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 一、的提出和概念界定 提出“东方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现代化几乎与“东方”无缘。在很长一个时期，在很多人看来，“东方现代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只能“悬置”的问题。起初“东方”还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而“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而来，在中世纪，地中海曾被看作世界的“西方”，中世纪以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中心转到西北欧，世界的范围也扩大到南美洲和北美洲，这种地理和文明范围的扩大，也导致东方概念的变化。16-17世纪，西方向东方扩张，东方世界被按照离世界中心――西欧的远近来划分为近东（地中海到波斯湾）、中东（波斯湾到东南亚）、远东（太平洋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从黑格尔到汤因比的历史中，“东方”文化都是被“西方”文化超越的存在。马克思也曾猜想，东方社会可能不同于西方的进化型社会，他依据当时有限的东方社会（特别是印度）的，指出自给自足的小农，是理解亚细亚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一把钥匙。他说，“这种简单的生产肌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
在过去的现代化逻辑中，现代化从来都是与西方社会相联系的。而这个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革命和现代民主化洗礼的社会。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术语中，“西方”是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相联系的，与此相对应的“东方”，往往是与经济欠发达、政治集权和社会家族化相联系。
这种思想定式甚至使地理上属于亚洲、也是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并不认为自己是“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1885年3月16日的《时事新报》上就发表文章《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还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198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使“东方”和“西方”成为政治概念，“东方”被西方冷战理论赋予了非民主的集权含义。魏特夫（K.A.Wittfogel）认为，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是一种“治水社会”，这种社会的农业由于干旱而需要依赖于协作的灌溉系统，而这种协作进而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形成政治权力控制的庞大社会组织网，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魏特夫，1957/1989）。萨义德（E W.Said ）秉承福柯通过知识关系揭示权力关系的，在1978年发表了《东方学》一书，并提出一套学说来挑战世界范围的霸权话语——东方学，反对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一套与东方学相对立的“西方学”，引发了一场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的浪潮（萨义德，1999）。
苏东剧变以后，“东方”的概念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福山（F.Fukuyama）借用了黑格尔的关于历史以自由原则的凯旋而结束的论断，从“资本主义的胜利”中看到西方模式宣告的“历史的终结”（Fukuyama，1993）。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看到1989年以后世界分裂成七、八个多极格局，两大阵营的对立被文明的冲突所替代，这种冲突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文明或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对立（Huntington，1996）。有趣的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后，又出现了关于西方的分裂和两个“西方”的话题，即所谓“真正的美国的西方”和“欧洲的后西方”、新美国和老欧洲（托德，2002；Kagan ，2003）。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东方现代化”可能性的命题。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东亚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做到了欧美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达到的经济腾飞，新的有关“亚洲价值”的学说创立了。一些“新儒家”学者，根据东亚现代化的经验，对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归因命题提出挑战，试图建立儒家文化与东亚发展的内源发展理论。余英时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入手，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题中也存在勤俭那样的工具理性，这是明朝中叶后商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余英时，1987）。金耀基则直率的指出，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之谜，对韦伯关于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提出“经验现象的挑战”，现在要翻这个“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金耀基，1993）。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似乎也从东亚的发展看到新的前景，发表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书，用“惊心动魄”的美誉赞扬东亚的发展（World Bank，1993）。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所谓“东亚奇迹”提出质疑。美国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克·戴约1994年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以泰国为例指出，东亚国家的经济存在“三明治陷阱”，上面是发达国家抢先占领并用一切手段维持的高附加值产品市场，而下面劳动力费用更低的国家日益强劲的竞争压力，所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很困难。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则直接宣称，东亚经济的成长没有提供出比西方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更为先进的发展模式，所谓东亚“四小虎”其实都是“纸老虎”（Krugman ，1994）。1997年席卷东亚的风暴，造成汇率和股市狂跌，物价大涨，甚至社会和政局动荡，使“东亚奇迹”的话语陷入“失语”状态，对“东亚现代化”是否可能的疑虑重新开始在学术界弥漫。
东亚国家在金融风暴中的迅速恢复增长，使人们对“东亚模式”重新产生兴趣。关于“东亚模式”，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解说：一是“自由市场经济”解说，认为东亚采取了彻底的自由经济政策，因此可以调动全世界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World Bank，1993）；二是“政府干预”解说，认为东亚政府有意识干预市场，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Amsden，1989）；Wade，1990，2000）；三是“外向型经济”解说，认为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至为关键的，东亚实行的外向型发展政策，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巨大压力（Krueger ，1992）。而对于“东亚模式”的批评，则多数集中在“政府过度干预”、“民主化缺失”、“权贵经济”、“裙带关系”等等。
然而，从总体上看，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由于其地域和人口规模的有限，以及发展过程处于冷战的总体背景，所以“东亚经验”实际上还是被作为“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延伸、扩展和推进。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关注“东方”。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快速发展，再次提出了“东方现代化”的可能性问题。而且，中国等大国的情况很不同，中国的现在的人口，已经比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人口还要多。中国等大国的兴起，不仅会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会形成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东方现代化”道路。所以说，“东方现代化”不完全是一个具有地域规定性的概念，它应当包括所有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不同于西方的新经验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验”可以说是这种新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应当有这样几个规定性：一是所谓“经验”，不是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二是“中国经验”又不是无所不包、没有选择发展经历，它特别是指一些具有独特性的新规则；三是“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也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存在，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适性。
二、运行和成长的四种力量 中国的改革，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变化。但有些人认为，中国发生的所有变化都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混合的整体，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不可能把一个领域从这个整体中单独分离开来。而每一个领域都有自身发展的和逻辑，如经济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竞争的效率和经济的收益，政治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社会稳定、社会活力和实现民意表达的社会理想，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社会的整合、团结、和谐和公正，文化追求的最高价值是“传统”的更新延续和凝聚力。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要使这些不同的价值有沟通的桥梁，有相互协调的可能性，而不是用一个领域的逻辑去替代所有领域的发展规则。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四种力量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市场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市场的取向，中间虽然也经过了反反复复，但体制转轨的步伐基本上没有间断，到1992年发表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确定了彻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体制的转型已不可逆转。这种不可逆转，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思想体系和制度体系的构建，更是因为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们的心里建立其市场经济的声誉。从商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资本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从产权市场到期货市场，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市场作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根据一些学者的测算，1985-2002年，中国市场化的总指数从2.183提高到7.061（周业安、赵坚毅，2004）。
2.政府 政府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投资的规模，是市场秩序的确立者和维护者，在有意识地利于各种经济、和行政的杠杆，调控着宏观经济运行，还因为政府实际上是司法、银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最终担保者。在处理纷杂的国际关系、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统一全国的社会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政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干预的力量，一直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村落、和家庭。
政府的独特作用还表现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干预能力，由于财政的分灶吃饭制度和中国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地方政府实际上具有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做出决策的很大空间，甚至可以在地方政策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3.社会结构转型 从上看，社会结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比政府和市场要久远的多，在没有政府和市场的时候，社会结构就已经在发生这种影响。如果说市场是一只资源配置的看不见的手，政府是一只资源配置的看得见的手，那么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国在转型和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很多微观领域出现了正式制度的空白和模糊状态，而这个空白由各种非正式制度填补。这些非正式制度由特定时空中的社会关系构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所谓地方合作主义、社区自治规则、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都是结构转型的资源配置力量的表现形式。结构转型的力量，更重要地还表现在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巨大收益，中国较高的结构弹性成为一种“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