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一)

有关中西比较和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近年来在中西方学术界都引起热烈讨论，其中主要是对明清经济的再评价。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中西方学术界都引起了讨论。彭慕兰针对黄宗智的反驳，发表长篇回应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除修正若干数据外，重申他的观点(历史研究4)。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述评了200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次讨论会中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国内学者也参加了这一讨论。吴承明认为，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化的转变，至少有两条普遍规律，一条是经济上起于市场扩大，由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另一条是理性化，现代化即理性化，包括思想、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性化。中国在16世纪也有了现代化的萌芽。有清一代生产增长，市场繁荣，18世纪达于高峰。但由于理性主义中断，中国在科技和制度改革上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时英国的经济比江南的小农经济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原则。方行指出经济史学界缺少对服务业的整体研究，论证了服务业在封建经济中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认为服务业所形成的市场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市场。姜锡东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高峰在唐宋元时期，以宋代为最高峰，明清时期虽有发展，但主要是总量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这是整个社会经济陷入停滞的主要标志。李根蟠认为从经济向广度和部分向深度发展看，从经济总量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看，明清可以与战国秦汉和唐宋并列为我国封建经济的高峰之一，但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看，从劳动生产率是否相应提高看，明清的“高峰”逊于前两个高峰。他认为尽管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但传统农业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同时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机遇。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如西欧那样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是其缺陷之一。曾雄生认为明清农业总量确有发展，但劳动生产率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有所下降。刘秋根认为15一18世纪早期银行机构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巨大影响，但相对于西方各国，资金市场发育表现出迟滞的特点。赵凌云认为15世纪的中国不仅止步于工业革命的门槛，还止步于市场经济的门槛，导致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原因是传统经济中市场发育遇到了传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制约(“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笔谈／中国经济史研究1)。魏金玉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在清代前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从更广泛的范围看。当时的生产与交换以家庭劳动为基础，落后于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落后于近现代社会，落后于资本主义(高峰、发展与落后：清代前期封建经济发展的特点与水平／中国经济史研究2)。方行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出发，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经济因素的出现，论证了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并对清代粮食劳动生产率有所降低和农业生产工具缺乏改进等问题作了解释(再论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经济史研究3)。近年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各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提出不要再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太新认为这一问题仍需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是自由雇工的出现，明清时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是受地主制经济的制约(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二三事／中国经济史研究3)。徐晓望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与明清时期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研究1)。刘秋根认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但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文史哲3)江南经济史一直是学术界倍受重视的领域。李伯重多年来致力于“多角度看江南经济史”，并于本年以此为题将他有关江南经济史的论文结集出版(三联书店)。他考察了明清江南教育及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造就了大批能够自主地进行商业化生产的小农场主和小作坊主，这是与西方发展经历非常不同的现象。明清江南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对于日后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也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张海英《明清江南与华北地区的经济交流》认为清代区域经济交流具有共同性特点：一方面，江南手工业品明朝时独树一帜的销售局面被打破，另一方面，得益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已突破了异地经济交流中单纯的互通有无的互补性，两地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经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任放考察《明清湖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认为其发展水平不可高估(湖北大学学报1)。黄志繁认为清代赣南山区人口、土地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的生态和生计现实才是山区商品生产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不能用落后的封建势力的压制来解释(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中国农史3)。叶显恩论述《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肯定李士桢的有关措施，尤其是恤商政策、创立十三行等措施，对海上贸易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和深远(《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林仁川论证清代台湾转型前的社会与大陆闽粤社会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19世纪80年代在国际现代化潮流影响下，台湾社会既不是走向“内地化”，也不是走向“土著化”或“双向化”转型，而是逐步转向现代化社会(论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认为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中国经济史研究3)。