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与乡土农民心态
历史1班 赵珮君 201203010550
摘要：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继土地改革后农村又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的完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农民心态便是它的一个重要要素, 中国小农随历史发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社会心态，经过土改的冲击，农民心态于特点的领域发生了转变，并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中展现了复杂各异的表现与变幻。而作为运动主体，农民的意识心态对于运动的发展走向以及之后的农村改造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意义。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 农民 社会心态
一、遥话当年合作化
农业合作化运动指1951年至1959年期间我国农业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初目的是将土改后形成的普遍分散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的农业个体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1955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激进情绪，运动得到急速发展，到1956年底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付诸中国农业改造实践，打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烙印，实现了广大农村地区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变革。这场以农民为参与主体及农业改造为基本内容的运动，彻底革新了社会主义土地产权与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大农村地区追求其政治理想的结果。
1950年以来，农业合作化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1981年党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给这一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1996年以纪念“三大改造”完成40周年为契机，研究又掀起新的高潮。1990年代以来这一课题已被纳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更加全面、生动，更呈现出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曲折性和丰富性。1990-2001年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表现，囊括有直接论述农业合作化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合作化思想进行论述和其中具体问题的研究。不过专著却极少。近年来一些人物传记、年谱、思想史和回忆录的相继出版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近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些具体问题，特点表现在不同角度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各种问题认识和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影响，使研究者在思想上受到一定的禁锢，难以做到真正的解放，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很难全面体现。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作为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对现实中理论指导、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其他社会存在关系的自发反映形式。在这场运动中农民阶级及中共高层领导对当时中国的认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的感情、情绪以及倾向等,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影响作用。
学界对合作化运动时期农民社会心态的研究己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对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的心理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探讨。但问题在对入社后农民的心态变化考察较少；对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互动考察较缺乏；忽视农民在心理因素的支配
下所产生的行动对政府政策的调整起到的作用；缺少对政府针对表民思想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的分析与探讨。国外和港台地区对中国人心理研究的着重点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理特点上，但是对中国人从传统社会心理向现代化的变迁缺乏论述。研究重点仍在中共高层决策过程，专注研究毛泽东、刘少奇、邓子恢等人的活动，却对于合作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一一基层农民的活动与心理过程的论述很缺乏；忽视基层对中央合作化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实际情况的探讨；主要运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对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稍显不足。
二、宗法情结缘古深
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完全自然的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与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就中国古代无疑是指农民群体。我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是农民文化，我国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改造工程，这不仅局限于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心态与人格。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农民的，正是由于重视农民力量、了解农民疾苦、发动农民革命才取得天下。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党难以科学地认识农民，常常不自觉地用精英的眼光观察大众，以共同体的立场来“改造”具体农民。
在宗法农民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其作为宗法共同体成员的属性与作为力图挣脱共同体束缚的有个性的私有者的属性是对立统一的。农民有人的依赖性与物的孤立性，也有奴性与散漫。作为宗法共同体，在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情况下，农民的“民主主义”中也不免具有宗法式“民主”观的成分，与近代民主观念的价值论基础存在明显的距离。这种民主观出于“共同体心态”而形成对“公意”即共同体意志的崇拜，这使它可以牺牲个人权利、个人尊严和个人人格以追求把“公意”或“多数意志”看成民主的价值。
固有的社会属性使宗法农民具有许多心态特性：1、农民的平均主义意识根植于小农经济，土地是他们的生产资料、谋生的基础,对土地占有量的平均分配是他们的理想。这从历次农民起义纷纷把“均贫富”“等贵贱”等作为纲领和口号以赢得支持和响应中也可见一斑,太平天国运动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明确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平均分配所有土地,从而建立一种“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勾,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2、中国农民具有务实性,作为小生产者的他们自身具有局限性：谋生手段单一,社会地位低,在权力和自然灾难面前经常感到无能为力，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诸如“安贫乐道” “知足常乐”的务实心理。3、自身生产方式的限制使中国的农民具有某种保守性,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考虑的是温饱,而对其他方面很少有想法和要求,加之受教育程度有限,对外面的世界缺乏了解,往往产生悲观保守,因循守旧的心理。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不为富先”。因而合作化初期大部分农民对加入合作社釆取的随大流的态度。正因此,只要不是活不下去,农民对变革、改革一类的政治事情从不感冒。4、但是,相对而言，这种保守性使一旦有非常事件或某种助推的动力出现时，农民身上则开始表现出激进的特点,采用非常规的方法来应对。这也就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现象。不过，农民的这种激进的出现是有特定条件的，一类是如饥饿、灾荒使得民不聊生将农民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还有一类是农民行为的背后有某种权力或者特权的支持、没有后顾之忧，而敢于采取这种非正常的方式。
中华文明有几千年的发展史, 宗法共同体的束缚、封闭、僵化、保守、平均
