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内蒙古

民族电影认同与国家认同建构整合研究”（编号：12YJA760096）；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文化与产业并重艺术和市场共赢———内蒙古民

族电影产业发展对策研究”（编号：2011B047）。［收稿日期］2013－01－20［作者简介］张芸，女，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传媒学

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

2013年5月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May．2013第34卷第3期INNERMONGOLIASOCIALSCIENCESVol．34№．3

内蒙古电影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张芸（内蒙古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摘要］在电影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内蒙古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电影文化

产业发展的速度，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严重脱节。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电影60余年的创作历程，民族文化内涵缺失、创作模式僵化、市场理念匮乏是导致内蒙古电影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发展内蒙古电影文化产业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即树立文化产业意识、从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引导和支持内蒙古电影产业的发展、确立内蒙古电影文化与产业发展的关联战略。［关键词］内蒙古电影；文化产业；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81（2013）03－0139－04

现阶段，为推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大力扶持电影业的发展。2009年末，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计划》，2010年初，又下发了《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一系列振兴文化产业、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文件，将发展电影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电影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客观分析内蒙古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内蒙古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速度，产业状貌无从谈起，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严重脱节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内蒙古电影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民族文化内涵缺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电影事业随之起步。“新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是新中国政治的组成部分，它在为中国百姓提供意识形态想象的同时，也为中国主流政治塑造审美形象。”［1］（P.1）基于十七年时期（1949～1966）中国特定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内蒙古电影①文本的首要出发点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为主流政治塑造审美形象，其次才是文本的民族内容。因此，这一时期内蒙古电影的题材离不开革命战争、阶级斗争，体现民族文化的电影少之又少。如果抽离特定地域和民族风光这两个元素，内蒙古电影与本时期的非少数民族电影在文化面貌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因而，这一时期内蒙古电影的文化面貌可以概括为“政治诉求+草原景观”。新中国第一部体现内蒙古民族题材的电影《内蒙春光》就是这一文化面貌的典型呈现。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电影进

