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摘要：文章将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人口年龄结构指标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用反事实分析方法预判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及少儿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如果我国在2000年放开生育政策，短期内（15年以内），少儿人口数量年均增长率由-2.24%上升至0.62%，2015年总人口数量由13.42亿上升至14.92亿，老年人口年平均占比降低0.52个百分点，全面二孩政策通过对老龄化程度的改善使人均GDP增长率年均提高约0.2045个百分点；虽然短期内全面二孩政策通过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少儿扶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但是在长期内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
关键词：全面二孩；经济增长；系统GMM；反事实分析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模式。面临生育率过低、劳动力供给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人口危机，我国于2013年调整生育政策，结束了“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于2016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二胎。开放全面二孩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我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保持一致，并弥补我国当前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宽松的生育政策将带来人口年龄结构调整的问题上，学者们观点一致。而在生育政策的放开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并且延续中国的人口红利等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则视角各异[1]。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前，相关的研究结论主要集中在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拟用实证分析方法验证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周期及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重点定量分析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包含人口年龄结构指标的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及实证
1.1理论分析
本文参考胡鞍钢等（2012）[2]研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建立的理论模型：利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CD生产函数，基于索洛增长理论的观点，首先从理论上分析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等人口年龄结构指标对人均GDP的影响；其次收集2000—2014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以此验证人口年龄结构指标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引入人力资本的CD生产函数为：其中，Y表示总产出，A代表技术水平，L表示劳动投入，E表示蕴含在劳动力人口身上的人力资本存量，K代表物质资本存量。在本文生产函数（1）中，假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亦即α+β=1。本文考察的人口年龄结构指标包括老龄化程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少儿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衡量老龄化程度用a表示；h代表少儿人口比重，即0~14岁人口比例，则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1-a-h，假设N表示总人口，劳动力人口总数则为(1-a-h)N。用p表示劳动参与率，为劳动力人口中真正投入到生产活动中的比例，也就是就业人口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因为存在失业等问题，所以p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数。因此生产函数表示为：由式（3）可知，人口老龄化和少儿人口比重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为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为正。根据索洛模型：其中，s代表总产出中用于实物积累的比例，ρ代表折旧率。得出经济达到稳态时：由式（7）可得:技术水平A、劳动参与率p和储蓄率s对人均产出具有正向作用；当技术进步率和资本折旧率保持不变时，人口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具有负面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1-a-h对人均产出具有正向作用，说明老年人口比重a以及少儿人口比重h对人均产出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1.2模型设定和实证数据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式（7）建立实证模型，模型设定如下:在式（8）中，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人均GDP增长率为5年期人均GDP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在解释变量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rjgdp表示人均GDP；Dit为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主要由四个年龄段的占比变量表示：第一个变量是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以下简称老年人口比重，用lnb表示，第二个变量为15~64岁人口比例，以下简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用ldb表示，另外两个变量为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例关系及0~14岁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例关系，以下简称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用oldfyb和youngfyb表示，除了2000年与2010年为我国人口普查结果外，其他年份均为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人力资本E使用31个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根据各省份6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量，以及各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可以计算得到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s为总储蓄水平，主要通过国民总收入减去总消费之后的余值来代替；n为人口增长率；综合以往的文献，资本折旧率ρ取值处于5%~17%，本文中折旧率取值5%；p使用各省份就业人口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衡量。μit和εit是代表省际之间的虚变量和误差项。本文依据除香港、澳门和台湾之外的中国大陆31个省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期为2000—2014年，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以此验证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所有数据来自于199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经整理计算后得到。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1.3实证结果及分析 由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一期值，为解决滞后一期人均GDP的一次差分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参考胡鞍钢（2012）[2]、李文星等（2008）[3]的处理方法，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对参数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见表2。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在不考虑人口老龄化的模型二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在考虑人口老龄化的模型一和模型三中，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模型一说明，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结果与理论推导的结论一致。模型三说明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增长，加剧老龄化的程度，增加社会抚养负担，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将少儿抚养比加入到模型中，模型四的结果显示，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增加都会增加社会抚养负担，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四个模型中，人力资本、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变量的系数为正，表明人力资本、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率与折旧率变量的系数为负，表示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与折旧率的降低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2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人均GDP增长率尤其受到人口老龄化程度、人口抚养比等人口年龄结构指标的影响。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避免人口年龄结构不合理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于2016年1月1日起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学者们一致认为，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带来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但是在全面二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本文着重定量分析全面二孩生育政策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进一步实证检验其作用程度。本文借鉴郑伟等（2014）[4]反事实分析的思路，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经济影响进行预测。具体思路为：将实证模型（8）中2000—2014年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和趋势替换为2015—2029年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和趋势；同时假设其他影响因素不变，包括储蓄率、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参与率和折旧率，判断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影响。采用联合国人口司《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5Revision》对中国2015—2100年的人口预测结果，预测结果分为低生育率方案、中生育率方案和高生育率方案三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2010—2015年约为1.55，中生育率方案下，生育率下降到1.55后缓慢回升到2095—2100年1.81；低生育率方案假设生育率会继续下降到2025—2030年的1.16，然后逐步回升到2095—2100年的1.31；高生育率方案假设未来85年我国的生育率会逐步上升到2.31。由于联合国的预测结果以5年为跨度，而本文的预测时间跨度为1年，为使结果更加有效，本文假设联合国预测的方案中生育率的变化为均匀变化，在三种方案下，2015—2029年人口总和生育率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见表3。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不同的结果见表4。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2015—2029年，低生育率方案中，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处于下降趋势，下降约2.86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约2.68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约为5.54个百分点；中生育率方案中，少儿人口比重处于下降趋势，下降约2.12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约4.92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约为7.05个百分点；高生育率方案中，少儿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上升约0.46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约6.99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约为6.53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三种方案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2.68%，-4.92%，-6.99%），老年人口的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5.54%，7.05%，6.53%）。目前学术界对于政策实施后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成果中仅2014年湖北省调查一项，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家庭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仅在庄亚儿等（2013）[5]和张晓青等（2016）[6]少数学者研究中见到。本文选取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联合国人口司对中国总和生育率预测的高生育率方案进行反事实分析。根据高生育率方案，将实证模型中2000—2014年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和趋势替换为2015—2029年的高生育方案中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和趋势，同时假设其他影响因素不变，包括储蓄率、人力资本存量和折旧率等其他因素。在假设我国在2000年放开生育政策的条件下，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进行反事实分析：
（1）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影响带来的影响；
（2）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在2000—2014年人口变动趋势替换为2015—2029年人口变动趋势过程中，由于在放开生育政策的15年中，人口年龄结构中的新增人口中仅有少儿新增人口数量会发生变化，老年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变动趋势并不会发生改变，与不放开生育政策的变动趋势一致，因此，仅替换2000—2014年少儿人口变化趋势。2000—2014年，少儿人口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2.24%，根据联合国人口司高生育率方案预测，2015—2029年少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0.62%，将2000—2014年的少儿人口结构根据2015—2029年年平均增长率调整为0.62%后，各年龄结构人口数量如表5所示。
（1）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影响带来的影响表5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6.79%上升至2014年的9.22%，年平均占比为7.74%，较未放开生育政策情形下65岁及以上人口年平均占比下降0.52个百分点。反事实分析的结果说明，如果我国在2000年放开生育政策，在之后的15年中，虽然不会改变老年人口的数量和发展趋势，但是可以通过提高少儿人口数量进而提高总人口数量，间接降低了老龄化的程度加深的速度。以上结论是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