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讲：现代性进程的历史矛盾
在反思批判了现代性的理念矛盾之后，需要更进一步考察现代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历史境况。现代性与现代化是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统一体：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与精神原则，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历史展开与实践模式。正是由于二者的内在关联，从理念上反思现代性就自然离不开对现代化实践模式的历史批判。惟有深入揭示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矛盾，才能完整、全面、具体地把握现代性的命运。
通过对上述现代性历史、理论演变的清理和内在理念困境的揭示，从中我们发现现代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以下五对主要矛盾：
第一节 启蒙理性精神与资本主义现实的矛盾
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理性精神是现代性的时代理想，它是资产阶级上升时代所洋溢着的一种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信念，即把追求人类理性的进步与人类自由的进步等同起来，企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然而，这种启蒙的理想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却出现了逆反。于是思想家开始追问：以崇尚理性至上的启蒙精神，在理性已充分展开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没有达到原初的目的以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走向其反面，使人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霍克海默语）？那么这种启蒙的理性精神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出现了异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普遍理性与实证理性的对立
启蒙精神最初崇尚的是一种广泛的普遍理性，理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生的意义和认识世界提供一种手段。理性不仅要对事实进行客观的研究，同时还要从主体的角度赋予事物以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普遍的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这种普遍的理性是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确立的，它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一种抽象，包含着对自然科学的赞赏与肯定，以这种方式表现出的理性就是实证理性；另一方面，普遍的理性超越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包含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进步等形而上的含义，价值理性的发展将为人生赋予意义。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启蒙精神的实证理性层面得到了扩张，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政治经济的合理化，的确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行了必要的铺垫，但是启蒙精神的普遍理性层面却遭受到了压抑，自由、平等、博爱等社会理想并未能兑现，人的价值和意义却出现了失落。
这样，启蒙的理性本身就被实证化和片面化了，成为一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所倡导的狭隘的理性主义，由此理性的普遍性也丧失了，这是导致西方理性危机与启蒙精神逆转的根源之一。
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实证理性自有其合理边界，一旦将其无限度地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把实证精神等同于理性本身，完全消解了理性中所具有的批判的和形而上的维度，这就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只能认同，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超越。在实证主义理性的视野中，世界只是一个只见事实的物理世界，只能通过经验的原则加以证实，试图以此来涵盖与解释人类世界的全部与人本身，把人生的意义、价值、理想、信仰等认为是超验的东西加以拒斥，这就扼杀了人类世界和人性本身的丰富性，人自身的完整性也丧失了，必然带来“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启蒙精神所梦寐以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结果带来的却是人的片面化与异化。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
所谓工具合理性行动，指在现代人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所谓价值合理性行动是根据主观价值的设定，不顾后果如何和条件怎样都值得完成的行动，也就是说，行动本身要符合价值判断，行动者受到激情、理想和信仰的驱动；而在工具合理性行动中，与价值合理性恰好相反，着重考虑的是不择手段地达到目标，至于这种目标的实现能否满足人的终极追求，则并不看重。从马克斯·韦伯的分析中，真正的合理性应该是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应该以价值合理性为规范，以工具合理性为策略，将信念与责任结合起来，有这两种精神气质的人就是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只有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真正具有合理性的社会。
然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仅仅实现了工具理性层面的合理化。资产阶级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把一切变成了赢利的工具，把社会关系变成了实现自身目的的设置，这种把社会的一切全盘工具理性化的后果却使现代性丧失了其原有的价值理想。马克斯·韦伯指出，过去以“上帝的召唤”为“天职”的清教徒，在工具理性的操纵下，已经变成了“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感情的享乐者”，世界也变成了“机器所操控的世界”，现代社会也成了束缚人性自由的“铁牢笼”。正是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出现的裂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现代性在资本主义合理化框架中无法回避的命运。
三、绝对理性与批判理性的矛盾
启蒙理性本来具有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精神与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意识，它内在地包含着肯定与否定两个层面，既体现为一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又体现为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然而，作为古典哲学终结意义的黑格尔哲学最终走向了“理性统治世界”的绝对精神。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启蒙理性蜕变为一种绝对的理性，丧失了其批判的维度，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认同，并为其提供合法性辩护，特别是由于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启蒙理性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现实丧失了批判性和否定性，失去了自我反思能力。把现存的社会制度当作永恒的现实，无条件地接受下来，使原来与自由相联的启蒙理性蜕化为肯定和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这种启蒙理性与大众文化和科学技术一起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信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启蒙精神转化为一种操纵意识，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使人无法对社会现实发出抗议，使思想本身成为一种统治策略和工具，主义与话语成为真理和权力，为了捍卫权力，极易走向极权主义。
第二节 西方化一元模式与多元化选择的矛盾
参：第七讲 西方化模式与多元化模式的矛盾
第三节 民族—国家传统与现代化革新的矛盾
问题在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是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并不是截然二元对立的。它们之间既有矛盾冲突的方面，也有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传承关系，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如何使自身的传统与现代的革新既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又促成传统的新生。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深刻地指出：“传统与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1按照当代解释学的观点，传统与现代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现代是活着的传统，而传统则是已经成为历史的现代，二者像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一样无法割断，传统的活力正在于其现代创新方面，而现代的创新将成为新的传统。按这种观点来观照世界现代化进程，我们发现，民族国家传统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处境往往表现出了以下极端化选择的命运：