入了发展的新时期。1977～1990年的内蒙古电影虽然衍生出一些新的特质，如对电影本体的关注、对造型细节的强调、对生命意识的表现等，但整体

931①本文中的内蒙古电影主要指内蒙古民族题材电影，即以蒙古族的历史或现实生活、文化传统、精神传承、风情习俗等为基本内容的电影。其中，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及其他影视制作机构为主要生产方，以内蒙古的电影编创人员为创作主体，以内蒙古民族题材电影为主，也包括其他地区的制片厂、影视制作机构、非蒙古民族、非内蒙古籍人士创作的内蒙古民族题材电影。文化面貌并没有太大改观，与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严重脱节。电影基本上还是作为“载道”、“教化”的工具发挥着其认知、教育功能。因此，这一时期内蒙古电影的文化特征可以概括为“宣传+教化”，代表影片有《祖国啊，母亲》、《战地黄花》、《蒙根花》、《母亲湖》等。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政治一体化、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加快，商品经济渗透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也直接作用、影响着9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倔强姿态跋涉于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双重背景中时，内蒙古电影才刚刚迎来其民族意识的复苏期。这一时期，内蒙古电影逐渐走出革命文艺作品的窠臼，摆脱了形式的束缚，深层探询民族文化内涵，最大限度地呈现其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这一时期的内蒙古电影呈现出“民族文化品格确立”的特征，出现了《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一系列表现蒙古民族英雄的电影。新世纪内蒙古电影的创作理念、创作美学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内蒙古电影从抒写政治的浅陋之见过渡到对电影本体的更多关注；从对本土景观的简单描摹到关注本土文化的深层意蕴，尤其关注生命主体，凸显人性、人情的现代性，注重表现蒙古族潜在的生命意识和家国情怀。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电影文化特征表现为生命意识的复苏与家国情怀的彰显，影片《天上草原》、《图雅的婚事》、《长调》、《季风中的马》、《圣地额济纳》、《额吉》等，以悲悯情怀冷静观照世界，以朴素的写实手法讲述了草原生活的厚重和艰难，无论是沉重还是轻松，影片展示的都是蒙古民族温厚与崇高的生命意识和家国情怀。电影的使命就是以电影这一现代大众传媒为载体，把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化为视觉、听觉符号并传播出去。内蒙古电影文化肩负的使命是表达、传承与坚守民族文化，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理念，在中国乃至国际电影文化语境中立足，以电影文化的影响力促进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二）创作模式僵化长期以来，内蒙古电影的创作方法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性，重视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以至形成了刻板、僵化的创作模式，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电影文化的核心是创新，创作模式僵化、创新能力不足直接导致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难以为继。内蒙古电影创作模式的僵化表现在创作观念偏执、内容表现单一及电影普世性价值缺失两个方面。一是内蒙古电影创作观念偏执、内容表现单一。1950年，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电影《内蒙春光》，在上映后不久因涉及党的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遭遇“停映”风波，经过修改，影片突出了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的主题，并更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重新上映。《内蒙人民的胜利》在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的同时，以“高远的天空、辽阔的草原、奔驰的骏马、成群的牛羊”等草原景观作为“蒙古民族题材电影”的注解，很好地完成了宣传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使命。其后，十七年时期的内蒙古电影几乎全部是这一创作模式的翻版，如《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鄂尔多斯风暴》等，其核心主题是革命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附加主题是党的民族政策，直接功能是宣传媒介和教育工具。这些影片不乏蓝天白云、绿草牧场、洁白的蒙古包、奔腾的骏马、那达慕大会、蒙古族音乐歌舞、青年男女定情习俗等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但都带有政治隐喻色彩，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美好新生活的歌颂和赞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是我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内蒙古电影创作基本停滞，此不赘述。1977年至90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文化多元解放的社会语境成就了中国电影之“新”，创作观念、技巧、风格的革新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这样的语境下，电影美学观念不断革新，电影形式种类多样，经典文本不断涌现。但内蒙古电影并没有融入到这样的氛围之中，落于窠臼之作较多，在影片内容、叙事模式上没有突破，蒙古民族文化的内核没有表现出来。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多种原因，但电影观念的僵化依然是其主要原因，电影创作依然局限于电影的政治功能。90年代以后，内蒙古电影才从“革命文艺作品”样式的窠臼蜕化出来，开始探索民族电影的独特文化内涵。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电影的数量明显增加，题材趋于多样化，大多作品能够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视角，但在类型、风格方面，雷同之作较多，能够带给观众思考与回味的空间不多。二是，电影普世价值的缺失。“电影作为文化载体，也即影片本文所呈现的文化内涵，无论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电影都将反映特定时代、国家、民族、地域的社会文化现041象，并进而表现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2］（P.5）综观内蒙古电影60余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已经卸下了政治说教的使命，努力挖掘着本民族厚重的文化特质、历史内涵和生命体验，但偏于一隅，受限之作较多，忽视了草原文化所具备的人类共同价值，几乎没有挖掘、传达草原文化普世性价值的作品问世。在电影文化产业发展越来越快的当下，以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为根本，摒弃简单复制文化表征的惯习，克服狭隘的表现方式，表达与叙述全球化背景下蒙古民族的生活现状，挖掘和呈现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与普世价值，传播与再现蒙古民族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魅力，是内蒙古民族电影创作者肩负的重要使命。（三）市场理念匮乏尽管有过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八年领跑全国的辉煌，但在全国范围内，内蒙古依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意识淡薄，反映在电影艺术领域，即表现为市场理念匮乏、忽视市场经济规律、电影的经济效益较低等。1949～1966年，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一切经济形式都在国家公有体制范围之内，电影的生产、发行和放映都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进行。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之下，各类影片从摄制到放映，都是政治主题当先，艺术规律退而求其次，内蒙古电影的创作生产亦如此，电影市场无从谈起。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以前，电影的创作环境相对宽松，电影艺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电影市场形势一片大好，1979年创造了293亿观众人次的奇迹。80年代中期，电影的商业化特性开始凸显，电影体制改革初现端倪。但经济体制仍是计划经济体制，每个电影制片厂的每一部电影都被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每部7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电影制片厂无需为电影的经济效益担忧。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札撒》（1985）只卖出一个拷贝，以至于田壮壮说这部电影是拍给下一个世纪的观众的［3］。《成吉思汗》（1986，导演詹相持）可以说是80年代内蒙古电影的“大片”，本片以果敢坚毅、勇猛善战、雄才伟略、情感丰富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为中心，涉及人物、事件众多，场面恢弘，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但由于市场意识匮乏，宣传发行不到位，影片反响不大。由此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包销制度固然创造了宽松的电影创作环境，但市场意识的匮乏终究成为制约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现代化进程、商品大潮的冲击、电影体制由计划型向市场型的转变对电影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电影生产和发行体制，成为电影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及正确的思路和选择。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印发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

通知，引起了中国电影界的巨大震动和强烈反响。中国40余年统购统销、产销脱节的制片发行模式结束了。在1993年电影体制改革之初，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一下子陷入拍片额度不变、但无财政拨款、民族电影既无资金又无销路的困局［4］。随之，内蒙古电影制片人的商业意识开始萌发，在《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几部影片中，电影的观赏性被强调，“娱乐性与政治性之间经过相互较量和相互协商，都在逐步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1］（P.170）。《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国内电影市场上战绩颇佳，总票房逾500万元，获各类奖项18项，卖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作与宣传并重、艺术与商业联袂，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取得佳绩的秘诀。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电影的市场现实仍不容乐观。不可否认，内蒙古电影不乏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精品力作，然而几乎都陷入“奖项不少，票房不多”的泥沼。《天上草原》是中国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