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合同准据法的客观连接1

日本国東京地方裁判所昭和60年（1985年）７月30日判決Case

Ⅰ案情

马来西亚公民X（原告）系在马来西亚萨拉瓦科州客卿地区拥有住所的华裔政治家兼实业家。本案合同谈判时X是萨拉瓦科州议员，并担任某在野党主席。不仅如此，X还利用在同州林邦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林区所拥有的采伐权从事木材砍伐、木材贸易等经营活动。日本法人Y株式会社（被告，总部设在东京）作为综合商社从事木材的进口、销售及与此相关的合作业务。

X计划通过合作大规模开发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林区。Y会社出于获得长期、稳定的南洋木材的货源的目的对X的上述合作计划产生了兴趣，并于1973年8月24日在香港设立分社，随即Y会社与X 的代理人在香港进行了第一回合的合作项目谈判。会议之后，Y会社以作为X在香港设立的控股公司的伙伴进行出资为总的前提原则与X达成了合作意向，并向Y提交了希望在当年9月末之前对上述印尼林区实施调查等内容的文件。其后，双方在1973年底之前先后在东京和新加坡各举行了2次、总计举行了4次会谈。由于各项费用的缘故，Y会社在1973年11月6日向X的银行账户汇款10万美元。1判例時報1170号95頁、判例タイムズ561号111頁以下参照。

1974年1月，为了协商签订合作开发合同的相关事宜，注册会计师A受X的委派与诉外X的弟弟B一同来到日本。双方在当月14日开始的两周时间内在Y会社的东京总部进行了谈判。谈判的结果，Y会社的负责人与A等人于当月23日，就Y会社对拥有印度尼西亚木材采伐权的X的三家印尼公司的各自的控股公司的三家文莱法人的50%的部分以400万美元作价从X处购入（付款期限为当年4月底）、双方就当年2月底之前签署合作开发合同一事等内容基本达成一致。

自1974年2月21日起至2月27日为止Y会社的代表及Y会社的子公司C会社的代表同往新加坡，与X及A进行了会谈。Y会社一方向X出示了涉及三家文莱公司的股份购入合同的草案及同年1月的相当于合作开发协定的股东间协定草案。经过协商，双方敲定了股份购入合同的最终文本。该文本包含了合同标的物、合同金额、履约期限（1974年4月30日）、履约地点等条款。而合作开发协定则包含了资本金、持股比例、股东大会、董事会、事先承诺事项、印尼法人的经营、被告的技术援助、被告的先买权、账本的查阅权等条款。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就基本原则不再作任何变更达成协议，当天会谈纪要均由全体与会人员确认签字后对上述两种合同各持一式一份回国。根据上述协议，X于当年4月，根据合同规定的己方的费用负担部分为了便于合作开发在新加坡的某一办公楼里租下了一个套间并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

然而，其后，X、Y之间未能取得关于合作开发的进一步进展、

双方始终没有正式签署上述合同与协议，X直到1974年4月30日也未将400万美元的款项汇出。在此期间，双方之间就合作开发将遇到的诸多困难通过电传的方式多有交流。当年5月，Y会社的代表在新加坡与X举行了会谈。

1974年7月，X同A来到东京，要求Y会社一方履行股份购入及其它在共同开发中己方应承担的义务。X、Y会社之间就400万美元的股份购入款达成了Y会社在1974年9月15日之前支付200万，同年12月底之前再支付200万，即分两次向X付清的协议，协议书由Y会社总部木材部部长署名后交于X。自此之后，Y会社与属于本案合同谈判的对象之一的印尼法人D公司签订了木材购入合同，之后该购入行为至少持续了一年。

1974年10月30日，X由于触犯了马来西亚公共治安维持法被马来官方逮捕并遭到拘禁。Y会社因此中断了与X的合同交涉。在之后的当年11月15日A等人再次来日与Y会社的负责人进行了会谈。另外，Y会社在上述落款日期为7月12日的协议中记载的9月15日及12月31日的两个期限内均未如约支付股份购入款。X于1975年3月10日被一度释放，但随后再次因违反马来西亚治安维持法被捕入狱。

1975年7月A及X的长子E一同来日。A、E等人与Y会社负责人会谈的结果，双方就Y会社应于X再次被释放之日起根据其1974年7月12日签署的协议重新开始关于履行400万美元股份购入款的交涉，并尽最大之努力以最快之速度以定金的名义向X方面支

付25万美元等事项达成一致，并根据上述协议再次做成书面文件，仍由Y会社总部木材部部长签名后交于A、E等人。

1977年3月，X彻底获得自由。在此之前的1976年3月，Y会社的代表探视了被软禁在自己寓所内的X，Y会社的代表以银行不予融资、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不再适合从南洋大量吃进木材、融资保证之事也是困难重重等为由，向X提出由Y会社方面以报销X方面的各项开销的名义向X支付20万美元以此作为和解金撤销本案各项协议的请求。对此，X乃至A至1977年上半年为止前后几次通过电传的方式催促Y会社履行付款义务。此外，A及E又于1976年4月底及5月底又先后两次赴日与Y会社的负责人进行会谈，不料，Y会社的负责人对X方面的催促表示己方不负有任何义务。

基于上述事实，X以Y会社违反本案股份购入合同及本案共同开发协议致其蒙受损失为由，将Y会社诉至裁判所，要求Y会社赔偿其损失。

Ⅱ判决结果

部分认可。

Ⅲ判旨

“首先来分析本案应当适用的准据法。

本案中就成立与否受到争议的合同的当事人是拥有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国籍且在同国拥有住所的X与日本国法人Y会社，因此本案含有涉外因素，确定准据法成为一个问题。

[1]本案合同（股份购入合同）

就本案股份合同应适用的准据法而言，不存在证明X与Y会社之间有明示的指定合同准据法的任何证据，而且，。。。。。。从当事人的住所、营业总部、合同的性质及对象看来，也很难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通过默示的合意指定准据法的事实。因此，应当适用合同的缔结地法（法律行为地法）。在本案中，。。。。。。X与Y会社之间进行的有关本案股份购入合同的交涉的一多半是在东京进行，X主张的应被视为本案股份购入合同申请书的书面文件也是在东京由X的代理人与Y 会社的代表进行谈判时做成的。据此，本庭认为本案股份购入合同的缔结地是在日本国的东京，而本案股份购入合同应适用的准据法则为日本国法。

[2]本案协定（共同开发协定）

与上述本案股份购入合同一样，关于本案协定的准据法也不存在明示指定的任何证据，。。。。。。本案协定乃系对本案股份购入合同所做之补充且与其密不可分之协定，因此使该协定与上述股份购入合同适用同一准据法的做法最为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