激进主义认为传统是通向现代的绊脚石，构成了一种强大的阻力，要现代就不能要传统。按照二元对立的思维，把二者截然分开，理想主义地想象了现代性的光明前景，浪漫主义地批判了传统性，这其实造成了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文化传承的断裂，不利于基于自身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76页。 民族文化传统之上的现代化创新。其结果往往是照搬和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市场化与民主化模式，引进之后无法与传统融合，使现代化处于进退维谷的二难境地，往往贻误或延迟了现代化的进程。任何民族国家必须将传统与现代化联结起来，不能以激进反传统的方式谋求现代化，那样只能造成传统的断裂与现代化的中止。因为现代化的实质是立足于传统的现代转化，只有传统的新生才能实现成功的现代化。
极端保守主义认为传统是自足的，不需要变革和创新的，现代化是邪恶的，值得诅咒的，不主张对传统进行根本的革新。这种立场往往是那些有着悠久传统的古老国度，陶醉于历史的辉煌，无法直面当代的现实，不仅拒斥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且害怕来自内部的变革，把自己置身于一种独立隔绝的状态。带来严重的后果：局限于传统之中，离现代文明愈来愈远；更有甚者把愚昧落后的东西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出现了一种原教旨主义，使其现代性永远徘徊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边缘。例如，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就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以上两种选择虽然立场不同，但它们共同的错误都在于无法辩证地把握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人们常常所谈论的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实际上是在充分尊重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使其现代化有着深厚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尽管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诸多的弊端，但若立足西方自身的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关系方面来说，无疑是比较成功的，这也是西方能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指望在现代化道路上通过革命方式绕过现代生产力所需求的物质基础，一跃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只能导致乌托邦的现代社会；但在现代化道路上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完全重复西方工业化的老路，而不去设法绕过与减轻现代化的痛楚，这也是完全不可取的，那只配永远充当现代化先行者的尾随者。”2因此，那些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应该从西方的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获取启示，既要避免割断历史，又要避免超越历史；既要防止全盘西化倾向，又要防止极端本位立场；既要尊重自己的传统，又要敢于大胆革新传统，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开辟出一条不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又永葆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革新之路。
第四节 全球化普世性与本土化特殊性的矛盾
参：第九讲 全球化与本土化议题
第五节 世俗化功利性与乌托邦超越性的矛盾
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表现为宗教祛魅化和世俗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乌托邦精神遭到极大地消解，引发了世俗化功利性欲求与乌托邦超越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现代人在精神信念的天平上左右摇摆，要么迷恋于世俗化的功利欲望与感性享受之中，要么升上虚幻的乌托邦超验追求的天国。总之，缺少人生意义的充实感、幸福感。
乌托邦精神是立足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不断自我超越的人文理想，现代人在重建人文理想时，由于往往遗忘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根基，忽视了人性合理的世俗欲求，导致出现新的意想不到的悲剧。这种“传统乌托邦精神的思想盲点”，正是由于“瓦解现实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绝对主义的真理意识”、“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以观念和原则出发的哲学方法论”、“‘遗忘人的有限性’的虚幻人性理想”导致。3因此，现代人要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达到世俗化与乌托邦的平衡。
世俗化尽管给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一个物质生活极大丰裕的社会，然而由于未能找到切合人性的真实的乌托邦理想，在这种极度丰裕的现代生活中，个体的精神感受出现了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3 贺来：《现实生活世界——乌托邦精神的真实根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四章。 新的困惑。这种困惑在马尔库塞那里表现为由于现代性的异化导致出现了“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的社会”，丰富的人性与精神需求遭到了空前的压抑，人完全变成了一种功利化的世俗存在。事实上人必须有乌托邦精神的追求，必须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正如奈斯比特所说的在一个高技术的社会中人们需要追求一种高情感与高格调与之平衡。然而，现代性对人的精神家园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是人性的丰富化，还是人性的贫困化？究竟是意义的充实感，还是意义的空虚感？现代社会究竟是人的“伊甸园”，还是“失乐园”？对于个体的精神感受来说，在世俗化与乌托邦之间的确暴露出了以下的矛盾困境：
第一，感性的泛滥。现代性调动了人的感性欲望，未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精神平衡，在精神资源方面出现了新的贫困，导致现代人成了丰裕社会中的纵欲无度者，由此也导致了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的破坏。
第二，功利的抬头。现代性强调个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把人设定为“理性人”的结果导致了“经济人”的出现，人似乎变成了经济的动物和功利的奴仆，成天在“名利场”上竞相角逐，遮蔽了仰望头顶星空的心灵和内心深处的道德良知。
第三，人格的分裂。在现代社会舞台上，个人戴着形形色色的面具在纵情地表演，一切随“场域”和“情境”的不同而进行“理性的选择”，难以有一贯的和理想性的人格。特别是在现代交往社会中更是如此，为了实现所谓自我的价值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顾尊严。在普遍交换的市场社会中，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拿人格做交易，更不要说肉体了„„无数家出卖灵魂的超市又开张了„„现代人变成了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中写到的人格上的“空心人”。4
第四，价值的错位。现代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对于价值的指向则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把价值的主宰——人本身忽视了，而是转向了物的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身一样，现代人把身外的价值凌驾于人本身的价值之上，出现了拜金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拜物教。一句话，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殖民中日益失去了对人生与社会的范导作用，出现了价值的扭曲和异化。
第五，信仰的迷失。传统人有着宗教与伦理信念上的安身立命之本，通过“现代性的酸”消解之后，现代人还没有建立新的精神依归。在这一现代性的大变革过程当中，在精神信仰的领地出现了一种过渡中的空缺：旧的已经失去，新的尚未到来。正如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断言：只有一位上帝能够引渡我们，然而现代人却不知道这位上帝何时出现。
4 艾略特：《荒原》，《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