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论民国时期的教育 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 •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文科的计划学 2
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的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由于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是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甚至说“红色中国 3
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一、民国时期的教育情况 民国时期的教育为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还有民国的学前教育、职业教育、边疆教育等都很有特色。民国几十年，中国战事频繁，论教育的规模、基础教育等肯定是不及现在的。但当时教育的态度，以及教育的制度都很完善。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很大，学校提倡培养人的独立人格，更是出现了很多大教育家，远非现在的当代教育所能比。中国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经济规模有了很大提高，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肯定也会有所改善，但教育的灵魂却不复存在。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 4
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 民国时期成立了中华民国教育部，作为中华民国负责学术、文化及教育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并监督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机关。中华民国成立后，即将清朝的学部改名为教育部，当时底下有承政厅、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及社会教育司，从事国内教育兴革相关工作。至1926年3月于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再由教育行政委员会接管相关任务。1927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中华民国大学院接替原先所设的教育行政委员会，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由秘书、高等教育、中央研究所等部门分别负责国人的教育事项。 1928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教育部组织法》，明定教育部为全国学术、文化及教育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从此正式以教育部做为正式名称。教育部下设国民教育司、中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技术及职业教育司、体育司、总务司、教育研究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侨民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法规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诉愿审议委员会、中央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和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等。这些教育机构和教育法规使民国教育有了政策上的保障，为民国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目标的确立都有指导性的意义。 民国的《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 5
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教育经费是民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为民国教育提供了经济保障。 再说教师待遇和教育理念。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都相当大。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张伯苓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学术研究为“教育立人”创造了载体，如敬业乐群会、美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此有“话剧的摇篮”之美誉。曹禺、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 6
又比如说教材。民国教科书的编纂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民间性，民间在编纂教科书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只报教育部审核即可；二是它的编纂者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第一流的教育家，如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由他们来商定给小学生编课本，自然也就体现了民国教育的基本理念。当时的中国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形成了一个参差多态而又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南开中学就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比起来有灵活自由的优点，当时的文化环境足以让私立学校生存并且发展，社会上对于私立学校也没有偏见，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时的文化生态，同时也得益于民国教育家的胸襟。这种理念还体现在政府不惜代价的办教育。 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因全国的30％，民生工业只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例如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 7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二．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理念 民国前期中国是极其纷乱动荡的，而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却异军突起，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近代大学教育是独立于封建教育体系之外的新式教育，其教育理念与封建教育理念迥然不同，相去甚远。其理念是整个教育体系最高的指导原则。一个教育组织一旦明确了教育理念，教育既有了方向感、目标性，也有了准绳与标杆。反之，教育就如无舵之舟，无弦之弓。民国前期，蔡元培、马相伯、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张学良等人，既是教育家，又是大学校长，广采博收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学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又结合了中国国情，经过理性思考和辨别，形成了近代大学教育共同的理念。在这全新理念的指引下，构建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体系的框架，规定了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诞生了一批有别于封建教育的近代大学。毫无疑问，教育理念关系着办学的方向和成效。 大学以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为办学宗旨。蔡元培执掌北大，针对北大的官僚习气严重，学生读书为求利禄的局面，“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