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述论摘要：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关键词：乡村教育；发展；经验教训一个大国的举起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等作为强大支撑外，还需要强有力的教育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共同协调发展。

只有重视教育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而一国教育的基础教育又要数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发展直接影响着中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甚至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

为了我国现代初等教育的更好发展就很有必要探讨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经验和教训。

这其中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对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一民国刚刚推翻封建制度，国家百废待兴。

当时先进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求使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方法，乡村运动即是有识之士寻求发展其中的一条道路，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新国民、新教育，必须废除封建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教育思想，“因此当时兴起的“废庙兴学”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对推进乡村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1] 。

当时的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积极探索乡村教育道路，努力提高乡村教育的办学质量以及实行乡村教育的理论实际。

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支持也有利于当时乡村教育的发展，对乡村教育的发展规划以及对乡村教育提出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国家的提倡在乡村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末民初，伴随着中国文化及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中国乡村社会曾兴起一股“废庙兴学”之风。

其最初只是一种有知之士个人在民间的自发行为；清末新政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广泛推行；最为重要的是“癸卯学制”的颁行，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学制。

对当时之中国之教育影响深远，打破了原来的八股取仕、一切为八股考试服务延续了千年的教育制度。

使得学制后的教育有一个宽松的教育的社会环境，同时也为众多乡村孩子得以进入接近现代类得学校学习，接触到除四书五经之外的西洋知识。

这也解放了乡村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视野，使他们更能投入到乡村教育改革的建设事业中的洪流之中去。

民国得以在此基础上对乡村教育的深入发展作出重大的调整，使得乡村教育从纵深发展。

民国初期乡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有识之士的积极的探索。

他们不断的检验自己的理论不断去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

其中最具代表者的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也是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主要提倡者和实践者，是现代中国最早注意农民问题的教育家之一。

早在民国时期他不仅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看到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种种弊端，而且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种种出路。

他主张发展“生利”的乡村教育，要建设中国乡村的活教育。

[2]他主张“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

他要黄山陈林，叫瘠地长五谷。

他要农民自立、自治、自卫。

他要叫乡村变成西天乐园，村民都变成快乐的活神仙。

”[3]他要乡村的人民实现自立、自卫、自强，一个健康的、文明的乡村人。

不但有强健的体魄更要有现代文化知识的现代人。

（把他们的实践活动简要阐述）梁漱溟主张的是贫民教育实验，他认为中国的积弱积贫的局面在于国民的愚笨，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

梁漱溟的“乡农教育”思想是他乡村建设的集中体现，他提出改造社会主要还是从乡村着手，主张“乡治”。

在河南村治学院停办之后，他转往山东在邹平县办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及菏泽两县为实验县，研究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案，设立研究部和训练部，以培养乡村建设运动的干部。

他认为“乡村工作者在探求方法时，只有归之于教育；教育者在寻找方向目标时，也只有归之于乡村建设。

”[4]因此他把教育看成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基础部分，把乡村运动向纵深发展的路径和方法就是搞好乡村教育。

晏阳初也是民国乡村教育的积极推行者，在晏阳初经过对乡村的调查取证后认为乡村愚、贫、弱、私在于乡村教育的落后，受封建思想毒害甚深。

拯救国民应该从乡村人民抓起。

因此他提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教育，即培养知识力量来攻愚（文艺教育）；培养生产力，来攻穷（生计教育）；培养健康力来攻弱（卫生教育）；培养团结力量来攻私（公民教育）。

要运用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3种教育方式。

学校式即平民学校，被作为四大教育活动的中枢。

[5]晏阳初提出的三种教育在于通过系列的培育和引导，经过连锁式的进行教育，依靠教育、识字等方式提高农民的知识文化素养，从而解决乡村的四大顽症。

使乡村中的人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塑造社会的新型人才。

（实践活动呢？）民国时期还有许多的有识之士对乡村教育都提出过自己的主张和见解。

如胡适认为应“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地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由此，他后来逐渐提出了人才救国的理论，认为中国政治之所以没有出路，在于领袖人才缺乏，而要培养领袖人才，就必须依靠教育，“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6]还有鲁迅、黄炎培等都提出过自己乡村教育的主张，他们站在了时代前沿，同时也为当时的中国乡村建设大声呼喊。

