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第114条
篇一：《合同法》第114条、《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如何理解
上周五到中院学习时，曾有人提出违约金过高应如何调整，现就《合同法》第114条、《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如何理解的问题，笔者不揣浅薄，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1999年10月施行的《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司法实践中，对“过高”、“过低”的标准，各地法院乃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掌握尺度都不尽一致。经过十年审判实践的探索和调研，最高法院于XX年4月出台了《合同法解释二》，该解释第2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据此，有观点认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人民法院降低后的违约金不得超过实际损失的倍。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表述的“适当减少”所对应的参照系是当事人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或根据约定的办法计算出来的违约金，只不过对“过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已。《合同法解释二》第29
条第2款针对此问题，对何为“过高”作了一个明确的解释，即把当事人所受损失的倍作为一个红线，低于此红线，不属于“过高”；高于此红线，则属于“过高”。当事人请求降低，可以“适当减少”。这里的“适当减少”是相比原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而言的，并没有说必须减少到当事人所受损失的倍以下。换言之，当事人所受损失的倍仅作为“过高”、“过低”的标准，而不能作为调整后的违约金的上限。理由是：针对违约金过低如何调整，《合同法解释二》第28条规定：“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条明确规定了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如果约定的违约金过高，降低后的违约金也要以实际损失额的倍为上限，为何《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不作出明示的规定？对法律条文解释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文义解释，而通过该方法，得不出“降低后的违约金要以实际损失额的倍为上限”的结论。XX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6条规定：“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
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尽管该意见有“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的表
述，但从中也解读不出有“降低后的违约金要以实际损失额的倍为上限”的意思。再者，从当时该意见下发背景的看，XX年，因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所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在司法领域已经出现明显反映，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当然要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要求。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法官要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极大、超大幅度的降低违约金，不能因企业违约而将其一棍子打死。现如今，全球性金融危机逐渐消退，我国经济逐渐稳步增长，该意见制定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已略有变化，法官可以对违约金减少的幅度略作调整。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用公权力介入的方法，动辄否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极大、甚至超大幅度的降低违约金标准，会对合同自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过度冲击，有违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立法精神。因此，对违约金降低幅度的不应受实际损失倍界限的影响，只能是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9条第1款规定，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谨防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篇二：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论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解释论
汪渊智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
XX-03-04 16:51:52来源：《政法论丛》XX年第5期关键词: 代理权无权代理表见代理授权人责任
内容提要《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在构成要件上虽然无须被代理人存在过失，但须有被代理人的行为与代理权的外观假象之间存在关联性，同时该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是指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代理权的外观假象既可以是被代理人的积极行为引发，也可以是消极行为引发。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是“该代理行为对第三人有效”，被代理人不得主动主张该代理行为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是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但是，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是什么，是否要求被代理人主观上存在过失？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是否指“善意无过失地”相信？我国法上表见代理的类型有几种？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是什么，“代理行为有效”与有权代理行为的效力有何区别？被代理人承受了表见代理的后果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对无权代理人追偿？这些问题，在该条文中规定得并不明确，因而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本文从解释论的角度对《合同法》第49条作一解读，以期
有助于司法实践。
一、被代理人具有可归责性应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表见代理本属于无权代理，但因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人相信某人具有代理权的外部表征，致使其相对人信赖其有代理权而与之为法律行为，法律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信赖，而使本人负授权人的责任。表见代理，除欠缺代理权要件外，有效代理的其他要件均具备，即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代理行为、代理人自为意思表示、代理行为具有容许性，但仅此还不能与狭义的无权代理相区别，构成表见代理尚需具备特别要件。其中，是否需要被代理人具有过失，理论上一直有争论。
有人认为，表见代理的发生应以被代理人的过失为要件，或者说被代理人以自己的过失行为而使第三人确信无代理权人具有代理权是表见代理发生的必要条件。如果被代理人对于代理权表象的产生没有过错，让他承担与有权代理相同的后果，尤其是让无过失的本人为故意制造代理权假象的无代理权人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①。也有人反对这一观点，认为表见代理的成立，不以本人主观上具有过失为必要条件，即使本人没有过失，只要客观上有使第三人对于代理权存在陷于错误判断的客观情形，即可成立表见代理②。表见代理既为本人利益与第三人利益之价值选择，并因为第三人利益中包含了交易安全的因素而以保护第三人利益为重，就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