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已逐渐成为全球性共识，2009年末闭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更是把低碳经济的发展推向了高潮，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很可能是低碳经济的竞争。“低碳经济”的概念是2003年英国在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来的，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关注碳排放就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低碳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低碳经济的概念与内涵、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碳排放交易机制、碳减排机制与方法的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及策略等问题展开。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及相关概念阐释当前，作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前沿经济理念，低碳经济并没有约定俗成的严格定义。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1]的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就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低碳经济的概念给予了不同的表述。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经济形态，核心是低温室气体排放（LowGreenhouseGasEmissionEconomy），或低化石能源的经济（LowFossilFuelEconomy），认为低碳经济是能够满足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2]国内普遍采用的低碳经济概念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新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演变”。[3]
此外，“碳锁定”、“碳足迹”、“碳中和”、“碳源”、“碳汇”、“碳交易”、“碳税”等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新概念、新术语也相伴而生，这些概念与术语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低碳经济的内涵与特征。所谓碳生产力，通俗的讲，就是每排放一定量的碳，所能够生产出的GDP或产品的实物量。在全球都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境况下，必需要实现碳生产力价值的最大化。低碳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提高碳生产力的过程。“碳锁定”[4]
（CarbonLock-in）是由西班牙学者格利高里·乌恩鲁（GregoryC.Unruh）最早提出和使用的，是指
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化石能源系统高度依赖的技术盛行于世，政治、经济、社会与其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Techno-InstitutionalComplex，TIC），并不断为这种技术寻找正当性，并为其广泛商业化应用铺设道路，结果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系统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阻碍替代技术（零碳或低碳技术）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解除“碳锁定”。
低碳经济国内外研究进展曹海霞1，3，张复明2
（1.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西太原030006；2.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1；3.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近年来，低碳经济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文章在对重要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低碳经济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机制以及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研究的总体状况进行简要评述，以期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研究进展【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768（2010）03-0001-06
【收稿日期】2009-10-20【作者简介】曹海霞（1973-），女，山西灵石人，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能源经济；张复明（1963-），男，山西介休人，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资源型经济。
本刊特稿《生产力研究》No.3.2010
譹碳足迹（carbonfootprint）标示一个人或者团体的“碳耗用量”。“碳”，就是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构成的自然资源。2007年12月，联合国开发署（UNDP）发布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对于“碳足迹”作了如下评论：一个国家的碳足迹可以通过存量和流量进行衡量。国家碳足迹的深浅同过去和现在的能耗方式密切相关。尽管发展中国家总的碳足迹在加深，但发达国家更应承担排放的历史责任。碳中和（CarbonNeutral），是指计算出个人或者团体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投资建设节能环保新设施等方式把这些排放量抵消掉，以此达到环保目的。该词是1997年由英国伦敦的未来森林公司（Fu-tureForests）最早提出，倡导通过节能环保、植树绿化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碳税是根据化石燃料的碳含量征收的国内货物税，因而仅限于含碳燃料。[5]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一直主张征收碳税，因为同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碳税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减排目标，还可为探索清洁技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但在实践中，只有少数欧洲国家按照能源产品中的碳含量征收碳税。碳交易是京都议定书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排减，以国际公法作为依据的温室气体排减量交易。在六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计算单位，所以
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CarbonMarket）。碳交易可以分成两大类：配额型交易（Allowance-basedtransactions）：指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项目型交易（Project-basedtransactions），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碳汇与碳源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将碳汇定义为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将碳源定义为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源量和碳汇量是指在这个过程中的碳量。所以，低碳经济也被称为碳汇经济，是指由碳源碳汇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所形成的对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影响的经济，即碳资源的节约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提高。上述概念都部分地把握到了低碳经济的特征，即“低碳排放”，事实上，对低碳的理解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小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第二种情形是零排放；第三种情形是绝对排放量的减少。实现以上三种情形低碳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经济正增长（GDP增长率大于零）。对于英国等发达国家来说，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绝对的低碳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目标应该是相对的低碳发展。中国学者潘家华指出，低碳经济，重点在低碳，目的在发展，是要寻求全球水平、长时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6]
二、经济发展、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全球气候系统的变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追溯其原因，科学界以及各国政府已基本达成一致，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不断增多，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正是这种科学界的共识导致了国际上政治层面的重大决策，即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低碳经济正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产生的新概念，并被视作解决气候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关于气候变化成因以及认识人类活动影响的研究中，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起了关键作用。从1990年至今，IPCC通过四次评估报告不断加深人类活动引起近百年气候变化的认识。[7]IPCC的第三次评估报告（2001年）指出，过去50年观测到的大部分增暖“可能”归因于人类活动（66％以上可能性）；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也显示，人类活动“很可能”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90％以上可能性），尤其是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长生命周期的CO2排放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诸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洪水、干旱、生态系统破坏、粮食减产等等，并强调到2050年必须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内，才可能避免发生极端气候变化后果。2006年，[8]《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就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如果当前以1%的GDP投入来应对气候变化，就可以避免未来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5%~20%的GDP损失。在环境经济领域内，衡量环境变量与经济变量最常见的方法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9]20世纪90年
代以后，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rossman）等（1991）等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概念，认为环境质量同经济增长一样也是呈倒“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近十几年来，围绕碳排放与经
譺济增长、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中以支持CO2排放EKC曲线存在的有效证据较多。如Rich-mond（2006）提出对于OCED国家而言，存在一定的证据表明EKC关系的存在，而对于非OCED国家而言则不存在EKC关系。[10]随后，Huang（2008）对21个经济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GDP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有七个国家出现了EKC。[11]Lantz和Feng采用模型对加拿大1970年~2000年人均GDP、人口、技术和CO2排放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与CO2排放不相关，人口与CO2排放成倒U型关系，而技术与CO2排放成U型关系。[12]FanYing等利用STIRPAT模型对1975年~2000年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的人口、经济和技术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因素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碳排放的影响是不同的。[1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绩效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消耗、碳排放增加等问题，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围绕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问题，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徐国泉等通过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显示经济发展对拉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成指数增长，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对抑制中国人均碳排放的贡献率都呈倒U型曲线关系。[14]宋涛等对我国1960年~2000年人均CO2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呈现倒“U”型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关系。[15]邹秀萍等利用1995年~2005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各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显示各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倒U型曲线趋势，而与能源消耗强度呈U型曲线关系，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呈N型曲线关系。[16]
三、碳排放交易机制研究碳交易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基于科斯理论的排污权交易有助于消除环境“公共物品”外部性特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排污权交易项目就是基于《京都议定书》跨国间的碳排放交易，在低碳时代，排污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理应得到合理配置。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交易，那么各国的初始排放权分配实际上就是国家温室气体财产权结构的确定，其公平性将直接影响到各国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因此，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研究集中在对初始排放权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方面。目前，国外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的分配原则主要有三种原则：第一种是按人口分配。该原则体现了人人享有同等环境与发展权利这样一个原理；第二种原则是按历史责任分配，这意味着在过去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国家应该承担主要削减责任；第三种是“继承祖父式”原则，即维持现状把排放权分配给现有的排放者。该原则实际上是“谁排放多谁得利益大”这样的一种不公平的分配。围绕这些原则的争论，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减排温室气体经济利益的冲突和调和。一些专家，如Grubb和Sebenius（1992）提出了基于上述原则的“混合”分配原则，即部分按人口分配。[17]Smith，Swisher和Ahuja（1993）认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