并极其努力的去实践和检验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

在他们的努力下提出的这些对乡村建设的理论还是对农村的建设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大背景下限制了他们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乡村难以实现。

也难以使自身的理论能真正的运用于现实生活中。

当时民间个人对乡村教育的探索和社会实践是和国家对乡村建设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国初期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国家需要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以期达到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

国家不但对上层建筑进行了积极探索，同时也对乡村教育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探索。

二中华民国颁布宪法，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

”《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

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国家积极投入大批人力物力进入乡村教育事情业中。

其中教育经费中《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

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国家对教育投入的教育总金额占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足以说明教育对国民政府的重视。

地方的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

这些经费的投入大大加快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对乡村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里的民国宪法指的是哪部宪法，概论要准确。

还有，《教育宪法》何时颁布，由哪届政府颁布，落实的情况怎样？要有论据，否则难以说明问题。

）三乡村教育发展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土壤中发展起来的。

内有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影响，外有帝国主义的强权干涉，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推翻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教育的重要性就会受其制约。

这决定了民国乡村教育道路的曲折性。

在刚推翻的封建制度的中华民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虽然在国家预算中经济在国家、省、市、县的比例很高，但乡村教育的经费还是捉襟见肘。

对民国乡村教育的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员的收入是极其微薄的,与城市教员相比有较大悬殊,甚至不及城市工人之平均工资和乡村私塾先生的实际收入。

可以说,清末民初乡村小学教员待遇之菲薄,乡村新式教育事业之举步唯艰,是历届政府普遍漠视乡村教育的必然结果。

” [7] 其次，乡村教育的探索道路是极其曲折的，这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困境，乡村教育的困境大致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新式教育是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的产物，是与工商业生产和生活相适应的，不仅其教学内容与中国乡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差距很大，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学节奏等方面，也与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中国乡村社会格格不入。

正如舒新城所言：“我国现行之教育制度与方法，完全是工商业社会生活的产物。

在国内的生产制度，仍以小农为本位，社会生产制度未变，即欲绝尘而奔，完全采用工商业社会之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自系应有的结果。

”[8]这些固有的中国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使乡村文化建设运动步履维艰。

这不得不说都市的教育和乡村文化教育有其极大的不，。

？再次，在教学的实践中还存有诸多的问题，新式教育内容与模式与乡村实际不符。

“现在的农村小学课程，太觉深泛，不切实际生活，应教的不教，不要教的反而去死教。

”[9] ，在乡村教育的实践中可能会脱离当时的乡村实际。

以教师在都是中的所学所得而去教学生。

这就脱离了乡村社会生活。

从教学效果看，新式乡村教育与乡村需求相背离。

许多农村小学毕业生，差不多成为一些专消费不生产的下等游民。

既瞧不起农民，又不能写出一篇较清晰的文字，甚至连写春联、文契、便条俱不动手。

”[10] 这就使得教师的教学效果难以融入乡村教育的建设中去。

乡村小学教师的都市化特征使其难以融入乡村。

世纪初中国所建立的金字塔式的教育系统，将大学建立在省会，中等以上的学校建立在城市和县城，高等小学建在县城和城镇。

学生在接受了完全小学教育后，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方便，接触了新思想，再也不愿回到农村去，“中国教育，整个模仿日美。

然日本以工商立国，教育之设施，多趋重都市，而中国教育之设施，因交通便利，最初模仿者，当然为通商大埠之都市。

而农村教育，直接抄袭中国的都市，间接也舶来自外国，故农村教师，简直与都市同，而无什么区别”[11]在民国乡村教育的建设中可能会存在纵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在中国的乡村教育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我们开展农村的现代化教育有极其宝贵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