财政高寿仙考察了明代京城和通州粮仓的设置、管理、储粮数额，指出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折银数额和冗食人员增多，京通二仓储粮数额大幅下降，只有万历初期一度回升。京通仓米主要用于发放在京卫官军月粮，有时也调拨部分粮米充实边镇军粮，北京粮价腾贵或发生天灾人祸时也常用以平抑粮价或赈济饥民(明代京通二仓述略／中国史研究l)王锐红认为，浙皖丘陵地区从明初至嘉靖年间户既是赋役承纳的主体，也是赋役评定客体．明末到清顺治年间户仍是赋役承纳的主体，赋役评定客体的功能已经减弱，到清康熙年间户的含义发生急剧变动，户的双重身份基本瓦解(从明末清初浙皖丘陵地区“户”的演变看赋役制度之整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高寿仙《明代北京杂役考述》指出，明代北京杂役应役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抑配一些人户承当某种特定的役，并编入特殊的户籍册；另一种是由府州县从人丁事产相应的人户中点差，并按规定的年限审编和更替。明中叶后两种应役方式的区别趋于模糊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邓亦兵认为《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使不同种类的商品，按照不同的计量单位征收关税，是一种进步。但政府规定的税则不能随物价的浮动而及时改变，物价上涨，税率降低，税收总额也随之减少，使税官的薪俸和税关的经费产生不足，各关官员私自增加税量来补充缺额，在原部颁则例之外又产生法外则例，部颁则例成了空架子(中国史研究3)。王德泰论述了《乾隆时期的铸钱成本与钱价增昂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乾隆时铸钱成本长期保持在制钱千文含银一两以下，成本较低；而同一时期商品货币流通市场制钱与纹银的交换却低于一两，钱价与钱值相悖。这是当时商品市场铜价昂贵的曲折反映。另外，王德泰还发表了《乾隆初滇省代京铸铁失败原因浅析》(故宫博物院刊3)。农业葛全胜等认为，过去300年间耕地资源数量呈抛物线式变化，清前期增长趋势明显。至清晚期逐渐稳定，民国时期略有下降，新中国建立初期基本得到恢复，但此后又开始持续减少。其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增长、政府政策调整、战争影响、自然原因和特定作物的引种与种植扩展等(过去300年中国部分省区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自然科学进展8)。万红《试析清初全国耕地数大幅度下降的原因》认为一是由于清初统治者的弊政，致使耕地大面积抛荒；二是统治者实行的垦荒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军事差派和军饷开支，成效并不显著(中国农史1)。徐晓望《论晚明福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指出，明代晚期福建人多田少的矛盾以及发达的海外贸易推动，促使商业性农业兴起，从而使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4)。秦树才考察(绿营兵与清代的云南农业开发》的关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李伯重认为《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体现了今日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这种生态农业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常熟的大经营中，明清之际在嘉湖一带已相当普遍，并为小经营所采纳，对江南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4)。张永江认为，粮食需求是内蒙古发展农业的原动力，清朝就地发展农业的政策是推动清初内蒙古农业发展的主要助力，这一积极政策奠定了清代内蒙古农业大发展的基础(粮食需求与清初内蒙古农业的兴起／清史研究3)。闵宗殿考察《明清时期中国南方稻田多熟种植的发展》及意义，估计南方各省稻田多熟种植的州县占27％以上，多熟种植的增产幅度比单季稻增产25．66％之间，以50％的地区占多数(中国农史3)。何炳棣的重要论文(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重刊于《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李映发考察《清初移民与玉米、甘薯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中国农史2)。陈冬生作《明代运河南北地区农耕生产技术发展述论》，认为它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农业集约经营、精耕细作的显著特点(东岳论从2)。刘正刚指出，牛在清代台湾乡村社会发展中充当了极重要的生产力角色，是清代台湾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试析牛对清代台湾乡村社会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4)。林荣琴分明代前中期、明末至清中期和清代晚期三个阶段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的分布与变迁》及其原因和影响，认为太湖地区的蚕丝业有一个由中心区传统杭嘉湖蚕丝区不断向外扩展的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马雪芹考察《明清时期河南省部分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分布》(史学月刊7)。孙洪升认为，明清时期茶叶生产发展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充足、茶叶生产技术进步、市场作用以及官府的政策。茶园、资本、劳动力和茶叶生产技术等茶叶生产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茶叶生产组织形式(明清时期茶叶生产发展原因探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3，明清茶叶生产配置资源的方式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陶德臣《清代福建茶叶生产述论》论述其兴衰及原因和影响(古今农业4)。尹玲玲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考察《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小同族为中心分析《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纷争及宗族形成》(江海学刊5)。陈瑞《明清徽州林业生产发展兴盛原因探论》认为是风水学说、人口生计、木材商业、生态环境、养护技术措施及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以及徽州地区官府、宗族、会社等基层组织的重视六个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农史4)。罗洪洋、张晓辉认为贵州锦屏人工林业的发展得益于林业契约有效地保护了人工育林者的产权，较好地调整和规范了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民族研究3)。周玉英《从文契看清代福建农村家族经济》认为，清代农村家族经济存在下列一些特点：第一，由遗产均分制造成地权分散；第二，子孙可以典卖遗产中个人受益权，但需尽必要义务；第三，遗产继承中存在的抽长制，是封建宗法残留，而“膳田”、“寡守田”等则是一种社会保障机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张研、孙燕京揭示19世纪中期皖北衰落至贫的深层原因，在单一落后的传统农业经营与深刻变迁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尖锐对立中，在日趋恶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有利于小农家庭生计的因素日益减少，不利于小农家庭生计因素急剧增多(19世纪中期皖北小农家庭之生计／中国农史3)。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认为既促进了寺观大土地的发展，又造成旗地的流失(清史研究1)。赵艳玲、于多珠《清代承德庄田起始探》指出，承德庄田既不同于后金政权在东北地区的庄田，也不同于人关之初在京畿地区圈地占庄所形成的庄田。承德庄田建立之初仅是为了解决清人关圈地造成的社会危机，但起到的作用却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设想，它带动了承德经济的开发、发展，而承德经济的开发、发展为承德避暑山庄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承德民族师专学报3)。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