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论刊·2009年第7期文化长廊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原罪意识江桂杏（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茂名 525000）【摘要】张爱玲的小说是通过对男性立体意识的颠覆，女性不自觉地对抗来彰显其女性主体意识，但女性的原罪意识也显现其中，压迫着女性自身。
【关键词】颠覆；对抗；主体意识；原罪意识五四以来表现女性的作品中，男性主体意识对女性的压迫成为现代作家们创作主题之一，现代作家纷纷从父权夫权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女性对父权夫权的反抗这一视角来塑造现代女性形象。
与“压迫——被压迫”、“压迫——反抗”的简单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不同的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主题意识借助于对男性/父亲形象的描写、女性不自觉的对抗来显示出来的。
她摒弃了把女性作为男权社会中僵化的形象的模式化的写法，更多地是从女性的原罪意识来揭示女性的自身。
本文将从分析张爱玲笔下对男性人物的书写模式和女性压抑下的反抗，来挖掘女性反抗背后的女性的原罪意识。
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里这样写到：“极端变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这么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
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广大的负荷者。
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 ，但究竟是认真的。
”由此可见，张爱玲并不纯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笔下的女性并不是反抗封建男权的女英雄，所谓的对抗并不具有自觉意义上对男权社会的颠覆意识，而更多的是以男权社会时的正常秩序。
张爱玲把笔触伸进女性的意识深处，揭示出中国广大妇女甘心依附男权的原罪意识。
第一类：缄默无助的女性群体。
这一类如禄兴娘子（《牛》）、娄太太（《鸿孪禧》）、芝寿与长安（《金锁记》）、川嫦与郑夫人（《花调》）、小艾与席五太太（《小艾》）全少奶奶与潆珠（《创世纪》）、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等》中的各位太太。
禄兴娘子是一个唯唯诺诺、温顺懦弱的女性，当她最后的财产——两只瘦弱的小鸡被丈夫送人借牛时，她无力阻止，也无法阻止，她“用那种惊惶和恳求的眼色看着他……把蓝布围裙蒙着脸哭起来”。
又如小艾一生命运悲惨，做女佣时受尽主人的欺负，被景潘侮辱，事情败露后遭到忆妃毒打而导致小产，还落下了病根。
但小艾只能是默默忍受，直到最后嫁给老实的冯金槐，只不过是成了安分守己的妇道人家。
在这类女性身上，以男性为主体的男性本体论，以内化为一种女性日常人伦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溶解在女性习以为常的行为中，成为一种自觉依附男性的原罪意识。
她们是“绣在屏风上的鸟——郁悒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去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了也还死在屏风上”。
这是这类女性的共同特征。
聂传庆的母亲二十年前爱着言子夜，但她拒绝了与他远走高飞，而听从了媒妁之言嫁给了她不爱的聂介臣，自觉地做了屏风上的鸟，青年的孟烟鹂也是如此，“她爱他，就因为在许多人中指定了这个男人是她的”。
三从四德的压迫使得她没有选择的权利。
空洞的内心世界里，没有自我的意愿与选择。
这些都是女性原罪意识的有力凭证。
第二类：变态疯狂的女性。
如《心经》中许小寒、《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愫细和她的母亲等人变态心理让读者心惊，以《金锁记》的曹七巧、《连环套》的霓喜以她们竭斯底里的疯狂震慑着读者。
许小寒爱上了自己的父亲，以至于周围最出色的男同学都加以拒斥，她还仇视母亲，时常讽刺母亲几句。
她从小就表现出了对父亲的依恋，对父亲的爱跨越了伦理常规的父女情谊，用弗洛伊德的分析来看是恋父情节致使的结果，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为这是女性从属于男性社会的意识。
《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愫细，在她与罗杰·安白登的新婚之夜中逃离婚床，四下寻求保护。
一夜指间，罗杰成了“道貌岸然”掩盖着“变态心理”的“色情狂”、“神经病患者”。
殊不知，新娘子竟纯洁得没有受过一点儿性爱的教育，而愫细的母亲蜜秋儿太太和她的姐姐靡丽生总认为男人待女人的态度连禽兽都不如。
她们这种在男权社会压抑下的爱情必须是“纯洁”的意识，同样也深深地扎根于其他的女性身上。
正如罗杰被看成“色情狂”时，她们的反应被描写成：“女秘书、女打字员、女学生，教职员的太太们，一个个睁着牛一般愚笨而温柔的大眼睛望着他，把脸吓得一红一白，怕他的不健康的下意识突然发作，使他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来。
”正是这些人的反应，把罗杰逼上了自杀的绝路。
愫细还有其他女性成了杀害罗杰的刽子手。
表面上看来，这里女性主体意识取得了胜利，而实际上是隐藏在女性深沉意识里性欲受到男权意识压抑的心理在作怪，体现了这些变态心理的女性的可悲。
而曹七巧，张爱玲赋予了她双重身份的女性家长。
作为女性，她具有那个时代与生俱来的原罪意识，男性主体意识已经内化为她的心理结构，同时，作为家长，她又被赋予了男性话语体系的代言人。
于是，双重身份决定了“她对男性主体意识作着绝望的对抗，又主动与之同谋”。
曹七巧正是男权意识的同谋者，扼杀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曹七巧经历了受虐和施虐的心路历程，完成了她人性的沉沦。
她渴望得到三少爷姜季泽那样健康男人的爱，然而在男权社会里，这种要求是无法实现的，伦理道德使得她不得不压抑导致了她的性变态心理。
如弗洛伊德所说，原欲就像一道主流受到阻碍的溪流，她只好溢向一边干涸的道旁，直接导致性错乱心理和性变态的行为。
如果说开始她只用敦促姜家小姐结婚，调笑三奶奶兰仙等性位移方式变态地满足自己的内心欲望，那么在她一旦获得家长权力之后，她的性变态心理便不可遏制地与她的报复欲结合起来。
长期的奴化教育使得她不自觉地用男权意识武装自己，将报复的矛头直指向地位更为卑微的女性。