主义、“红眼病”与权力崇拜等使在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传统的社会心态很大程度地支配农民行为。正如费孝通所言：“不懂得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不懂得农民的过去,不懂得传统怎样支配他们的行为，就不懂得农民,更不会懂得正在变化中的农民”。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动态社会心理现象”,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民的社会心态必然会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要了解合作化时期农民的社会心态,就必须对农民传统的社会心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并初步了解其在近代以来的变化。历史终证明，对农民宗法性的改造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
三、贫富中农各不同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济形式由农业生产互助组演变初级农业合作社到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不同的组织形式农民有不同的思想行动：1、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与传统文化结构自洽，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因而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2、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3、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是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根源。他们的更高级的集体经济形式——超越家庭宗族乃至村庄，也超越了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的家族内部及乡土关系内部的集体主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前两种以家庭所有权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处于合作化初期，合作规模小，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有比较清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安排，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家族主义价值观念和心理需求，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还协调了国家政策与农民的自我行动，促使其内部因素的自洽和统一。因此，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反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在这一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的现象，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即使在外来的，非传统的高级社下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是传统的。因而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不过农民组织起来的集体生产方式改变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和组织形式，与独户单干相比，是组织制度的创新。集体劳动在开荒、兴修水利这些开发土地资源的劳动中，在当时缺乏机器的情况下，要比单户劳动具有更大的效率。这种效率直接表现为当时中国耕地面积的增长和农业粮食产量绝对值的逐年增加。
不同阶层的农民对于合作化持有不同的心态：一，作为富农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不允许加入合作社，高潮掀起后, 则纳他们入社或在合作社内接受劳动改造。软弱富农经济十分软弱, 早已不是合作化运动的阻力。二，中农心态是复杂的，有拥护的积极心态，也有怀疑、不满的对抗心态，以及随大众的从众心态。他们经济地位和贫农接近，对走合作化道路基本上是赞同的，政治觉悟也较高, 他们参加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 而且热情很高, 是合作化的骨干力量。可因为小农经济的自私性，他们大多数对旧式富农感兴趣，更愿意单干，但又不敢放手去干。
初期他们不支持合作化运动，但合作化带来的农业丰收促使他们意识到合作社的好处，加之怕农忙时雇不到工和没有抗拒自然灾害能力的顾虑最终走上合作化道路。三，土改使几千年受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基本上成了自由的个体。但其经济状况很不乐观, 对自主经营有很大困难, 所以积极要求入社。他们对合作化运动的积极支持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完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1955年夏以后,农业合作化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其中除领导人激进意志外,社会心理的急于求成、盲从与激进也是合作运动出现“冒进”的重要因素。“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增进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中虽有许多灭亡小农经济,实行大规模合作社会生产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论述，但对于怎样使小农家庭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并没有具体论述,同时到底要用多少时间,也未提供可参考的数字。基于苏联的经验,急于向集体化过渡的心理也就顺理成章。在崇拜心理的驱使下,往往很容易产生盲从，它们是建立在民众的文化素质和一定的行为模式基础之上的。当时广大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领袖相当程度的崇拜和盲从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一方面，中国人民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贫困、文化水平低下,尤其缺乏民主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做了主人，分到土地,因而他们相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进步合作道路。尤其是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人民群众来说，就是正义的象征、真理的象征、胜利的象征和幸福的象征。因此，人民群众包括广大的共产党员产生一种盲目服从的心理。受此影响或支配,将很主观性的东西接受并付之行动。
纵然社会心理迥然，合作化道路的迅速完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时人们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的倾向性和规定性。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他们对合作化未作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在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指导、社会舆论的鼓动和对领袖个人的崇拜,中共的合作化运动的实践与社会心理形成强大的互动,使这一重大历史性的变革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
四、回首向来紧相关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党在农村继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它的发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作为农村主体的农民是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心态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催化剂。正确理解和分析这一催化剂不仅可以加深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会对当今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有借鉴意义。
社会心理作为社会共同体中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不仅覆盖面广泛，而且具有巨大的历史延续力，对共同体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影响。由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相继发生，因此，土地改革带来的农民社会心理变迁，无疑会对农民应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更强烈的影响。这一影响是颇为复杂的，既有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
农民政治心理的二元倾向在土改前后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之前,保守是常态,要鼓动农民的政治激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土改后,激进心理不仅在部分农民心理上得到了保留,而且即使已转向保守的农民也比较容易重新激起。合作化运动与土地改革相隔时间短暂,农民对其土改时的激进情状记忆犹新，新的利益推动他们心理转向激进，而农民土改中成长起来的阶级意识更是激起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激情的催化剂，是其积极应对农业合作化运动阶级政策的心理基础。因而农民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