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 摘要：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上市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大，且这种正效应在将违规次数与公司违规变量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违规的正效应更明显。本文的研究在于从更广泛的视角考察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内部防范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为国企进一步的改革和民营企业规范公司治理提供建议。 关键词：管理层权力；上市公司违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Managerial Power, Property Rights and Corporate Fraud Financial management: Shang Maona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7 as sampl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power, property rights and corporate frau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greater the power of management,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of fraud,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replacing the number of violations with corporate fraud and conducting the robustness test. Further studies find that, compared to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management power on listed companies is more obviou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aims to test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ompany's illegal behavior from a wider perspective, provide new thinking angle for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department and the company's internal department to prevent company irregularities,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further reform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o regulate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Management power; violations of listed companies; state-owned enterpris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前言 自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在这个新兴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也在不断出现。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违规主要分为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交易违规，具体包括虚构利润、虚列资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推迟披露、重大遗漏、披露不实、欺诈上市、出资违规、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占用公司资产、内幕交易、违规买卖股票、操纵股价、违规担保、一般会计处理不当等15个种类。仅2012年到2017年受到监管部2

门处罚的违规行为就高达3548条。据2018年10月发布的《2017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显示，2017年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为23.993，比2016年的24.495下降2.05%，下降幅度较为明显，但我国上市公司违规情况依然严峻。 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公司违规现象也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因素主要着眼于政府制裁[1]（Lisic L.L,Silveri S.D,和Song Y等，2015)、外部治理环境[2]（彭茂和李进军，2016）等外部经济环境以及股权结构[3]（高燕和董梅生，2017)、董事背景特征[4](车响午和彭正银，2018)、CEO的社会关系[5]（Khanna V和Kim E,Lu Y,2015）等公司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然而除了这些因素，管理层作为公司经营管理的直接实施者，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往往可能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公司出现违规行为。 中国证券市场上市的许多公司为各级政府控股，国有产权企业承担着多重社会任务，如为社会解困、募集资金、解决就业等，因此，国有上市公司各项制度建设与运营不可避免会受到各级政府的影响[6]（刘启亮,罗乐和何威风等，2012)。那么，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时，相关监管部门会否因其国有产权性质的特殊背景和地位而对其违规行为采取纵容包庇或漠然视之的态度？ 本文基于2012-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以公司违规为被解释变量，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得的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数为解释变量，根据上市公司不同的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运用分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更广泛的视角考察了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内部防范上市公司违规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为国企进一步的改革和民营企业规范公司治理提供建议，希望在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良好发展的进程中贡献出微薄的力量。 1文献综述 1.1关于管理层权力的研究 管理层权力指的是管理层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以及当公司治理出现缺陷时，管理层所表现出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权的影响力。根据管理层权力的不同来源，Finkelstein（1992）将管理层权力划分为结构性权力、所有者权力和专家权力[7]。 现有的关于管理层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薪酬激励、盈余管理、股利派发、企业投资、3

高管腐败和公司现金持有等方面。盛明泉和车鑫（2016）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8]。傅颀和邓川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的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正相关[9]。王茂林，何玉润和林慧婷（2014）发现，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10]。周美华，林斌和林东杰(2016)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腐败越严重[11]。杨兴全、张丽平和吴昊旻（2014）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12]。 由于我国的资本结构较为特殊，因此，研究产权性质对管理层权力的影响显得颇为重要。已有研究表明，产权的属性不同会导致企业管理层权力的来源与作用机制也不同，进而管理层在企业决策中扮演的角色也具有较大差异。苏坤（2017）认为在我国独特的资本市场背景和权力至上的文化背景下，由于股权相对集中造成经理层往往由控股股东指派，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再加上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及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国有企业管理层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往往具有比较大的权力[13]。 1.2关于上市公司违规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前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基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内部包括董事会特征、独立董事本地任职、高管之间的裙带关系、高管激励等。蔡志岳和吴世农（2007）认为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和设立审计委员会对约束监督公司行为有一定效用[14]。周泽将和刘中燕（2017）认为独立董事本地任职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倾向与严重程度[15]。陆瑶和胡江燕（2016）认为CEO与董事之间的 “老乡”关系会降低其与董事会之间

的沟通协调成本以及董事会对其的监督效用，使得违规行为更加容易。[16]。Johnson, Ryan 和Tian 等（2009）发现当高管面临更大的激励时，企业发生欺诈行为的可能性更高[17]。外部则指社会资本等。蒋尧明和赖妍（2017）认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的上市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越低[18]。 1.3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违规的相关性研究 目前，国内直接针对这两者之间的研究还很少，仅有魏志华,李常青和曾爱民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越有可能发生公司违规[19]。除此，傅颀和邓川（2013）认为，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越容易进行盈余管理[9]。国外学者Khanna V和Kim E,Lu Y（2015）针对美国上市公司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EO权力与公司违规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5]。 1.4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的相关性研究 产权性质通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最终控制人的类型确定，在已有的研究中直接探讨产权性质与公司违规的成果并不丰富。在仅有的少量研究中，学者们对产权性质与公司违4

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看法，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结论： 一是认为国有上市公司违规的可能性更大，非国有上市公司更能有效控制违规风险。林毅夫和林志赞(2004)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要承担更多的政治负担，比如发展国民经济、促进社会就业、增加财政税收等，所以国有企业在生产运作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20]。赵璨，曹伟和朱锦余等（2013）认为当为各级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时，监管部门可能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自己承担一切经营风险，政府并不会为其经营风险或违规行为担责或提供庇护，所以非国有产权的企业有更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提高公司内部治理质量，控制并降低公司运营过程中各种风险出现的可能性[21]。 二是认为国有上市公司能够有效控制风险，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认为国有产权性质对抑制正向盈余管理有明显效果，可以有效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出现的风险[22]。另外，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性质和更具优势的背景关系为企业的发展经营连续不断地提供资源和政策便利。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上市公司不仅没有这种强大的资源与政策支撑，还要面临巨大的社会生存和市场竞争压力。在这种环境下，非国有企业可能会通过盈余管理以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甚至采取盈余操纵手段牟取私利，从而自身面临更多的违规倾向和法律风险。 三是认为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何杰和王果（2013）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类型与公司违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23]。 1.5文献述评 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在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从违规行为直接实施者的角度寻找违规动因的研究很少，仅有魏志华,李常青和曾爱民等针对关联交易、管理层权力与公司违规做了相关研究[19]，但该文献也更强调管理层权力对关联交易与公司违规之间关系的影响。除此之外，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管理层权力的来源与作用机制不同，从而其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影响，现有文献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因此，基于前述研究的欠缺和方向指引，本文认为有必要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的差异及其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这一研究将对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构建与内部监督及对监管部门工作的进一步改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