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窑子。
她要儿子整夜替她装鸦片烟，探听儿子与媳妇之间的隐私，肆意宣扬嘲讽媳妇的隐私；像当年自己遭受摧残一样摧残着芝寿，致使芝寿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
被扶正做长白继室的娟姑娘也不堪折磨上吊了。
她还肆意践踏女儿的幸福。
她得不到两性间的幸福，也不容许别人得到。
她教导女儿长安，男人是碰不得的，以期浇灭长安人性中仅存的爱的欲望。
当长安与童世舫谈起恋爱时，她大骂女儿，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她在长白宴请童世舫的席间演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长白道：‘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
’七巧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
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
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
’……”一番话，扼杀了长安与童世舫之间的爱情。
姜公馆最后一点人性的光辉被 曹七巧疯狂地扑灭。
“长白不敢再娶妻，只在妓院走走。
长安更是早断了结婚的念头”。
曹七巧在男权的中心，疯狂地扼杀同为女人的她们。
第三类：敢于追求婚恋自由的女性。
曲曲（《琉璃瓦》）、密斯范（《五四遗事》）、白流苏（《倾城之恋》）都属这一类。
曲曲被父亲姚先生推荐到某大机关做女秘书，父亲指望她嫁要人，自己日后升迁也好有个靠头，然而她却看中了三等书记王俊业。
但曲曲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带有玩笑性质。
密斯范经过十一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与心仪以久的罗先生喜结良缘，然而密斯范婚后却变得庸俗，一任丈夫接回原来的两位太太，在男权主义之下，她不得不妥协了。
《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有着西方现代文明的熏染，受过教育，但她身上却有着传统的文化心理积淀。
为满足虚荣心，她把橱柜里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试穿，她也因此一步步走进姑妈所设计的圈套里 ，为姑妈找年轻的男子。
她想找个有钱的，又合意的丈夫。
然而她却看上了靠女人吃饭的乔琪，乔琪的甜言蜜语，他的亲吻，让葛微龙感到乔琪是爱她的，“她有着新的安全、新的力量、新的自由”。
为了能与乔琪结婚，她听从姑妈的指拨帮衬，认真的练习与富人打交道做交际。
葛微龙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姑妈手中的一颗棋子，乔琪的造钱机器。
她仍是一个为婚姻而活的人。
于青在《论传奇》中指出，张爱玲笔下无论什么样的女性“骨子里，却都惊人地一致拥有一颗女奴的心态”。
“无论新派、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中挣扎”。
作为女人，她们一辈子讲的都是男人，无论是念着、怨着，都是她们永恒不变的话题。
婚姻是女性奋斗的终极目标。
“在许多阶层中，女人除了婚姻以外，并没有可以开展的空间”。
有了婚姻便有了依靠，所以张爱玲小说中多的是以依靠男人为专业的女结婚员。
婚姻的意义在女性只不过是换取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一张长期的饭票和一个取得社会认可的通行证而已。
女性谈恋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这正是传统意识中女性的依赖意识的辐射和反映。
有所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有的女性有女奴的地位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成了花瓶。
《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由一个纯洁向上的女学生变成了一个“造钱”的交际花，无非是为了满足虚荣。
因此，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这般为男人哭泣着，千变万化”，她们都生活在女性原罪意识的阴影里。
“在她（张爱玲）的女性叙述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和其从属性一样都和男性人物有着密切的连锁互动关系”。
因此，在探讨女性主体意识的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张爱玲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的压抑、焦虑、竭斯底里的反抗等心理来揭示。
张爱玲的小说同时具有承载女性压抑和颠覆父权的女性书写，为我们提供了更广大的研究空间，对挖掘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深层意识里隐现的原罪意识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张爱玲从女性自身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挖掘并批判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为建构全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作了巨大贡献，为我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添上了重要的一笔。
正如张爱玲的《私语》所说：“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
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
”参考文献：[1]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美]乔纳森·卡勒,陆扬译:论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贺国光:独自圆满的不可能[J].中州学刊,2004,(1).[5]张岩冰:女奴主义文论[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责编、校对/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