龙袭。承龙卒，子福慧年幼，基妻祁氏管1702理土务。康熙五十九年（公元年）卒，福慧接理土1720务。雍正间（公元1723～年），防御番夷有功。至1735乾隆四年（公元年）仍授世职。卒，子何武袭。何1739武与其子何大臣在老鸦南岔等关隘守御年，在撒拉族49反清的石峰堡之变中，父子尽职防御。嘉庆四年（公元年），白莲教起义军由川入甘，何武患病，令子何1799大臣在景古城防堵。次年何武卒，大臣袭职。大臣卒，子何华袭。咸丰二年（公元年），何华卒，子何其1852清袭。同治二年（公元年），其清卒，子何柄以在1863城防及收抚洮州等战役中立功，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承袭祖职。[14]从何锁南到何柄，何氏一门数百年间始终忠于职守，劳绩卓著。从中央政府因俗治边，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李南哥，西番（今藏族）人，元西宁府同知。洪武初归附，授指挥佥事世袭。曾在招抚流散、收捕叛番等方面立有战功。永乐五年（公元年）卒，子李英袭1407职。李英讨击番人老的罕叛军，俘斩人，又雪夜穷360追，尽获叛党，进都指挥佥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年），中官邓成等出使西域，在安定、曲先一带被1424贼阻杀，夺走所带金币。刚刚即位的明仁宗降谕赤斤、罕东及安定、曲先诸卫，要求搜报贼主姓名，同时令李英与指挥康寿等进讨。李英得知朝廷使臣是被安定指挥哈三之孙散哥、曲先指挥散即思所杀，遂率兵西讨，进击逾昆仑山（酒泉南祁连山），深入数百里，在雅令阔地方与安定贼遇，大败之，俘斩千一百余人，获马牛杂畜万。敌闻风远遁，安定王桑尔加失夹等诣阙谢罪。14宣宗嘉奖李英的战功，遣使褒谕宴劳。驰驿入朝，擢右府左都督。宣德二年（公元年），封会宁伯，禄千1427一百石；并赠南哥如子爵。天顺元年（公元年），1457英宗重即位，封李英子李昶为锦衣卫指挥同知，进都指挥使，擢左军都督佥事，屡分典营务，带兵以严慎著称。李昶孙李宁，宁从子李崇文，崇文子李光先相继袭职，光先又中万历十一年（公元年）武进士，迁锦1583衣卫指挥使，子李化龙袭。化龙卒，无嗣，从子李天俞袭职。李自成起义中，天俞被俘至西安，其家死难者余人。清顺治二年（公元年），英亲王阿济格3001645到关中，农民军溃散，天俞谒英亲王，王赐衣冠鞍马、银两、彩锻，令回西宁招抚番族。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随总督孟乔芳讨甘州米喇印起义军，生擒其都司马胡牙等人，斩获余级，又率兵余骑，从克1880500甘、肃诸城。十年（公元年），授西宁卫指挥同知1653世袭。子李澍袭职。吴三桂叛党陷兰州，总兵王进宝檄李澍从征，李澍与弟李洽预调水夫余名，各造木筏500余只，协助官军渡河。又率兵千余骑继进，克复兰50州、临洮、巩昌等城，以功擢游击。卒，无嗣，弟李洽袭职。洽卒，子李师臣袭职。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叛乱，年羹尧檄李师臣率马、步兵名守撕挞山隘（在青海境内），捍御摆羊戎一带。300次年随岳钟琪讨卓子山、棋子山番贼，屡战有功，子李大兴袭，缘事革职，无嗣，从子李国栋护理印务。乾隆二年（公元年）袭职。卒，子李世泰袭职。撒拉族1737起义中，世泰奉檄率马步兵人守狄道城。盐茶厅回200变中，又率骑兵人分守兰州金城关、庙滩子诸隘。300嘉庆十八年（公元年年）病休，子李绳武，绳武子1813李政，政子李长年，长年子李承襄相继袭职。这是甘、青土司忠于王室的又一典型家族。 以上两家土司的经历在甘青土司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见元、明、清以来，甘青土司虽然历世有长短，任职有大小，属地有广狭，但他们之忠于朝廷，恪尽职守则有一致性和一惯性。甘青地区的土司和流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